在阶级社会中，国家是占社会人口少数的剥削阶级压迫占社会人口多数的劳动阶级的工具。现代资产阶级国家虽然确立了“人民主权”的法理原则，但仍然没有改变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实质，只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由奴隶主和奴隶、封建主和农奴演化成了资本家和工人。早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就注意到，从宗教中解放出来的“政治国家”，并不是一个“自由国家”，而是一个被市民社会奴役的国家。作为成熟了的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把现代国家变成了资本奴役劳动的工具。在《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的阶级斗争》中，马克思揭示，六月起义的失败“迫使资产阶级共和国现了原形：原来这个国家公开承认的目的就是使资本的统治和对劳动的奴役永世长存”[38]。
1.资产阶级国家民主制的实施以不损害资本对劳动的专制统治为底线
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作为对封建君主专制的否定，其历史进步性不容抹杀。然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全体资产阶级都获得了统治权。这时，资产阶级想使革命停顿下来，把它限制在资产阶级利益的范围内，于是采取种种措施反对无产阶级的要求，甚至调集反动军队，随时准备镇压无产阶级的反抗。在《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的阶级斗争》中，马克思是这样描述和揭露二月共和国隐蔽的统治套路的，他说：“正如七月君主国不得不宣布自己为设有共和机构的君主国一样，二月共和国也不得不宣布自己为设有社会机构的共和国。”[39]然而，它虽然成立了专门的无产阶级劳动部，但那只能是一个软弱无力的、徒有善良愿望的卢森堡委员会，它所设立的“国家工厂”也只不过是露天的英国习艺所[40]，它所组成的别动队表面上是同资产阶级国民自卫军对立的无产阶级自卫军，而实际上则是从流氓无产者中收买的用以反对无产阶级的“隐蔽武装”。当资产阶级的骗术被揭穿、无产阶级起来反抗的时候，资产阶级国家就运用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暴力机器，对无产阶级实施赤裸裸的暴力镇压。如1848年6月22日，巴黎工人为抗议解散“国家工厂”而举行起义，临时政府悍然动用军队、别动队、国民自卫军对没有领袖、没有统一计划、没有经费和多半没有武器的工人进行了残酷镇压。尔后，资产阶级为自己所经受的死亡恐怖进行了闻所未闻的残酷报复，残杀了3000多名俘虏。[41]六月起义侵犯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秩序，于是，二月共和国便摘掉了保护和掩饰这个凶恶怪物的王冠，暴露出这个凶恶怪物的脑袋，从而显示了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本性。马克思在对六月起义和之前的法国革命进行比较分析后，认为：“1789年以来的许多次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没有一次曾侵犯过秩序，因为所有这些革命都保持了阶级统治和对工人的奴役，保持了资产阶级秩序，尽管这种统治和这种奴役的政治形式时常有所改变。六月革命侵犯了这个秩序。”[42]
资产阶级国家实现民主制的真正目的，并非完全是对人民主权的崇尚，而是通过民主制这一“最好的政治外壳”来保障资产阶级的财产所有权，调配和发挥资产阶级的力量，保障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统治。因而，资产阶级在对国家作出制度安排时不可能真正贯彻主权在民的民主本意。从本质上看，它仍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只不过它以“民主共和”这个隐蔽的方式掩盖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用民主制代替君主制，丝毫不会触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支配劳动的经济本质；相反，只要把保护神圣不可侵犯的资本主义利润的斗争方式加以改变，就可以同样地在民主制下保持这种利润，这种利润便是资本家对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正如恩格斯后来在《反杜林论》中所说：“现代国家也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共同的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组织。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43]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明确指出，“六月起义者的失败，固然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奠基和建立准备和扫清了基地，但同时它也表明，欧洲的问题并不是争论‘共和国还是君主国的问题’，而是别的问题。它揭示出，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这里是表示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实现无限制的专制统治”[44]。
2.资产阶级为镇压无产阶级反抗不惜从民主共和国退回到君主国
