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的语言：生动形象表达，丰富感性，超越理性

意识的所有内容都曾经或能够变成阈下的内容，因而构成我们称为潜意识的心理范围的组成部分。所有的欲望、冲动、意愿、情绪，所有的知觉与直觉，所有的理性和非理性的思想、推论、归纳、演绎、设定等等，以及整个情感范畴，都有其阈下的对应物，它们也许或部分、暂时地或经常地为潜意识所影响。例如，人们在运用某个词语或某个概念时，如果一时没有意识到它在另一种关联中有着迥然不同的意义，就会导致一种荒谬的或甚至灾难性的曲解。甚至一个被最缜密地定义的哲学或数学概念—我们确信其意义决不超过我们所赋予的，但它实际上依然多于我们的设定。它至少是一个心理的事件，其本质实际上是不可知的。你计算时所使用的数目本身总是多于你对它们的估计。它们同时是神秘的实体（对于毕达哥拉斯学派来说它们甚至是神圣的），但是当你为了一个实践的目的而使用数目时，你肯定并不知道这一点。

我们也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些事实：诸如“国家”、“金钱”、“健康”、“社会”等等之类的普遍性的术语，通常具有比它们被设定去表达的更为丰富的意义。它们之具有普遍性，仅仅是因为我们假设它们如此，而在现实生活中它们有着意义上的各种微妙差别。我是指这样的事实，即使它们在其恰当的意义上被理解，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同样会发生细微的变异。这种变异的原因就在于，一个一般的理念是被纳入到一个个别的语境之中的，因此，它是以个别的方式被理解和运用的。只要概念与单纯的语词相一致，这种变异就几乎是难以觉察的，且在实践上并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但是，当需要一个确切的定义或缜密的解释时，人们便偶然地得以发现这种最令人吃惊的变异，不仅是对该术语的纯粹知识论意义上的理解如此，而且在其情感状态方面及其运用上尤其如此。作为一种规律，这些变异乃是阈下的内容，因而从未被意识到。

人们也许将这样的差异作为一种累赘或过分挑剔的区别置之不理，但有它们存在这一事实表明，即便是最寻常的意识内容也有着围绕它们的模糊的阴影，这使我们有理由认为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携带着一种特有的阈下内容的负荷。虽然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这一方面并不起多大作用，但人们在分析梦的时候必须铭记在心。我回想起我自己做过的一个梦，它令我很是迷惑了一段时间。在这个梦里，某位X先生拼命地试图辨认出我，并猛扑到我背上。对于这位先生，除了知道他成功地将我说过的某些话加以歪曲，对我的意思做了相当荒唐的比附以外，我对其一无所知。这种事在我的职业生涯中经常会遭遇到，我从未烦神去计较它是否会令我生气。但是，它对于坚持认为意识对一个人情绪的控制作用具有实践上的重要性！这个梦再一次突显出在口语的那种表面“伪装”之下的言外之意。在日常说话中很平常的一种说法：“你可以爬到我的背上”，它意味着“我对你所说的毫不在乎”。

人们可能说这种梦的意象是一个象征，因为它并不是直接地而是以一种迂回的方式，并通过一种我最先并不理解的、被具象化了的口语式隐喻来描述的。既然我没有理由来相信潜意识有任何隐瞒事情的意图，我就谨慎地不去制订这样一种关于其活动的研究计划。梦的特征就在于更多地以生动的、形象化的语言来表达而不是诉诸于无色彩的、单纯理性的描述。这确定不是一种有意的隐瞒；它只是强调我们没有能力去理解梦的这种被赋予情感性的图画式语言。

因为在日常生活中需要对事物的真相做出准确的描述，为此我们必须学会放弃幻想的调剂，因而也就丧失了原始思维所特有的一种情趣。原始思维以一种已或多或少变成了文明人的潜意识的延伸联想模式来认识它周围的对象。因此，动物、植物与无生命的客体都能够具有对于我们白人来说乃是最意想不到的秉性。对原始人而言，如果一种本应是夜间出没的动物白天出现，那很显然它是一位暂时改变其形象的巫医；要不然它就是一位兽医或动物祖先，抑或是某人的“丛林灵魂”。一棵树可以是一个人生命的一部分，它有灵魂和声音，而且这个人分享它的命运，等等。某些南美印第安人信誓旦旦地告诉你他们是红鹦鹉，尽管他们也相当清楚他们自己既无羽毛也看上去并不像鸟。在原始人的世界里，事物之间并没有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有着清晰的边界。我们称之为精神的一体性或神秘的互渗的这一切，早已从我们关于事物的认识领域中清除出去。正是这种赋予灵性或“边缘意识”—如威廉·詹姆士所称谓的那样—的活动，使得原始人的世界变得多姿多彩且富于幻想。而我们已彻底丧失了它，以至于当我们再次遇到它时已完全陌生，不能相认，甚至因为其不可思议而备感困惑。在我们自身之内，这样一些东西被保存在阈限之下；当它们偶然再现时，我们却以为某个地方出了差错。

