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现代国家思想研究：维护资产阶级利益

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并产生国家以来，每一个试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也就是说，新兴的阶级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资产阶级更不例外。因为资产阶级已经是一个阶级，不再是一个等级了，所以它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而不再是一个地域内组织起来，并且必须使自己的利益具有一种普遍的形式。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统治前宣布自己代表全社会的普遍利益，是为了争取更多的阶级、阶层与其一起奋斗，推翻封建统治。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提出“人民主权”的主张，是为了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对资本扩张所必需的资源自由流动的束缚。从这一点上讲，这也代表了当时社会的普遍利益。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统治后，依旧宣称自己代表全社会的普遍利益甚至代表全人类的普遍利益，目的是获得更多的利益。一旦普遍利益影响到资本的特殊利益，资本就会摒弃普遍利益。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人民主权论，存在不同程度的“乌托邦”色彩。这时的人民主权论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原则，提供的只是一种政治价值的追求。而当它面对政治现实时，就往往显得非常虚无了。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中，只有那些掌握一定资本的人，才会依靠自己的经济实力反对政治特权，要求改变自己政治上的无权地位，获得政治统治的权力。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从自己的物质利益出发，必然要提出参与政权的要求。只有它自己才能利用各项法律来满足它的商业和工业的要求。它必然要从既不学无术又妄自尊大的腐朽的官僚手中把照管它的这些‘最神圣的利益’的权力夺取过来。它必然要要求监督国家财政的权利，因为它认为自己是财富的创造者。资产阶级在剥夺了官僚对所谓教育的垄断权以后，在意识到它在真正理解资产阶级社会要求方面优越于官僚以后，它也想获得同它的社会地位相称的政治地位。”^[21]当然，资本主义市场竞争使得各单个资本家之间达成普遍的利益共识十分困难，作为“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和“理想的总资本家”，资产阶级国家维护的是个整个资产阶级长远的“共同利益”，而不是只考虑个别资本家暂时的直接利益，甚至有时出于维护长远的共同阶级利益的考量而不惜牺牲个别资本家的暂时利益。

1.资产阶级国家机构以维护和服务资产阶级利益为出发点和根本准则

占据国家要职的资产阶级分子，基于共同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关系而形成共同的政治立场和价值理念，因此这些掌权的人就会偏向自己的利益集团，通过其掌控的政府机构设法为自己所属的资产阶级利益服务。马克思通过考察法国二月革命后建立的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施政过程，认识到资产阶级国家以维护和服务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出发点和根本准则，其政策更是围绕着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这一主轴制定和实施的，揭示出资产阶级的国家机构只不过是为占社会成员少数的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工具而已。他通过分析二月革命后建立的共和国临时政府为挽救社会信用和私人信用而采取的措施，看到本来其是推翻金融资本控制的七月王朝的产物，然而，为了维护国家信用，临时政府却公然出台投靠金融资产阶级的政策。法定偿付期限未到，它就给国家债权人付清了五分、四分五和四分息的债券的息金。不过，此时政府的财政已经拮据不堪，于是它就让小资产者、仆役和工人掏钱出来，为政府赠给国家债权人的这份使他们喜出望外的礼物付款。因此，政府宣布凡存款在100法郎以上的储蓄银行存折不得提取现款。这样，储蓄银行中的存款被没收了，使小资产者这时所持有的已经不是储蓄银行的存折而是公债券，于是他们就不得不把这种债券拿到交易所去出卖，从而直接听任交易所犹太人的宰割。^[22]这些政策表面上维持了国家经济的正常运转，但实际上只对银行家有利，而对于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等普通民众来说，只能是再次陷入极度贫困的开始。

面对商业信用危机，临时政府没有迫使银行破产，也没有建立一个国家银行并把全国信用事业置于国家监督之下，反而规定银行券强制流通。不仅如此，它还把一切外省银行变成了法兰西银行的分行，使法兰西银行网络遍布法国全境。后来，临时政府又向法兰西银行订约借款，把国有森林抵押给它作为担保。而此时，临时政府又日益被有增无已的财政赤字压得直不起腰来，于是它只得采取英勇手段——开征新税。但它不向交易所的“豺狼”、银行大王、国家债权人、食利者和工业家去征税，而让农民为资产阶级的信用事业作牺牲。临时政府对所有四种直接税每法郎加征四十五生丁附加税，不是像官方报刊所说的落到大地产上，而是首先落在农民阶级身上，即落在法国绝大多数人民身上。^[23]而且，临时政府把增加税收与建立国家工厂相联系，并利用社会舆论把国家工厂描绘成工人享乐的地方。这就使农民怨恨地把四十五生丁附加税与共和国等同起来，也与工人阶级等同起来，从而在心里与工人阶级对立起来。正如马克思所说：“法国农民心目中的共和国就是四十五生丁税，而在他们看来，巴黎无产阶级就是靠他们出钱来享乐的浪费者。”^[24]这就使资产阶级既增加了税收，又离间了工人和农民这两个最大劳动阶级的关系，并有机会利用农民的不满孤立和打击工人阶级。

