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象征的功能与信仰缺失

尽管我们已文明化了的意识已经将自身与本能分离开来，但本能并未消失，它们只是丧失了与意识的联系而已。因而它们被迫以一种间接的方式，通过珍妮所称的自动作用而表明自身的存在。在神经症的病例中，它们以症状的形式显身，而在正常人那里，则以各种形形色色的变故的方式显现，如无法解释的心境、莫名其妙的遗忘、演讲中的口误，等等。这样一种显示非常清楚地表明了原型的自主性。不难相信，人是其固有房屋的主人，但是，只要我们不能够主宰我们的情感和心境，或意识到潜意识因素有无数秘密的方式得以自动潜入我们的安排和决定之中，那么，我们就确然不是自己的主人。相反，我们有太多不确定的原因，因此我们最好是三思而后行。

不过，对于人的意识的探究并不是一种大众的消遣，尽管这是一项最必要的工作，对我们今天这个人正面临着自己创造出来的、超出于其控制的致命危险威胁的时代来说，尤其如此。如果我们暂时将人类视为一个个体，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人可能被潜意识力量所主宰。他像一个神经症患者那样陷入了精神分裂，一个“铁幕”标出了其分界线。代表迄今为止被视为正当有效的意识形态的西方人，已经不断地开始意识到以强势的意志来对抗东方世界的力量，他自己明白他被迫去采取超乎寻常的防卫手段。他未能认识到的是，正是他自身为了良性的国际交往所公开抛弃和掩盖了的缺陷，被东方世界坦然而巧妙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西方人所已经忍受的—当然只是默默地，以及多少有些惭愧地投身于其中（外交谎言，欺骗，含蓄的恫吓）的一切，现在完全大张旗鼓地卷土重来，使我们陷入一片困境—这正是神经症的体现！正是我们自身阴影的一面透过“铁幕”怒视着我们自己。

这一形势体现了潜入我们西方人意识之中的特有的无助之感。我们正在开始意识到这种冲突实际上是一种道德和心理问题，我们也正在试图寻找某些答案。我们越来越认识到，核威慑是令人绝望的、谁都不愿看到的答案，因为它将使双方同归于尽。我们知道，道德和心理的矫正将是更为有效的途径，因为它们能为我们提供一种心理上的免疫力，去抵御日益增强的感染性。但是，我们的所有努力都业已证明，这一切彻底无效。只要我们力图向自己和世界证明：只有他们—我们的对手，才是无论道德上还是哲学上都完全是错误的，那么，这种对抗就会一直继续下去。我们总是期待他们认识和理解到他们错在何处，而不是严肃认真地努力使我们自己认识到我们自身所固有的阴影一面及其破坏性的影响作用。要是我们能意识到我们自身的阴影面，我们就能够对任何道德和心理上的感染与潜在危害具有免疫力。但如果不能这样，我们就将自身完全暴露在每一种感染的威胁之下，因为我们在实践上正在从事着与对手一模一样的勾当，唯一的额外劣势只是在于，我们既不去认识也不去理解在良苦用心的外衣下，我们正在进行的一切究竟是什么。

东方世界有一个宏大的神话—我们将其称为妄想，枉费心机地希望以我们傲慢的判定使其消亡。这个神话是关于某个黄金时代或地球上“伊甸乐园”的悠久而神圣的原型式的梦。在这个“伊甸乐园”里，人人皆得其物，一个伟大、正义而智慧的君王监护着这个人类幼儿园。这个强有力的襁褓形式的原型使他们怡然自得，但它并没有在我们傲慢观点的审视下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我们甚至以我们自身的童年经验来支持着它，因为我们西方人的文明也处于这种同样的神话的支配之下。我们怀有同样的偏见、希望和期盼。我们相信福利国家，相信普遍和平，或多或少相信人与人的平等，相信人的永恒人权，相信正义和真理，以及（不要说得太响亮）地球上的上帝之国。

令人悲哀的真相是，人的真实生活包含着不可抗拒的对立面—白天与黑夜，幸福与苦难，新生与死亡，善与恶。我们甚至不能确定究竟哪一方将胜过另一方，是善战胜恶，或是幸福消解痛苦。生活与世界现在是一个战场，过去始终是战场，将来也将一直是战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生存也就即将走向尽头。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像基督教这样的优势的宗教期望尽早告别这个世界，佛教则通过否弃所有的欲望实际上告别了世俗世界。如果这些绝对的回答不与构成双方宗教主体特有的道德观念和实践建立起密切联系，坦率地说它们就无异于自取灭亡。

