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荣格教授提出的两个问题：
第一，宗教下一步的发展可能会是怎样的，对此他有什么见解吗？例如，他认为会有一种新的启示吗—这种新的启示会以下列哪种形式体现出来：是神圣启示的一种新的化身，一种新的集体幻想？还是可能会有一种对基督教深奥意义的重新解释和评价—这或许要借助于心理学？抑或是可能会没有了集体表达，因而在一段时期之内，每个人都孤立无援，要依靠他自己的个人表达而活着？
第二，他能解释一下，为什么信仰天主教就不容易遭受神经症；此外，新教教堂能做些什么，来遏制其成员陷入神经症状态的趋势呢？
我不像这些提给我的问题一样有雄心壮志！我想从第二个问题开始。关于罗马天主教，它已经被认为不再具有最初的重要性；但是，从一种技术的观点来看，它完全值得我们注意。
你们已经知道了，我说过，罗马天主教徒比其他宗教信仰的成员更少受到神经症的威胁。当然，和其他宗教徒一样，天主教徒也有神经症患者。但事实上是，在我40年的经验中，我的病人里信奉天主教的人不多于6个。自然，我没有计算那些曾经是天主教徒，或者自称是天主教徒却从未践行过的人。但是，践行天主教的病人，在我这里不超过6个。这也是我同事们的经验。在苏黎世，我们周围的州都属于天主教区；瑞士不到2/3是新教区，剩下的都是天主教区。然后我们到了德国南部边界，那里是天主教区。这样，我们本应有相当数量的信奉天主教的病人。但是我们没有，完全没有。
曾经有神学专业的一些学生问过我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在我看来，是否现代人一旦有了心理问题，会去找医生，而不去找牧师或者神父？我说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可以去调查。所以我发送了一份问题细致的调查问卷。我没有自己来做，因为如果我有所询问，那就一定会带有某些成见，而且对每个问题的答案也将是带有成见的。所以我把这些问卷交给那些被认为是同我不熟悉的，或者没有任何关系的人，由他们把这些问卷散发出去，这样我们就得到了数百种非常有意思的答案。不出所料，在这里我发现了要被证实的东西，即大多数—远远超过半数的—天主教徒说，万一有了心理问题，他们会去找神父，而不去找医生。而大多数新教徒则说，他们自然会去找医生。我还从很多牧师家庭那里得到了大量的回答，他们几乎都回答说他们不会去找牧师，而更愿意去找医生。（我能很坦率地讨论这个问题。我是牧师的儿子，我的祖父曾经是一位主教，此外我还有5位叔叔全都是牧师，所以我了解这种工作！正相反，我对神职人员没有敌意。只不过事实就是这样。）我还从犹太人那里得到了一些答案，没有一个犹太人说他会到拉比那里去—甚至想都不会想。我还有一个中国人给出的经典答案。他说：“当我年轻时，我会去找医生；当我年老时，会去找哲学家。”
我还从神职人员的一些代表那里得到了回答—并且我必须提到一个问题：我希望这一问题无论如何不具有代表性，但是它为某种类型的神学家涂上了特定色彩。那个回答者说：“神学家同现实的人无关。”那么，他同什么有关呢？你或许会说，“同上帝有关”，但是你绝不可能告诉我：神学家在哪种意义上同上帝打交道。神学家实际上是为人而设的，如果他确实有其功用的话。应当说，上帝不需要神学家。这种回答，是某种态度的象征，这种象征解释了很多东西。
现在，我已经讲了在这个领域里我自己的经验。但是近来，对完全相同的问题，美国也有人进行了统计学调查，不过是从另外的角度进行的。通过对这些人的调查你会发现：它是一种对情结的评价，或者说是一种情结的显现。在践行天主教的人那里，你几乎不能发现情结的显现，在新教徒那里就要多得多，在犹太人那里则最多。这完全独立于我自己的调查。这些调查[1]是我的一个美国同行所做的，它验证了我对你们所讲的。