由此可见，掌握行政权的临时政府只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而在马克思看来，被资产阶级渲染的“代表民意”、掌握立法权的制宪议会其实也是如此。如几个月后，由临时政府拟定、古德肖重新提出的对资本课税的方案（通过抵押税的形式），被制宪议会否决；限制工作日为十小时的法律被废除；重新施行了负债者监禁制度。^[25]于是，马克思揭露：“在需要捍卫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形式时，制宪议会就拥有民主主义共和派的支持票；在需要捍卫这个共和国的内容时，制宪议会甚至连讲话的方式也与资产阶级保皇派如出一辙了，因为构成资产阶级共和国内容的正是资产阶级的利益，正是它的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的物质条件。”^[26]资产阶级凭借自己的财产权利，凭借对经济、文化和其他社会资源的占有和控制，形成了能够影响国家决策的最强大的“压力集团”。本来，人民选举议员，是为了实现社会的普遍利益，但这些议员实际上变成了资产阶级特殊利益的代言人。因此，资产阶级的国家机构及其制定的政策是为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服务的，而且它在为资产阶级服务时不惜损害整个社会的利益。而资产阶级的国家机构与人民利益相对立的必然性，是由资本主义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所决定的，即使它们意图是实行改善人民生活状况的政策，也会最终囿于赤字和财政困难而向资产阶级妥协，并牺牲人民的利益。

2.现代国家维护的资产阶级利益是资产阶级所有权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作为“理想的总资本家”，现代国家维护资产阶级利益，不是维护个别资本家或某几个资本集团的利益，而是维护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这种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从根本上讲，维护的是资产阶级所有权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写：“现代国家是与这种现代私有制相适应的。现代国家由于税收而逐渐被私有者所操纵，由于国债而完全归他们掌握；现代国家的存在既然受到交易所内国家证券行市涨落的调节，所以它完全依赖于私有者即资产者提供给它的商业信贷……实际上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27]而资产阶级的财产权无非是其所有权在法律上的确认。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角度分析了资产阶级国家是如何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运用其掌握的国家权力，利用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甚至军事的手段，利用其“控制”的财政、金融、赋税、国债等经济机制调节社会经济运行；通过殖民制度、国债制度、重税制度、保护关税制度、商业战争等，强制推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产阶级经济利益。在马克思看来，国家“通过以保护关税的形式主要向土地所有者、中小农民和手工业者征收赋税，通过加快剥夺独立的直接生产者，通过强制地加快资本的积累和积聚，总之，通过加快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来从时间上加快这种转化”^[28]。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以后，其又对国家机构的行为具有一种决定性的约束力。英国学者密里本德对此有比较深刻的论述，他指出：“国家是附着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面的”，“国家的性质是由生产方式的性质和要求决定的。任何政府都不能忽视也不能逃避这种‘结构的强制力’，不管这些政府是什么情况，有什么愿望和做过什么许诺。资本主义的经济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对这一点任何政府迟早也要屈从，而且往往较早就屈从了”。^[29]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诸如一种客观的非人格力量，本身具有一种“结构的强制力”。这种生产方式的结构强制力，迫使国家只能按照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且符合现有生产方式的正常运作作出自己的决策。(www.xing528.com)

同时，在资本主义的初期，“为了把丧失财产的人按照对资本有利的条件变成工人，发生过国家强制，因为这些条件当时还没有通过工人之间的相互竞争而被强加于他们”，“这样，被暴力剥夺了土地、被驱逐出来而变成了流浪者的农村居民，由于这些古怪的恐怖的法律，通过鞭打、烙印、酷刑，被迫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需的纪律”。^[30]国家是一种有组织的暴力，“原始积累的不同因素，多少是按时间顺序特别分配在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在英国，这些因素在17世纪末系统地综合为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这些方法一部分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例如殖民制度就是这样。但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31]。资本原始积累意味私有财产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前提的确立，资产阶级国家便通过立法确立“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并借用国家暴力来保护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正如马克思所说：“现代的资产阶级财产关系靠国家权力来‘维持’，资产阶级建立国家权力就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关系。”^[32]为了保护财产权，资产阶级通过在宪法中确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将本阶级的特殊利益上升为社会普遍利益，并通过国家的强制力量来保护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

3.资产阶级国家宪法背后隐藏着资产阶级的利益

除了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家机构，马克思注意到确认人民主权原则和人民权利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背后隐藏的也是资产阶级的利益。他通过考察1848年六月起义失败后的法国政治局势，分析1848年11月4日通过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认为宪法的“每个条款都包含着相反的一面，使条款本身变得完全无效。例如，‘投票是直接的和普遍的’——‘除法律将来规定的情况外’”^[33]。而“法律将来规定的情形”往往是诸如“选民必须在选区居住满六个月”的限制性条款。由于当时的无产阶级居无定所，所以在选举资格加上对居住权的要求，实际上是取消了无产阶级的选举资格。这样，宪法在宣称普选权原则的同时，也就取消了普选权，但还不能说是完全违反宪法。因为普选权是从权力来源上保证人民主权的制度安排，所以对无产阶级选举权的剥夺也就是对人民主权原则的根本颠覆。