我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在我们的时代，有无数的人业已丧失了对世界上所存在的任何一种宗教的信仰。他们不再理解它们。当生活一帆风顺的时候，人们对缺失浑然不知。而当苦难降临的时候，情况就急转直下了。人们寻求逃避出去的方法，开始反思人生的意义及各种令人困惑的经验。耐人寻味的是，根据统计结果，在向精神病医生咨询的人群中，新教徒和犹太教徒多于天主教徒。这也许与后者的期望有关，因为天主教会依然感到有责任去拯救人的灵魂。但是在这个科学的时代里，精神病医生最常被问到的都曾经是属于神学家领地的问题。人们感到，只要他们对人生的有意义的道路或上帝与不朽抱有坚定的信仰，那么事情或世界就会迥然不同。对死亡的恐惧隐隐呈现于他们面前，将常常强有力地促动人们趋向这样的思想。远古以来，人们便有了关于最高实在（唯一或若干个）和来世的观念。唯有现代人才会以为没有它们，自己照样能行。因为，他不能用望远镜或雷达在天空中发现上帝的踪影，或确认出圣父或圣母哪怕一丁点肉身的形态，由此，他断定这样的观念乃是不“真实的”。我倒宁可说它们只是所谓的“真实性”不够而已。自从史前时代以来，它们一直伴随着人类的生活，并且至今依然将作为最微妙的对手，随时准备突入人的意识世界之中。

人们甚至也还是对这样一些信念的沦失感到懊悔。既然它是不可见和不可知的东西（上帝是超出于人的理解力之外的，不朽是不能被证实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要为所谓的证据或真相所烦扰？就算我们并不知道和理解为什么我们的食物中需要有盐，也仍然无妨于我们从实际使用中获益。即便我们假定盐的咸味是我们味蕾的一种幻觉，或一种迷信，它也依然有益于我们的健康。因此，为什么我们应该要从我们自身中清除掉那些证明在危机中极有益处、且赋予我们的生存以意义的观念？我们怎么知道这样一些观念不是真实的？如果我识相地提出这样一些观念是幻觉，很多人可能会赞同我。他们未能意识到的是，这种拒绝相信也成了一种“信念”，它正如宗教主张一样也是不可能证实的。我们完全自由地选择我们的立场，在任何情况下，它都是一种任意的决定。不过，对于为什么我们应该坚持我们明知决不能被证实的信念问题，有一个强有力的经验意义上的理由，那就是它们已知是有用的。人肯定需要赋予其生活以意义，并抱有使他能在宇宙中找到自己应有位置的一般观念和确信。如果他确信它们具有意义时，他就能忍受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而一旦他被抛入不幸的谷底，而又不得不承认他正在参与一场傻子才玩的游戏时，他就会彻底崩溃。

正是宗教象征的这一宗旨与所做的努力，为人的生活赋予了意义。美洲印第安人相信，他们是太阳之父的儿子。这一信念为他们的人生赋予了超出于其个别的有限的生存之上的远景和目标。它为他们的人格的发展留下了充足的空间，且与人们在百货商店里充当、并将总是作为被算计者的所谓确定性相比，它显然更令人无限地满意。如果圣保罗确信他不是别的，只是一个走街串巷的地毯编织工，那他将肯定不能成为后来的他。他的真实而有意义的人生在于他确定自己是上帝的使者。你可能指责他妄自尊大，但在历史的证明和人们的一致认定面前，你的意见将相形见绌。主宰着他命运的神话使得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人，而远不只是一个工匠。