1848年欧洲革命之所以以失败告终，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资产阶级在领导这次革命时，为了保持自己的既得利益，惧怕无产阶级，甚至公开同封建专制势力结成联盟。比如，在法国二月革命前，资产阶级共和派“本来已经准备好在开始时满足于奥尔良公爵夫人摄政，恰好这时爆发了二月革命”[45]。换句话说，如果不发生二月革命，资产阶级共和派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就要和七月王朝的王室和保皇势力妥协了。因而，马克思说：“这个派别取得统治权并不像它在路易-菲力浦时期所幻想的那样，是通过资产阶级举行反对国王的自由主义叛乱，而是由于无产阶级对资本举行了被霰弹镇压下去的起义。”[46]面对突如其来并超乎想象的革命胜利，资产阶级共和派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所以只能建立法兰西共和国的“临时政府”。这也显示出他们推动法国再次走向民主共和的底气明显不足。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共和国是在无产阶级逼迫下成立的，是无产阶级强加给临时政府、并通过临时政府强加给全法国的。这就使得帝制复辟的危险依然困扰着这个资产阶级统治的现代国家。在《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曾预言，资产阶级各个集团准备抛弃立宪共和国这一它们阶级统治最强大最完备的形式，“后退到低级的、不完备的、较软弱的形式即君主国去”[47]。
1849年6月，金融贵族和大土地所有者的代表——秩序党掌握了议会、内阁和军队大权。路易·波拿巴则依靠农民的支持当上了法兰西的总统，依靠自己秘密流氓组织“十二月十日会”进行篡夺军政大权的活动。他就职后，通过一系列卑劣的政治操作，将大权独揽，积极复辟君主制。1852年12月2日，他正式宣布自己为法兰西皇帝，称“拿破仑三世”，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帝国。他之所以能够成功复辟帝制，正是由于秩序党的反人民性和内部各集团利益的尖锐矛盾，使其在与路易·波拿巴争权夺势的斗争中归于失败。秩序党伙同资产阶级共和派镇压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反抗，以后秩序党击败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秩序党在反人民的斗争中，不得不加强行政权力，而加强行政权力则使路易·波拿巴地位更加稳固，使两者的矛盾更加突出出来。于是，路易·波拿巴用到各地巡视的方式把人民鼓动起来反对秩序党。1852年1月11日议会复会时，路易·波拿巴把延长总统任期的权力得到手，随后把掌握军队权力作为自己的目标。秩序党穷于内部争吵，随着尚加尔涅将军军权的丧失，最后它自身连同共和国一起粉身碎骨了。这样，在整个1848年革命期间，法国资产阶级政权经历了从民主共和国到军事独裁帝国的演变。但是，攫取国家最高权力的路易·波拿巴并不是一个多么有雄才大略的伟大人物，而只是一个平庸的、可鄙的、滑稽的小丑。(www.xing528.com)
这表明，当人民主权这一进步思想与资产阶级利益发生冲突时，就会使自己出丑。尤其是在无产阶级足以与资产阶级抗衡的条件下，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为了镇压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反抗，甚至不惜向独裁君主妥协而将自己曾经宣扬的“人民主权”原则置于脑后，他们宁可把权力交给像路易·波拿巴这样的“小丑”，也不交给无产阶级。其实，从资产阶级的利益考量，二月革命时期，法国已经建立了完备的资产阶级统治，如果以君主制来组织国家，王权便成为介于资产阶级和人民之间的虚构权力，既为资产阶级利益效劳，又替资产阶级统治掩护，而掌握实际统治权的资产阶级有了王权这个“替罪羊”，也就无需对自己的统治负责，因为每当无产阶级要向资产阶级本身射击的时候，炮弹总是落在替罪羊身上。当然，如果这个替罪羊成了资产阶级的累赘，如果资产阶级想把自己的政权确立为专为自身服务的政权，资产阶级就会主动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王权。把国王作为防备人民的避雷针，而把人民作为防备国王的避雷针，这便是资产阶级的如意算盘。当然，国王也不甘心充当资产阶级的工具，他也可以把自己打扮成无辜的、善良的为人民谋利益的“救世主”，而把一切罪恶推卸到资产阶级头上而使之成为“靶心”。那时，资产阶级由于害怕王权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自己而不敢轻举妄动，甚至要勾结曾经的革命对象——封建王权，来镇压自己曾经的革命盟友——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在这种情形下，他们宁愿向君主让步选择君主国，也不选择民主共和国。而且，除法国经历路易·波拿巴当选总统→发动政变→复辟帝制的过程外，1848年革命后的欧洲大陆各国都以不同的方式纷纷走向了君主制的复辟。比如，普鲁士在经历了两任资产阶级政府统治之后，恢复了勃兰登堡王朝的统治；意大利在经历了数次革命风波之后，也同样恢复了王权统治。
3.资产阶级为加强对本国无产阶级的统治甚至出卖本国民族利益或对他国民族实施殖民侵略
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对无产阶级的统治和压迫，公然出卖作为人民整体的民族的利益。比如，普法战争时期，面对普鲁士军队的大兵压境，以梯也尔、特罗胥为首的所谓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国防政府”没有丝毫犹豫，随即开始屈膝向普鲁士侵略者投降，并与之勾结签订合约，通过出卖民族利益来换取清剿工人阶级的军事力量，以达到彻底剿灭工人阶级，继续保持资本奴役劳动、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目的，并将发动普法战争的债务重担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正如马克思所说：“国防政府在民族义务和阶级利益之间的这一冲突中，没有片刻的犹豫便把自己变成了卖国政府。”[48]因为要保卫巴黎，就要武装工人阶级并把他们组织成为一支在战争中锻炼并提升战斗力的军事力量。巴黎战胜普鲁士侵略者，无疑是法国工人战胜法国资本家及其国家寄生虫。在马克思看来，自诩为“国防政府”的临时政府“‘防御’的不是普鲁士的士兵，而是巴黎的工人”[49]。这也揭示出，一旦民族运动开始唤起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并使无产阶级的组织得到锻炼、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受到威胁时，资产阶级就会毫不犹豫地调转枪口，镇压无产阶级革命，必要时甚至不惜牺牲民族利益，与压迫民族的统治阶级勾结起来。