所以，天主教教堂里一定有某些东西，它能够解释这样一种非同寻常的事实。当然，我们认为主要是忏悔。但这只是外在的方面。我碰巧知道很多关于忏悔的事，因为我曾经不得不经常和天主教牧师，特别是和耶稣会会员在一起，他们很关心一些心理治疗方面的问题。天主教牧师学习过很多年的心理治疗，并且他们把它贯彻得近乎彻底。当然，起初是耶稣会会员学习它，近来我听说，本尼迪克特教团的僧侣们也开始这样做了。天主教教会有一种被称为良知引导者—一种灵魂导师—的古老的传统。那些引导者在这项工作上具有超凡的经验和技能。并且，我常常惊诧于牧师和其他的天主教神父在劝解他们的病人时，所表现出来的智慧。
我有一个病人是贵族阶层的一名女子，她有一名耶稣会忏悔教父。就在最近，她跟他讨论了她在我的治疗下所进行的心理分析的所有关键点。当然，很多东西都是离经叛道的。我知道她会有一场激烈的心理挣扎，但是我还是建议她把这些事情跟她的忏悔教父交流一下。（他是一个著名的耶稣会会员，现在已经去世了。）这样，就在她进行了那场非常直率的谈话之后，她告诉了我他对她所说的话，并且说，他认可了我曾经向她说的每一句话—这件事非常令我震惊，尤其是这些话出自一个耶稣会会员之口。这使我把目光投向了天主教良知引导者的非凡智慧和文化。它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实践着的天主教徒更愿意去神父那里。
实际的情况是：相比之下天主教徒几乎没有患神经症的，而他们和我们生活在相同的环境之下。可以设想，他们也承受着同样的社会环境，所以本应预期他们中有类似数量的神经症。在礼拜中，在实际的宗教实践中，一定存在着某种东西，它能解释这种非同寻常的事实：同别处的人们相比，天主教徒有更少的情结，或者说其情结对自身有更少的显现。这种东西，除了忏悔之外，就真的是礼拜自身了。比如说，它是弥撒。弥撒之中包含着一种活的神秘，这就是发挥效用的东西。当我说“一种活的神秘”，我没有意指任何神秘性。我所说的神秘，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说的：即这个词一直具有—一种令人战栗的奥秘。[2]并且，弥撒绝不是天主教教堂里唯一神秘的东西。那里还有别的奥秘。在教堂里，他们从适当的准备工作开始，从简单的东西开始。例如，在复活节前安息日的晚上，准备洗礼水—无论大的或者小的洗礼仪式都有这一环节。在那里，你能看到一部分厄琉息斯秘密仪式仍然在进行着。
如果你询问一般的牧师，他不能对这些东西做出任何说明。他并不了解它们。在瑞士，我曾经让弗里堡主教派一个人给我们，让这个人对弥撒的奥秘给出一个完整的说明。但结果非常令人遗憾。他未能告诉我们任何东西。他只能承认有美好的印象，有绝妙的神秘情感，但是完全不能向我们说明为什么他会有那种情感。如果它仅仅就是感觉，我们便对此无从把握。但是，如果你探究这种仪式的历史，如果你尝试着理解那种仪式的整个结构，包括与它相关的所有其他仪式，那么，你就会领会：它是一种深入人类心灵历史中的秘密。它可以回溯到非常遥远—远至基督教诞生以前。你知道，礼拜中的那些非常重要的部分—例如，圣饼—是属于密特拉神礼拜仪式的。在密特拉神礼拜中，他们用到刻有十字或者被分成四份的面包，用到一些很小的铃铛，用到洗礼水—非常确定，这发生在基督教产生之前。我们甚至有能够证实它的文本。这种圣水的仪式，或者“永恒之水”是一个炼金术的概念，比它的基督教用法要早。并且当你研究了洗礼仪式，研究了这种圣水的实际诞生过程，你就会明白，它是一种炼金术程序。有一篇公元1世纪的文本，是假冒德谟克利特之作，它讲到了祝福仪式的用途问题。
