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主权”是构建现代国家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的积极实践主要是在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政治革命摧毁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后实施的。并且，由于只有法国大革命才完成了从政治等级到社会等级的转变，革命后建立的纯粹的资产阶级统治“所具有的典型性是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所没有的”[7]，所以，马克思经常以法国资产阶级政权更替和演变的历史为例，对现代资产阶级国家进行深入的解剖。早在克罗茨纳赫时期，马克思就通过对法国大革命历史的研究，发现资产阶级民主制仅仅是资产阶级实现其利益的工具，并不能实现人民主权。他在为《人民的主权》所作的笔记中摘录到：“自从新宪章成了对全体法国人的奖赏以后，在法国有三千二百万握有主权者、理论就是如此；但是这个理论在实践中归结为什么呢？首先应该［从这个数目中］减去所有穷人，可怜的握有主权者，他们的特权就是在病房中使用简陋的床铺”，“可见，真正荣获［最高奖赏］的法国人的数目只有八百万选民（从不久以前开始，大约有二十万人），列入这个数字的并不是进行统治的人数，而是经过同意可以进行统治的人数，因为对他们来说，五年举行一次的投票……就把他们的主权完全履行完了”，“这种所谓的人民主权，无非是君主国的有产阶级为了夺取君主的权利而让各非有产阶级相信的骗局……穷人到处都在受苦，而不是在进行统治；劳动者在服从，而不是在指挥；小商人和小业主在劳动，而不是在发号施令；富人到处都由于金钱的影响而在进行统治，并且参加政权，担任官职”。[8]以法国大革命为典型代表的政治革命废除了通过出生获得统治权的合法性，却用金钱的特权代替了血统的特权。具体说来，在现代国家，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于人民的同意和授权，国家权力的运行必须经过一套合法的民主程序。但这套民主程序事实上有利于掌握巨大财富和资源的少数精英。权力精英寻找经济上的“金主”，资本精英寻找政治上的“代理人”。权力精英以资本精英为后盾，通过争取人民的选票来获得国家权力，而人民在投票之后便进入“休眠状态”。他们不再参与国家管理，不再决定和影响政策制定，而是接受精英们的统治，成为名义上的主权拥有者而实际上的被统治者。正如资产阶级社会是资产阶级的金钱游戏场，资产阶级国家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权力游戏场。资产阶级的权力源于他们所拥有的资本，因而政治活动中的权力游戏只不过是为了保障经济领域中的金钱游戏能够顺利进行下去的另一种金钱游戏而已。[9]现代国家只是资产阶级“独占的政治形式”，是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组织的国家政权形式。19世纪中后期，马克思又根据1848年欧洲革命后的实践，在《1848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中详细考察了法国从七月王朝到二月革命再到波拿巴政变称帝的历史过程，系统研究了资产阶级政权从君主制到共和制再到君主制的演化关系，分析了资产阶级国家“人民主权”原则背后的资本逻辑。(www.xing528.com)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