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学者对于可转债的公告效应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各因素对可转债发行公告引发的股价变动的影响机制进行研究,选取的被解释变量为累计超额收益率,用回归分析法建立模型,从而找到影响因素。这些因素通常包含可转债的条款设计因素以及发行公司的基本面因素,而经过不断修正,目前可总结为以下几个因素。
1.负债比例
Mikkelson(1984)认为如果可转债的发行显著提高了发债公司的负债比例,那么发债公司股票的超额收益率会从负值提高到0左右,即负债比例与超额收益率成正相关。而Abhyankar和Dunning(1999)的研究表明,负债比例和超额累积收益率成正相关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显著。对于负债比例与超额收益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Stein(1992)的解释是,高负债比例的公司发行可转债向市场传递的是未来公司价值提升的信号。而刘娥平(2005)的研究成果与Abhyankar和Dunning(1999)的研究结果相反,她认为中国上市公司偏好股权融资,而根据我国的政策规定,负债比例过低的公司申请发行股票再融资得到批准的可能性非常低,而如果负债比例较高,从改善公司资本结构的角度来说,应该选择股权融资,但是如果选择了发行可转债融资,投资者就会认为公司是因为不符合股权融资的审核标准而选择发行可转债,因为我国的法律对于发行可转债的审核标准低于发行股票,因此负债比例越高,负效应就会越明显。
2.发行规模
Barclay和Litzenberger(1988)在价格压力假说的基础上发现新证券的发行会导致股价的永久性下降,并且下降幅度与新证券的发行规模成正相关。Gosselin(2003)通过对可转债发行规模和股票超额收益率的研究发现,发行规模与超额收益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他的解释是可转债转股会冲击发债公司的股本结构,从而引发股价变动。
3.公司价值
Abhyankar和Dunning(1999)通过回归研究发现,超额收益率和公司价值正相关,但并不显著。Gosselin(2003)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并且他认为公司价值越高,股价的稳定性越高,可转债转股面临的风险越低,因此呈现了正相关关系。而针对中国的可转债市场,张雪芳(2008)的研究发现,基本面越好的公司,投资者对公司未来的业绩增长期望越高,可转债发行越会产生显著的正的股价效应。罗毅等(2006)通过对2001年至2004上市的可转债进行研究后认为公司价值和规模越大,超额收益率越高,因为公司规模越大,其还本付息的能力就越强,投资者对于其期望越高,从而引发股价上升。(www.xing528.com)
4.公司成长性
Green(1984)的研究证明,可转债公告事件窗口的累计超额收益率和公司的成长性存在一定关系。Kim(1990)的研究认为,发行公司的成长性与股票的累计超额收益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Abhyankar和Dunning(1999)将公司成长性与超额收益率进行回归分析后发现两者虽然成正相关关系,但并不显著。
5.股权结构
De Roon和Veld(1998)通过研究荷兰的股权结构发现,股权集中度高的国家,经理人在发行可转债时通常会考虑大股东的利益,因此会带来股价正效应,而股权结构分散,如英美国家的股权结构,发行可转债则会带来负的股价效应。
6.募集资金的应用
Dann、Mikkelson(1984)和Eckbo(1986)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可转换债券的发行对股价的影响与募集资金的用途无关。但Davidson(1995)发现可转债的发行对股价的波动与募集资金的用途有关,如果筹集资金的用途是为了投资新项目增加资产,那么发行可转债会有正的股价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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