这些是完全确定的事实。它们表明了史前史，或许是基督教之前数百年间传统的一种连续性。现在，这些神秘便一直作为一种基本心理状态的表达。在这种仪式、巫术仪式，或者无论何种你对它的称呼中，人们表达着他们最基本、最重要的心理情境。并且，仪式是那些基本心理事实的礼拜性表演。它说明了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对仪式中的任何东西做出改变。仪式必须依照传统进行，即使你只对它进行细微的改变，也是一种错误。你一定不能让你的理智与它交锋。例如，拿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教条—童贞女生子的教条来说：将它理性化是完全错误的。如果你让它保持原生态，保持它世代相传的那个样子，那它就是真实的；但是如果你将它理性化，它就完全虚假了，因为这样你就把它置于和理智交锋的平台之上，而无法理解这种秘密了。它是童贞和童贞概念的秘密，并且这是最重要的一种心理事实。令人遗憾的事实是：我们不再理解这些了。但是，你知道，在之前的很多世纪里，人们根本不需要那种理智上的理解。我们非常为之自豪，哪怕是它实际上没有什么值得自豪的。我们的智力对理解这些东西全然无能为力。我们心理的发展还远远不能理解仪式和教条的非凡真理。因此，这些教条决不应该遭受到任何形式的批判。
所以，你知道，如果我要治疗一名真正的基督徒、一名真正的天主教徒，我就会始终让他注重教条，并且说，“你要坚守它！如果你开始以任何智力的方式批判它，那么我就要对你做分析治疗，这样你就会处于煎熬之中！”当一个实践着的基督徒出现在我面前，我就会说：“你向你的忏悔教父忏悔这件事情了吗？”他自然会说：“不，他不理解。”“那么，你到底忏悔了什么？”我说道。“哦，一些蝇头小事。”—但是，主要的罪他从来没有提起过。正如我说过的，我曾经有相当数量的这种天主教徒—六名。我很自豪我能有如此之多。并且，我对他们说：“现在，你知道，你在这里告诉我的东西，真的很严重。你马上去你的忏悔教父那里忏悔，无论他理解还是不理解。这没有关系。它必须被告知于上帝之前，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就处于教会之外了。这样，分析治疗就开始了，事情就麻烦了；所以，你在教会之内会更好些。”这样，你看，我把这些人送回了教堂，得到的结果是：罗马教皇亲自给了我一个私人的祝福，因为我向某些有地位的天主教徒传授了正确的忏悔方式。
例如，有一位在战争中发挥过重大作用的女士。她是一位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以前经常在夏天时到瑞士去度假。那里有一个僧侣众多的著名教堂，她常常去那里进行忏悔，并获得精神忠告。于是，作为一个惹人喜爱的人，她有些太过于关心她的忏悔教父了，她的忏悔教父也有些太过关心她了，这样就产生了一些冲突。后来他移居到了幽禁修道院；[3]而她自然就崩溃了，并且被建议来找我。所以，充满着对曾经介入的权威们的抵触情绪，她来到我这里。我让她回到她的精神权威那里，忏悔整个事件。她曾经居住在罗马，并且在那里有一名忏悔牧师。她一回到那里，他就问她：“好，我从很多年以前就认识你了：为什么现在你能如此直率地忏悔呢？”她说她从一个医生那里学到的。这就是我如何得到罗马教皇私人祝福的故事。
我对这些事情的态度是这样的：只要病人真正是教会的一员，他就应该是严肃的。他应该真正地、忠诚地作为这个教会的一员，并且，当他相信他应该与上帝相处时，他就不会到医生那里去领受他的心理挣扎。例如，当牛津团契的一员为接受治疗来到了我这里，我就会说：“你是牛津团契的，只要你还在那里，就要和牛津团契一起解决你的问题。我不可能比耶稣做得更好。”
我要告诉你关于这样一个病例的故事。一个癔病酗酒者被牛津团契治愈了，并被他们作为一个样板送去环游欧洲。在那里他很好地忏悔，说自己犯了错，如何通过牛津团契被治愈了。当他把他的故事重述了20遍，或许是50遍之后，他对此厌烦了，又开始酗酒了。宗教情感已经逐渐消退。现在，他们打算如何处理他呢？他们说，现在他的问题是心理的，必须去看医生。注意，在第一个阶段，他被耶稣治愈了；在第二个阶段，他要被医生治愈！我应当拒绝，而且实际上也拒绝了这个病例。我把他送回到那些人那里，并且说：“如果你们相信耶稣治愈过这个人，那么他会再做一次的。如果他不能治愈，那你们不会指望我能比耶稣做得更好吧？”但这却恰恰就是他们所预期的：当一个人的问题是心理的，就不是耶稣而是由医生去帮助他了。