而且，资产阶级在利润之魔的驱使下，为了增加原料供给和扩大产品销路，不断开拓世界市场，把落后民族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世界市场的突然扩大，流通商品种类的倍增，欧洲各国竭力想占有亚洲产品和美洲宝藏的竞争热，殖民制度，——所有这一切对打破生产的封建束缚起了重大的作用。”[50]世界市场的开拓，充满着资本统治的所谓文明民族对落后民族的殖民压迫的血与泪。也就是说，资产阶级不仅奴役本国的无产阶级，还压榨落后国家和民族的无产阶级。具体说来，“殖民制度大大促进了贸易和航运的发展。‘垄断公司’是资本积聚的强有力的手段，殖民地为迅速产生的工场手工业保证了销售市场以及由市场垄断所引起的成倍积累。在欧洲以外直接靠掠夺、奴役和杀人越货而夺得的财宝，源源流入宗主国，在这里转化为资本”[51]。这样，世界上就形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一个是拥有资本并剥削地球上绝大多数居民的为数极少的文明民族阵营；另一个是形成这个绝大多数的殖民地和附属国被压迫、被剥削的“未开化”和“半开化”民族阵营。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52]这种国家间的民族压迫分裂了世界无产阶级运动，使之成为一个以民族为单位的对立的政治力量。因为宗主国的资产阶级将从殖民地掠夺来的“战利品”拿出一部分收买本国的无产阶级上层分子，使其中的一部分人也参与到了压迫殖民地人民的行列中去了，有的甚至还受雇充当资本集团在殖民地的代理人。这就使得打上民族烙印的无产阶级运动会使各国劳动人民彼此仇视和敌对，难以形成团结一致的力量。而且，由殖民统治造成的民族压迫，反过来也阻碍着宗主国的现代国家建构进程。比如，1848年欧洲革命时期，德国资产阶级力图结束封建分裂状态，建立一个统一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但是德国的资产阶级却又奴役着波兰等其他民族。这使得德国人民习惯于战争和军队镇压的场面而无法获得民主和自由。正如恩格斯所说：“只要我们还在帮助压迫波兰，只要我们还使波兰的一部分受德国的束缚，我们自己就仍然要受俄国和俄国政策的束缚，我们在国内就不能彻底摆脱宗法封建的专制政体。建立民主的波兰是建立民主德国的首要条件。”[53]
综上所述，资产阶级国家试图将权力的统一与权力结构的制度化达到完美的状态，以装饰其“普遍的社会公共利益代表”的面孔。然而，它的宪法通过普选权给予了政治权力的那些阶级——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小资产者，正是它要永远保持其社会奴役地位的阶级，而被它认可享受旧有社会权力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却被剥夺了这种权力的政治保证。这样的结果便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被宪法硬塞进了民主主义的框子里，而这个框子时时刻刻都在帮助敌对阶级取得胜利，并危及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本身。也就是说，宪法要求前者不要从政治的解放前进到社会的解放，要求后者不要从社会的复辟后退到政治的复辟。[54]马克思认为打破这一僵局的办法只有无产阶级革命。他从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后建立的共和国镇压无产阶级反抗的暴力行径中，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资产阶级国家的实质就是维护资本奴役劳动的统治秩序。在资产阶级社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构成了社会的基本力量，前者拥有资本的所有权，后者则是劳动力的所有者，它们的矛盾也构成了社会的主要矛盾。法国1848年六月起义的失败也使工人阶级认识了这样一条真理：“它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只是一种空想，这种空想只要企图加以实现，就会成为罪行。于是，原先天产阶级想要强迫二月共和国予以满足的那些要求，那些形式上浮夸而实质上琐碎的、甚至还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要求，就由一个大胆的革命战斗口号取而代之，这个口号就是：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55]因此，可以说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为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准备了条件。当无产阶级感到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许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都只是一种空想的时候，便要起来反抗，打碎这个国家机器，建立自己的阶级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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