不过，神话是由不是被发明，而是发生出来的象征所构成的。不是耶稣这个人创造了上帝—人的神话，在此之前它已存在了很多世纪。他自身也是被这一象征性的观念所征服，正如圣马可告诉我们的那样，它使他从那个木匠铺和其周围狭隘的精神氛围中超脱出来。神话回复到原始的故事叙述者和他们的梦那里，回到在其幻想的激发下而行动的人那里，那些人与后来的诗人和哲学家并无殊异。原始的故事叙述者从不为他们的幻想的来源问题所烦扰；只是在很久以后人们才开始疑惑于这种故事究竟源于何处。早在古希腊人那里，他们就已经足够发达到猜测这些关于神的故事不是别的，只是古代国王和他们的事迹的古老而又夸张了的传说而已。他们甚至设想神话的意义并不是如它所说出的，因为那很明显的不可能。因此，他们试图将它还原为一种一般可理解的传奇故事。而这正是我们的时代正试图针对梦的象征意义问题所开展的工作。人们设想，它的意义并不是它似乎所说的，而是某种一般所知道和理解的东西，尽管由于其怪诞的特征而未被公开承认。对那些业已摆脱了其习惯性的误区的人来说，再也没有这方面的任何不解之谜了。看起来似乎很确定的是，梦意味着某种不同于它们所说的东西。

这一设想完全具有任意性。犹太教法典说得更为精辟：“梦是其固有的解释。”为什么梦意味着某种不同于其中所出现的东西？在自然界中有任何不是其所是的事物吗？例如，鸭嘴兽，这种从未有哪位动物学家发现过的怪兽，就正属于不是其所是的事物。梦是正常和自然的现象，它确定的正是其所是，并不意味着某种它不是的东西。我们将其内容称为象征性的，因为它们显然不止一种意义，而且指向不同的方向，因而必然意味着某些潜意识的东西，或至少不是在其每个层面都是有意识的。(www.xing528.com)

对于科学的头脑来说，这样的现象作为象征性的观念，是最令人恼火的，因为它们不能以那种满足我们的知性和逻辑的方式而被形式化。在心理学上，它们决不是唯一的例子。这种麻烦在情感或情绪问题上便已开始了，它避开了心理学家们所抱有的、想将其纳入一个刚性且便捷的概念之中的企图。这种困难的原因在两种情况下都是一样—即潜意识的介入。我能充分理解为什么站在科学的立场上深感困扰—它不得不面对一系列不能完全或无论如何不能恰当把握的事实。关于这两种现象所遭遇的麻烦在于，既不能否认这些事实的存在，又不能用知性的术语来将其形式化。正是生活本身，而不是可以观察到的各种可清晰辨别的特性的细节，最有助于理解情感和象征性的观念。在很多情况下，情感和象征实际上乃是同一个东西。没有任何知性的形式能够以令人满意的方式表达出这样一种复杂的现象。

学院派心理学家可以轻松地将情感或潜意识，或者两者一起剔出其理论视野之外，但这些事实本身始终存在，至少临床心理学家不得不对其予以充分的重视，因为情感的冲突和潜意识的介入是他的科学研究对象的典型特征所在。如果他想从根本上治愈病人，那么，不管他能否在知性的意义上将它们形式化，他都面临着这种非理性的事实的挑战。他不得不承认它们的过于麻烦的存在。因而很自然的是，那些没有心理治疗经验的人发现很难理解病人正在说的一切。任何一个不曾有机会—或不幸—有过同样或相似的亲身体验的人都几乎不能够理解，当心理学不再是一种实验室里的寂静的科学探究，而变成一种真实的人生历险时，将是怎样的情景。射击场上的标靶练习与战场的现实不可同日而语，但医生不得不救治真实战争中的伤员。因此，他不得不关注心理现实，即便他不能用科学的术语来定义它们。他能给它们命名，但他知道他所使用的所有这些用以指示生活中的各种自发现象的术语，实质上只是那些他本人不得不去面对的事实的名称而已，因为它们不能由其名称而重现。没有什么教科书能传授心理学；人们只能通过实践经验来学习。记忆名称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理解，因为象征乃是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事实。

例如，基督教的十字架是一个表达多重含义、观念和情感的富有意义的象征，但某个人姓名前的十字架则只是表示这个人已过世了。在印度教中，男性生殖器形象具有包罗万象的象征功能，但如果街上的顽童在墙上画上这个形象，它仅仅意味着对男人阳具的好奇而已。因为儿童和青少年的幻想经常深入地延续到成年时期，所以很多梦包含着一目了然的性隐喻。将它们做任何别的理解才真正是荒谬可笑的。但是，当一个共济会成员说到修道士和修女彼此相互配对组织起来，或一个锁匠说起公母钥匙时，以为他正沉浸于少年人炽热的性幻想则同样是荒唐的。他只是表示一种被赋予形象化名称的特别的方法或钥匙而已。一旦一个有教养的印度人向你谈起男性生殖器形象时，你所听到的将是我们西方人决不会与阳具联系起来的事情。你可能甚至发现最难以猜测这个词在他那里实际上究竟意味着什么，你很自然地得出的结论是男性生殖器形象象征着很多事物。它确然不是一个淫秽的隐喻。也正如十字架不只是死亡的标志，而是象征着许许多多其他的观念一样。因此，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生这样一种意象的做梦者的年龄成熟状况。