只要一个人还相信牛津团契，那么他就要留在那里。只要一个人还是属于天主教教会的，那么无论好坏，他都应该能在天主教教堂里被这种方法治愈。要注意，我已经见到过他们能被这种方法治愈—这是一个事实！忏悔式、圣餐礼绝对能治愈他们，即便是非常严重的病例。如果圣餐礼的经验是真实的，如果仪式和教条完全表达了该个体的心理情境，那么他就能被治愈。如果仪式和教条不能完全表达该个体的心理情境，那他就不能被治愈。这便是为什么会有了新教，这便是为什么新教如此靠不住，这便是为什么新教越来越分裂。我不是要反对新教：它就跟关于拿破仑法典的故事一样。
在拿破仑法典被使用了一年之后，被任命来实施拿破仑法典条文的人带回了一个巨大的公文包。拿破仑看着它问道：“怎么办？法典死掉了吗？”—因为这个人有如此多的修正方案要处理。但是这个人回答说：“正相反，先生，它活着。”
新教分化成各种新宗派—有400种或者更多—是一种有生命力的迹象。但是，可惜啊！从教会的立场看，它却不是一种有生命力的良好迹象，因为这些新教没有教条也没有仪式。没有那种典型的象征性生活。
你知道，人们需要象征性生活—急切地需要。我们只是经历着无聊的、平凡的、理性的或者非理性的东西—非理性的东西自然也包括在理性的范畴之内，否则你不会称它为非理性的。但是我们没有象征性生活。我们到何处去过象征性生活呢？无处可去，除非我们参与到生活的仪式当中。但是，众生之中，有谁真正参与到生活的仪式中呢？几乎没有。并且，你看一下新教教堂的仪式生活，几乎就没有。甚至连圣餐礼都被理性化了。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基于对瑞士人的看法：在瑞士的茨温利教堂，圣餐礼完全不是一种仪式了，而是用于纪念的一餐饭。没有了弥撒，没有了忏悔，也没有了仪式和象征性生活。
你的房子里有一隅之地用来做礼拜吗，就像你能在印度所看到的那样？即便是非常简陋的房子，也至少有一处被隔离的角落，在那里家庭成员们能够过象征性生活，能够许下他们新的愿望或者进行冥想。我们没有它，没有这样的角落。当然，我们有自己的空间—但是那里有一部随时都会响起的电话机，我们必须一直准备着。我们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我们到哪里获得那些教条或者神秘的意象呢？无处可去！是的，我们有艺术馆—在那里我们将众神无数次地杀戮。我们劫掠了教堂的神秘意象、非凡意象，并把它们放置在艺术馆中。这比在伯利恒屠杀300名儿童还要恶劣。它是一种亵渎。(www.xing528.com)
现在，我们没有象征性生活，但我们都急切地需要它。只有象征性生活能表达灵魂的需要—灵魂的日常需要，请记住吧！并且因为人们没有了这样的东西，他们就永远无法摆脱那种折磨—那种糟糕的、无止境的、平凡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他们是“微不足道”的。在仪式中，他们接近了上帝，甚至于成为神圣的一员。想象一下天主教教堂里的牧师，他沉浸在神性之中：他在圣坛之上保持着献祭的姿势，将其自身作为供奉。我们这样做吗？我们从何处得知我们这样做了呢？无处得知！一切都是平凡的，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那么这就是人们患神经症的原因了。他们只不过是厌烦这一切，厌烦这种平凡的生活，并因此想要感觉。他们甚至想要一场战争，全都想要一场战争。当有一场战争时，他们会感到高兴，他们说：“感谢上苍，现在某些东西将要发生了—某些比我们自己强大的东西就要发生了。”