我曾不止一次接受受过良好教育和有教养的人咨询，因为他们都做过很特别的梦，或不由自主地幻想，或甚至出现幻象，这使他们感到很震惊或恐惧。他们以为，没有人在正常的精神状态下会为这样的现象所困扰，一个产生幻象的人肯定是病态的。我认识的一位神学家有一次曾公开宣称，他的信念是，《以西结书》中的异象乃是病态的症状，且当摩西和其他先知们听到“声音”时，他们显然是陷入了一种幻听。很自然地，当这样一些事件降临到他自己身上时，他便陷入一片恐慌之中。我们是如此习惯于我们关于世界面貌的理性描述，以至于不能想象在常识范围内会有任何不合宜的事情发生。如果一旦某个时候我们的心灵发生了某种完全意想不到的事情，我们便大为惊骇，立即以为这肯定是病理学意义上的失调。而面对同样的情况，原始人则会想到图腾、灵魂或神灵，且绝不会对自己心智的健全性有任何怀疑。现代人的境况非常像那位自身就是精神病患者的老医生。当我问他怎么样时，他回答说他度过了一个神奇的夜晚，他用氯化汞清洗了整个天空却没有发现上帝的踪影。正是我们所发现的这一切而不是上帝才是神经症或更糟糕的事情的原因，对上帝的畏惧已经变成了一种病态的恐惧或焦虑型神经症。这种情感并未变化，只是其对象不仅业已改变了其名称，而且其性质也变得更趋恶化。

我记得一位哲学和心理学教授曾就他的癌症问题咨询过我。他困扰于一种不由自主的深信，认为自己身上已出现了一种恶性肿瘤，尽管在数打X光片中都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症状。“哦，我知道什么都没有，”他说，“但也许还是有问题。”这样一种表白对于一个知识水平很高的人来说，肯定远不是一种难堪之事，更多的则类似于一种为某个神灵所困扰的原始思维式的信念。在原始社会中，恶毒的鬼魂至少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假设，但对于一个文明人来说，不得不承认他不是别的而正是某种愚蠢的想象的恶作剧的受害者，则是一种备感挫败的经验。被鬼魂缠住的原始现象并没有消失，它一直没有改变。只是对它的解释方式变得有所不同且有些令人反感罢了。

很多梦显示出与原始的观念、神话和习俗相类似的意象和联想。这些梦的意象被弗洛伊德称之为“远古遗迹”。这一术语意味着，它们是从遥远的时代遗留下来的精神因素，今天依然附着于我们的现代心灵之中。这种看问题的观点构成了当今占主流的对潜意识多有贬低的潮流的一部分。按照这一立场，潜意识只是意识的附属物，或说得更尖锐一些，仅仅是收集有意识心灵活动的所有废弃物—一切被丢弃的、废弃无用的、无价值的、被遗忘以及被压抑的东西—的垃圾桶而已。

近来这种观点不得不被抛弃了，因为更进一步的研究业已表明，这样的意象和联想属于潜意识的固定的结构，或多或少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观察得到，无论是在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的梦中，还是在文盲的梦中，无论是在聪明人的梦里还是在笨伯的梦中，都是一样。它们决不是僵死的或无意义的“遗迹”，恰恰相反，它们依然在继续发挥作用，且因此正是由于其“悠久的”本质而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它们是在我们借以有意识地表达我们思想的方式，与更原始的、更富于色彩的和图像式的表达形式之间充当桥梁的一种语言—一种直接诉诸感情和情绪的语言。要将某些真理从它们的“文明”形态（在那里它们是完全不灵验的）转译成一种最适宜恰当的形式，需要这样一种语言。例如，有一位女士就以其愚蠢的偏见和顽固的观点而著称。她的医生枉费心机地试图逐渐给她提出一些忠告。他说：“我亲爱的女士，你的观点的确非常有趣且新颖独到，但是你看，不幸的是有很多人缺乏你所具有的设想，而需要你的克制。你能不能……”，等等。他的话像是跟一块石头说似的，毫无效果。但她的梦采取了一种不同的方法。她的梦是这样的：她被邀请去参加一个大型社交活动。在门口她受到她的女主人（一位非常爽朗的女人）的热情接待：“哦，您能来真是太好了，您的所有朋友都已到了，大家都在盼着您。”她将她领到一扇门前，打开门，该女士进到—一个牛棚里。