对梦与象征的分析需要一定的悟性。它不能被机械化，强行灌输愚蠢而缺乏想象力的头脑之中。对分析者来说，它既要求对做梦者的个性有不断深入的认识，也要求不断深化对自身的认识。在这一领域里，没有任何有经验者会否认，凭着经验而做的方法当然有其益处，但必须以谨慎和理智的态度来加以运用。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掌握这门“技艺”的。你遵循着所有正确的规则，表面上看起来正行进在可靠的认识道路上，但还是可能栽在某个最令人难以置信的荒谬错误上，其原因只是由于忽略了一个看上去似乎微不足道的细节，而这个细节对于一个具有更好的认识能力的人来说，就不会被忽视。甚至一个具有高智商的人也会严重地误入歧途，因为他从未学会如何运用他的直觉或情感，由此而可能犯下极其低级的错误。

理解象征的努力并不只是让你直接面对象征本身，而是面对象征得以构成所针对的整个特定的个体。如果人们真的胜任这一挑战，他就可能会获得成功。但是，作为一个规则，就有必要对该个体及他或她的文化背景进行专门的研究。以这种方式人们能够获益良多，且由此有机会填补其知识上的空白。我本人将它作为自己的一个规则，在考察每一个病例时，我都将它视为我对其完全一无所知的全新的问题。日常规则可能是且常常是实践性的，久而久之，习惯成为自然，且相当有用，但是一遇到关键性的问题，生活本身便取而代之，甚至最透彻的理论假设也沦为无效的空谈。

这样一来，传授方法和技艺便成为了主要问题。我曾经指出，学生不得不接受众多专业性的知识。这给他提供了必要的知识工具箱，但其中主要的还是如何使用这些工具的问题。只有学生经历过使他熟悉其自身冲突的精神分析活动，才能学会这一点。对于那些被称为正常但缺乏想象力的个体来说，这简直是一件难事。例如，他们对于心理事件是自发地发生于我们身上这一简单的事实也不能完全明白。这样的人宁愿固守的观念是，所发生的一切要么是由他们自身造成的，要么就是病态的，必须或吃药或打针加以治疗。他们表明，阴郁的正常状态与神经症是多么的接近，事实上，这样的人最易于被精神流行病所击倒。

在科学的所有更高的层次中，想象和直觉超出于智力及其应用的能力之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甚至物理学，这门所有应用性科学中最严格的学科，对直觉的依赖也达到了令人惊异的程度，很多时候它是以潜意识的活动过程，而不是逻辑推论的方式来开展工作，尽管很可能后来证明逻辑程序也将得出同样的结果。

在对象征的解释中，直觉几乎是必不可少的，且能立即得到做梦者一方的认可。但是，主观上确信本身也许是一件幸运的事，它也有点危险，因为它会导向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它甚至可能诱使解释者和做梦者双方去继续进行这种相当便利的精神交流，而其结果则可能陷入一种交互的梦之中。如果一个人满足于似已达到的模糊理解，那么，真正理智而道德的知识的可靠基础便随之丧失了。通常地，当人们询问某些人关于他们由以理解的依据究竟何在时，他们不能给出解释。只有当人们以直觉深入对事实及其逻辑联系的真实知识的可靠基础的洞察之时，人们才能真正理解和解释。一个诚实的研究者将不得不承认，在某些情况下这不可能，但由此而否弃它们则意味着他不诚实。既然科学家是人，那么，很自然地，他也像别人一样，痛恨那些他不能解释的事物，因此同样沦为那种以为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就代表着知识的顶峰的共同幻觉的牺牲品。没有什么东西比科学理论更脆弱和具有暂时性。所谓的科学理论只是工具而已，而决不是什么永恒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