那些东西去得太远了，难怪人们会得神经症。生活太理性了，没有了象征性存在。在象征性存在中，我是了不起的人物，我实现着我的角色—在生活的神圣戏剧中担当一名演员的角色。
我曾经和普韦布洛印第安人一个部落的祭师进行过交谈，他告诉了我一些非常令人感兴趣的东西。“是的，我们是一个小部落，而那些美国人，他们想干涉我们的信仰。他们不应该这样做，”他说道，“因为我们是圣父的儿子，太阳之子。他走到那里了”（把太阳指给我们看）—“他是我们的圣父。我们必须每天帮助他升出地平线并游走于天空。我们这样做不只为了我们自己：我们这样做是为了美国，为了全世界。但是如果美国人利用他们的传教士干涉了我们的信仰，那么他们将面临灾难。圣父太阳将会十年都不再升起，因为我们不能再帮助他了。”
现在，你或许会说，那不过是一种轻微的精神失常。一点也不是！这些人没有问题。他们有他们的日常生活，象征性的生活。他们早上起床时怀着伟大而神圣的责任感：他们是太阳的儿子，圣父之子；并且他们每天的责任便是帮助圣父升出地平线—不是只为他们自己，而是为了全世界。你应该领会：他们有一种天赋的、被实现的自豪感。并且当他这样对我说时，我理解颇深，“现在看看那些美国人：他们一直都在寻找某些东西。他们一直充满了不安，一直寻找某些东西。他们在寻找什么呢？没有什么值得去寻找的！”这完全正确。你能看到那些奔波的过客，他们一直在寻找某些东西，一直徒劳地怀着找到某些东西的希望。在我的很多次旅行中，我发现了那些满世界来回奔波的人们—乐此不疲。仅仅就是奔波着、奔波着，寻找着、寻找着。在中非我遇到过一名妇女，她独自一人在一辆从开普敦出发的汽车里，想要到开罗去。“为了什么呢？”我问道，“你那样做是为了什么呢？”然而当我看到她的眼睛时，我被震惊了—那是一双被搜寻的、困兽的眼睛—寻找着，寻找着，一直怀着寻得某物的希望。我说：“你在这个世界上寻找什么呢？你在等待什么呢？你在追求什么呢？”她几乎被掌控了，被追逐在她周围的众多魔鬼掌控了。那么，为什么她被掌控呢？因为她没有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她的生活完全是无聊琐碎的，完全是贫乏无意义的，其中没有任何精华。如果她今天被杀了，那么什么也没有发生，没有任何东西逝去—因为她什么都不是！但是如果她能说，“我是月亮的女儿。每天晚上我必须帮助月亮，我的圣母，升出地平线”—啊，这就非常好了！这样她就活着，并且是为了全人类而活着；这样她的生活就有意义了，并且在整个连续性上讲得通了。当人们感到自己过着象征性生活时，当人们感到自己是神圣戏剧中的演员时，他们得到了平静。这赋予了人生唯一的价值；其他一切都是平凡的，你都不必理会。同那样一种东西相比，即同你的有意义的生活相比，事业、繁衍都是虚幻。
这便是天主教教堂的奥秘：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仍然能够过有意义的生活。比如，如果你能每天留意上帝做出的牺牲，如果你能带有他的精神，那么你就会被神性所充盈，并每日重现主的永恒牺牲。当然，我只是说说罢了，而对那些真正过着这样生活的人来说，它意味着整个世界。它甚至意味着比整个世界更多的东西，因为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它有意义。它表达着灵魂的渴望，表达着我们潜意识生活的真相。当明智的人说，“本性要求死亡”时，他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现在我认为我们能继续进行下一个问题了。我所讲的，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去。我们不能使历史的车轮倒转，不能恢复业已逝去的象征。一旦你知道这个东西是象征的，你就会说：“哦，很好，看起来它是一些很不错的东西。”