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3年，当遭到普鲁士专制政府迫害被迫流亡时，马克思首先选择的目的地便是他心中向往的大革命的故乡——法国巴黎。然而，他通过对法国大革命历史的理论分析和对当时政治现实的考察，认为经历了政治解放的现代国家并没有预想的那样美好。比如，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批判了鲍威尔对政治国家的崇拜。他看到了现代国家的抽象性，认为犹太人问题实际上就是政治解放的历史限度和现代国家的内在缺陷问题。在他看来，现代国家的建立只是让国家成为自由国家，并没有让人成为自由人。现代国家应该以平等地保护市民社会成员的普遍自由为己任，而现代市民社会的自由其实就是以私人财产权为基础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种你死我活的战争的结果必然是弱肉强食，并造就了一个被市民社会所抛弃的群体——无产阶级，使得现代国家所奉行的自由、和平等成为泡影。实际上，现代国家保护的是少数有产者的自由，而不是社会普遍的自由；维护的是以为“物”为中介的“原子式”的物化关系，而不是人们的普遍交往联系；最终造成的是人的异化，而不是人的自由。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将政治革命称为“局部的纯政治的革命”，其基础“就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解放自己，取得普遍统治，就是一定的阶级从自己的特殊地位出发，从事社会的普遍解放”[1]。据此，马克思提出，对德国来说，如果仅仅只是用现代制度否定旧制度，那么它就只是“时代错乱”；但如果把对德国旧制度的批判与对现代国家制度的批判相结合，那么它就“处在当代的焦点”。[2]
于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同其他类型的国家一样，现代国家也是一种以超阶级的社会普遍利益代表的面目出现的“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实际上不过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3]后来，他又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4]现代国家的确立以资本的发展为前提，资产阶级在掌握国家政权之后组织的现代国家只是资产阶级“独占的政治形式”。这样，在马克思的思想中，“现代国家”便成了“资产阶级国家”“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同义语。尤其是他通过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经验，科学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揭示了资产阶级国家的实质和发展规律。在马克思看来，作为政治国家的现代国家只是实现了政治解放，还没有彻底解决人的解放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根源需要到市民社会中去寻找。他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在《资本论》中给出了答案。于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提出“‘现代国家’是一种虚构”[5]，现代国家制度的根基就是资产阶级社会。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现代国家的这种“虚构”作了经典表达，指出：“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6]可以说，马克思对现代国家的批判，不仅揭露了这种国家形态中实际存在的矛盾，还科学解释了这些矛盾形成的过程、根源和必要性。这种解释不是从先验的规定和抽象原则的立场出发到处重新辨认逻辑概念的规定以阐明当时具体的政治问题（如人民主权、立宪君主制、等级制、代议制等），而是研究现实的社会和政治关系，从现代国家矛盾的本来意义上把握其特有的发展逻辑。(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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