除了选举权，宪法还赋予了人民人身、新闻出版、言论、结社、教育、宗教等自由，并让这些权利穿上宪法的外衣而成为不可侵犯的了。然而，当这些自由的每一种都被宣布为法国公民的绝对权利时，总是加上一个附带条件，说明它只在不受“他人的同等权利和公共安全”或“法律”限制时才是无限制的。而这些“未来的法律”总是用取消自由的办法来规定被允诺的自由。这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法律取消无产阶级的自由。正如马克思所说：“这些基本法律由秩序之友制定出来了。所有这些自由都得到调整，结果，资产阶级可以不受其他阶级的同等权利的任何妨碍而享受这些自由。至于资产阶级完全禁止‘他人’享受这些自由，或是允许‘他人’在某些条件（这些条件都是警察的陷阱）下享受这些自由，那么这都是仅仅为了保证‘公共安全’，也就是为了保证资产阶级的安全，宪法就是这样写的。”^[34]经过法律的调整，资产阶级把无产阶级看作“他人”并剥夺了无产阶级的自由，而他们却可以不受自己的“他人”——其他阶级的同等权利的任何妨碍而享受这些自由。同时，法律上用以限制自由的公共安全不是全社会的公共安全，而只是资产阶级的公共安全。这样，作为人民主权核心内容的人民的权利被彻底掏空了。人人都受法律保护，都要遵守法律，但资本家享有着以私有财产权利为核心的一切权利。而工人只有去为资本家履行出卖劳动力并增殖剩余价值的全部义务。

除此之外，马克思还看到了法兰西共和国宪法的一个致命缺陷。宪法作为法律的法律，是人民意志的最高体现，任何掌握权力的人都要通过敬畏它来敬畏人民。然而，这部法兰西共和国宪法竟然给了总统通过提请全民公决取消宪法的权力，这就等于“宪法本身是在号召以暴力来消灭自己”^[35]。按理说，全民公决是最体现主权在民原则的，但在马克思看来，“宪法把自己托付给‘全体法国人民和每一个法国人的警惕性和爱国心’，而在前面的另一条文中，它已经把有‘警惕性’和‘爱国心’的法国人托付给它专门发明出来的最高法院所实行的温柔的刑事监护了”^[36]。路易·波拿巴正是利用了宪法的这一致命伤发动军事政变实现独裁统治的，并最终称帝变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为法兰西第二帝国，使人民主权蜕变回君主主权。

关于现代国家与资产阶级利益之间深度的内在关联，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通过概述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历史作了精辟的概括，他说：“18世纪法国革命的大扫帚，把所有这些过去时代的残余都扫除干净，这样就从社会基地上清除了那些妨碍建立现代国家大厦这个上层建筑的最后障碍。现代国家大厦是在第一帝国时期建立起来的，而第一帝国本身又是从半封建的旧欧洲反对现代法国的几次同盟战争产生的。在以后的各个时期的政治体制下，政府都被置于受议会控制，即受有产阶级直接控制的地位。它不但变成了巨额国债和苛捐重税的温床；不但由于拥有令人倾心的官职、金钱和权势而变成了统治阶级中各不相让的党派和冒险家们彼此争夺的对象，而且，它的政治性质也随着社会的经济变化而同时改变。现代工业的进步促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为发展、扩大和深化。与此同步，国家政权在性质上也越来越变成了资本借以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变为了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变成了阶级专制的机器。”^[37]法国1789年革命摧毁了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经过短暂的立宪君主制和政权频繁更替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时期，拿破仑于1805年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完备了资产阶级专制机器，并在同欧洲反法同盟战争中加强。这时，资产阶级斗争的主要对象是封建专制势力，新的阶级对立尚处于潜在状态，他们还能够把自己解放和发展的特殊利益，无偏差地与普遍的社会进步摆在同样的位置上，把自己看作社会普遍利益的代表者。随着资本主义在欧洲主要国家迅速发展，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日益加深，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日益尖锐，尤其是1825年经济危机和19世纪三四十年代爆发的欧洲“三大工人运动”之后，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现实不再容忍在资产阶级的视野里存在与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1848年二月革命后，法国建立第二共和国，并残酷镇压了工人的六月起义，资产阶级为了对抗无产阶级的反抗，将权力越来越集中在行政权上，并最终建立了路易·波拿巴的法兰西第二帝国。第二帝国的建立，虽然使工商业得到发展，但是民众的贫困与无耻的骄奢淫逸形成鲜明对照，使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