怀疑已经扼杀了它，毁灭了它。所以你不能恢复它了。我不能追溯到天主教教堂，不能经历弥撒中的奇迹。对此我知道得太多。我知道它是真理，但却是在—我不能再接受它—这样一种形式之下的真理。我不能说“这便是耶稣做出的牺牲”，并再见到他。我不能了。对我来说，它不再是真实的。它没有表达我的心理情境。我的心理情境想要其他的东西。我必须要有一种情境，在这种情境之下那种东西能再次成真。我需要一种新形式。当一个人不幸被赶出了教堂时，或者当他说“这完全是胡说”并且从中退出时—那完全没有价值。但是，如果想要置身其中，而天意使然，你被迫离开了—不错，这时你在教会之外了。但是教会之外没有拯救；这样就真的麻烦了，因为你不再受到庇护，不再顺应天意，不再获得至慈的圣母的关怀。你孤独地被地狱中的魔鬼包围着。这正是人们所不知道的。因此，他们说你有焦虑性神经症，有黑夜恐惧症，有强迫性复现症—我不知道是什么的一些东西。你的灵魂已经变得孤独，它在教会之外，并处于无助状态。然而，人们对此并不知晓。他们认为你的状况是病态的，每一个医生都促使他们相信这一点。并且，当他们说这就是神经症的、病态的时，当每个人都持此种观点时，我们当然不得不说那种语言了。我说我的病人们的语言。当我和疯子们交谈时，就讲疯子的语言，否则他们听不懂。而当我和神经症患者们交谈时，就和他们讲神经症患者的语言。但是，当有人说这就是一种神经症时，那这种说法就是神经质的了。实际上，它是一些相当不同的东西：它是一种对孤独的强烈恐惧。它是一种孤独的幻觉，是一种不能被别的东西所平息的孤独。你可以是一个拥有一千名成员的社会团体中的一员，但同时却是孤独的。应当生活在你之中的那个东西是孤独的。没有人接触它，没有人知道它，甚至你自己都不了解它，但是它保持着骚动。它干扰着你，使你片刻难安、无法平静。
所以你知道，我不得不完全通过我的病人们尝试着去发现：我们能对这样一种状况做些什么。我不打算去创立一种宗教，并且对未来宗教一无所知。我只知道在一些病例中这样或那样的一些事件显现出来。例如，拿任何你想要的病例来说：如果我做得足够好，如果情况需要，或者如果特定情形是有利的，那么我就能观察到一些明确的事件，也就是潜意识事实浮现出来并且显得骇人般的清晰。这是非常令人不快的。因此，这些事件被强加了一种极其廉价的解释，即一种始终开端于“微不足道”的解释，而弗洛伊德不得不创造出一个体系来保护人们和他自己免受潜意识事实的侵害。每一种神经症状的解释都早已为人所知。关于它我们有一种理论：它完全是因一种父亲固着或者母亲固着的缘故而形成的。这完全是胡说，所以你可以不必理会。并且这样我们就摒弃了我们的灵魂—“哦，我被一种指向我母亲的固着所束缚，如果我领会了我对母亲有各种不可遏制的迷恋，那么我就会被从这种固着中解放出来。”如果病人成功了，他就失去了他的灵魂。一旦你接受那种解释，你就失去了你的灵魂。你并没有改善你的灵魂，而只是用一种解释，一种理论替换了它。
我记得一个非常简单的病例。[4]有一个非常有才智的女人，她是哲学专业的学生。那是在我职业生涯的初期。当时我是一个年轻医生，对弗洛伊德以外的东西一无所知。对这样一个并不很要紧的神经症病例，我完全确定能够治愈它。但是它却没有被治愈。那个女孩对我产生出一种非常强烈的恋父移情—将父亲的意象投射到我身上。我说：“但是，你知道，我不是你的父亲啊！”“我知道你不是我的父亲，”她说道，“但是好像你一直就是。”她因此而行动并很快爱上了我。并且，我成了她的父亲、兄弟、儿子、情人、丈夫—当然也是她的英雄和救世主—每一种可想象的东西！“但是，”我说，“你知道，那是完全荒谬的啊！”“但是离开了它我无法生活。”她回答道。对此我能做什么呢？廉价的解释是无助的。她说：“你能说出你喜欢的东西；就是这样。”她处在潜意识意象的掌控之中。因而，我有了这样一种想法：“现在，如果有人对它有所了解的话，那么一定是潜意识造成了这样一种尴尬的局面。”所以我开始认真注意这些梦，不但为了捕获某些幻想，而且是因为我真的想弄清楚，她的精神系统如何对这样一种反常状况—或者是对这样一种很正常状况，如果你乐于这样讲的话—做出反应的；因为这种状况是常有的。她做了一些梦，在梦中我作为父亲出现。我们以此交往。然后我作为情人出现，作为丈夫出现—都在相同的境域之下。随后我开始改变我的形象：我比一般的人类高大，有时甚至具有了神的特性。我想：“哦，不错，这是熟悉的救世主思想。”这样，我呈现出了最令人惊异的诸种形态。例如，我以上帝的形象出现，站在原野之上，把她抱在怀中，就如同她是婴儿那样；风吹过谷地，田野荡起水一般的波浪；在同样的韵律下我把她在我的怀中摇荡。当我看到这样一幅图景之后，我想：“现在我领会了潜意识真正想要的东西：潜意识想把我塑造成上帝。”这个女孩需要一个上帝—至少，她的潜意识需要一个上帝。她的潜意识想要找到一个上帝，但因为找不到，于是它就说“荣格医生是一个上帝”。因此我就对她说了我所考虑的：“我的确不是上帝，但是你的潜意识需要一个上帝。那是一种严肃而真实的需要。我们以前没有满足过那种需要；就像我一样，你是一个智力的受骗者，但是我们都不知道这一点。”这使形势完全改变了，而它关系重大。我治愈了那个病例，因为我满足了潜意识的需求。
我可以告诉你另外一个病例。[5]病人是一个犹太女孩。她是一个有意思的小人物，非常可爱、优雅的小东西—因而我想“真是暴殄天物啊！”她患有一种可怕的神经症，一种伴有强烈恐惧的、严重的焦虑性神经症，并且她已经遭受这些折磨很多年了。她曾经和另外一位分析师相处过，并且使他完全着迷了。他爱上了她，而她从他那里得不到帮助。因而她来到了我这里。在她到来之前的那天晚上—完全是在我见到她之前—我做了一个梦，梦到一个可爱的年轻女孩来到我这里，但我对她的情况完全是一无所知。我突然想道：“朱庇特神啊！她没有一种特别的恋父情结吧！”我认为它是一种启示。那个梦给我留下了印象，但我不明白它指的是什么。因此，当第二天那个女孩出现的时候，我立刻想起了我的梦：“或许她就是那个女孩吧！”首先她告诉了我她的故事。一开始我完全不能领会这一切，后来我想：“不会是恋父情结吧？”我看不出恋父情结的任何线索，但是有了更多地了解她家族史的想法。随后我发现她出自一个哈西德派家庭—你知道，那些人很神秘。她的祖父是一个神奇拉比—有超人的洞察力；而她的父亲脱离了那个神秘的团体。她的人生观是完全怀疑的又是完全科学性的。她很聪明，有那种你常常可以在犹太人身上见到的过人的智力。所以我想：“啊哈！这对她的神经症意味着什么呢？为什么她遭受这样一种无边的恐惧呢？”于是我对她说：“听着，我要告诉你一些东西，你可能认为它完全是愚蠢的，但是你是不忠实于你的上帝的。你的祖父过着正确的生活，但是你却比异端还要糟糕；你已经背弃了你种族的神秘性。你是属于圣洁之人，但是你经历了什么呢？难怪你害怕上帝，遭受着对上帝的恐惧了。”
一个星期之内我就治愈了那个焦虑性神经症病例。这并不是在撒谎（我过了撒谎的年龄了！）—事实就是这样。之前，她已经做过很多个月的分析治疗，但那些都太过理性了。经过那番谈话，她走出了困境，就像突然间顿悟一样。她的神经症整个消失了。这里不再有任何疑问了：它一直基于此种错误，即有着这样一种痛苦智力的她好像能够独自地生活在这个完全平凡的世界上—在那里她能够实现存在于其自身之中，同时也是存在于其家族之中的秘密意愿；而事实上，她却是上帝的孩子，并且应当过一种象征性生活。她已经忘乎所以到如此程度，当然生活在与其整个天赋系统完全相反的一种状态下。突然，她的生活有了意义，并且能够继续生活了。她的整个神经症消失了。
在其他的一些病例中，情况当然没有这么—我应当说—简单（它不那么简单，你知道的！）。我不想告诉你们关于那个病例更多的细节。它是一个很有指导意义的病例，但是我更愿意告诉你们其他一些并不这么简单的病例。在这样的一些病例中，你不得不慢慢地引导人们并长时间地等待，直到潜意识产生出一些象征，一些使他们回忆起原初的象征性生活的象征。然后，你不得不知道大量关于潜意识的语言，关于梦的语言。这样，你就会明白这些梦如何开始产生出非凡的形象。这些都能在历史上的诸种不同的名称之下被找到。它们数量不详，但是你却能够在那些已经陈旧的著作中找到这些形象。如果你碰巧知道这些象征，你就能够向你的病人们解释潜意识到底在追求什么。
当然，对这些事件我不能给你一个完全的描述，而只能简单地提及它们。我从诸多的观察中洞悉了：现代潜意识有产生一种心理状态的趋势；这种心理状态，我们能够在，比如，中世纪神秘主义中找到。你会在美思达·艾克哈特（Meister Eckhart）那里发现这些东西。在一种深奥的基督教—诺斯替教那里，你会找到很多这样的东西。你能从每个人身上发现始祖人亚当的观念—包括耶稣在内。耶稣是第二个亚当。后者在外来宗教中，也是以圆圈或者圆形图案作为象征的阿特曼（Atman）观念或者“完人”、“初始人”、柏拉图“至善”之人的观念。你会在中世纪神秘主义中找到所有这些观念，也会在从公元1世纪开始的炼金术著作中找到它们。你会在诺斯替教那里发现它们，也能在《新约全书》，当然是在保罗那里，大量地发现它们。但它却是对包括耶稣在内的观念的一种绝对一致的发展—没有撇开历史上的耶稣，而是把耶稣包括在内。其根据在于：让耶稣为我们承担痛苦是不道德的；他已经遭受太多痛苦了；我们应当背负自己的那些罪，而不再把它们转嫁到耶稣身上—我们应当完全背负它们。当耶稣这样说时，他表达了相同的思想，“我是你众兄弟之中最弱小的”。[6]那么，我亲爱的儿子，如果你众兄弟中最弱小的一个是你自己，那又怎样呢—到那时会怎么样呢？这样，你就得到暗示：耶稣不应是你生活中最弱小的；我们本身有一个兄弟，他才真是我们众兄弟之中最弱小的，他的状况比你曾经施舍过的最贫穷的乞丐还要糟。那便是，我们本身拥有一个阴影，拥有一个非常糟糕的家伙，一个非常穷困而又不得不被接受的人。耶稣做过什么—让我们淡然处之吧—当我们把耶稣完全作为人类看待的时候，他做过什么呢？耶稣不顺从他的母亲，不顺从他的传统；他伪装了自己，并一直坚持下去：他将他的假说贯彻到底。耶稣是如何降生的？答案在最大的谜团当中。谁是他的父亲？他是一个私生子—人间最不幸的情景：一个带着小孩子的穷困女孩。那就是我们的象征，就是我们自己；我们都是那样的。并且，如果有人将他自己的假说贯彻到底的话（并可能付出生命代价），那么他就会明白耶稣是他的兄弟。
这就是现代心理学，这就是未来。这就是真实的未来，我所知道的未来—但是当然，历史性未来可能会有所不同。我们不知道是否天主教教堂会承受行将被摧垮的后果。我们不知道这些。我们不知道是否希特勒要建立一种新的伊斯兰教。这能够成为历史性未来。但是我完全不关心历史性未来，一点也不。我不关注它。我仅仅只关注每一个个体的意志的实现。我的历史仅仅是那些要实现他们理想的个体们的历史。这就是整个问题；这就是真实的普韦布洛人的问题：今天我所必须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我的圣父能升出地平线。这就是我的观点。我想现在我已经说得够多了。
【注释】
[1][亨利·穆雷根据“人格研究：大学阶段五十人临床经验研究”得出的结论。后者是哈佛心理门诊的工作人员，在穆雷的指导下（1938）完成的。见第17部分，第739页；亦参见《今日心理治疗》（1941），英文版《荣格文集》，第16卷，第218段。]
[2][“极大的神秘。”]
[3][宗教建筑的一部分，异性被拒绝进入。]
[4][参见《分析心理学两论》，英文版《荣格文集》，第7卷，第206段及其后。]
[5][参见《记忆，梦和反射作用》，第137、138页及其后。]
[6][见《马太福音》2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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