这是一种更具体且鲜明的语言，它非常简单，甚至傻瓜也能理解。尽管该女士并不接受关于此梦含义的分析，不过当她回家以后，过一段时间，她就被迫接受它，因为她会逐渐领悟到这个自我嘲弄的玩笑的奥秘所在。

这种潜意识信息的重要性比大多数人所认识到的大得多。当意识面对形形色色的外在吸引和诱惑时，它很容易被引入歧途，被诱入并不适合它的个性的追求方式中。梦的一般功能就在于通过形成一种互补的或补偿性的内容，从而在精神平衡方面矫正这样的失调。出现高耸的令人眩晕之处、气球、飞机、飞翔和下落情景的梦，常常伴随着具有虚妄的假设、目空一切、不切实际的观念、宏伟的计划等特征的意识状态。如果梦的警示得不到重视，那么取而代之的就会是现实的事故，如失足绊倒、坠下楼梯、撞车等等。我记得有这么一个病例：一个人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一系列倒霉事件之中。他滋生出一种几乎病态的对于危险的爬山活动的强烈爱好，以此作为一种精神补偿：他力图由此变得“雄伟高大”起来。在一个梦中，他梦见自己跨越一座高山的峰顶，飞向空中。当他将此梦告诉我时，我立即意识到他正面临着危险。我竭尽全力向他强调了这个梦的警示意义，让他认识到他需要克制自己。我甚至告诉他，这个梦意味着他可能会在一次登山事故中遇难。这一切劝告最终都付之东流。六个月后，他真的“飞向了空中”。一位登山向导目睹他和一个年轻的朋友在一个危险的地点沿着他们的绳索自己飞速滑下。其朋友在悬崖边缘找到了一个临时落脚点，那位做梦者顺着他滑下。突然，他抛开绳索，“似乎跃入空中”。这位向导后来这样报告说。他落在他的朋友身上，两人一起坠下悬崖，双双遇难。

另外一个典型的事例发生在一位女士身上。她在一种卓越而庄严的幻想中自我陶醉。但她的许多梦令她震惊，让她想起各种令人厌恶的东西。我将我的手指放在她所说的这些东西上面，她愤慨地拒绝承认它们。她的梦随之变得具有危险性，充满了关于她在城镇附近树林里孤身长久行走、沉浸于富有灵性的冥思之中的意象。我洞察出这种危险，并一再警告她，但她充耳不闻。一个星期之后，一个性变态狂杀气腾腾地袭击了她，好在在这一关键时刻，一群人听到她的尖叫飞奔过来解救了她。很显然，她有一种对于这样一类冒险的隐秘渴望，而宁愿付出断裂两根肋骨和喉部软骨骨折的代价，一如那位登山者至少通过发现那种摆脱他的困境的方式而获得了那种满足一样。

梦常常在事件真正发生之前很久就有预备、预告或警示某些境况的功能。这并不必然是一种奇迹或先知先觉。很多危机和危险状况都有很长时间的酝酿过程，只有有意识的头脑才会对它一无所知。梦恰恰能泄露出这一天机。它们常常这样，但同样也常常似乎做不到。因此，我们关于及时阻止我们的灾难的“仁慈之手”的假设是值得怀疑的。或者，说得更明确一些，只是似乎有时候有一个仁慈的力量在发挥作用，但在另外一些时候则没有。这只神秘之手甚至会指向毁灭之路。在对待梦的问题上，人们不能天真地寄予太多的期望。它们的渊源其实并不是人类的精神，而更多的是自然的灵性—充满魅力、慷慨同时也是残酷的女神的灵性。如果我们要描述这种灵性的特征，最好是转向古代神话和原始丛林的寓言。文明化是一个极端浪费的过程，它在获得一系列成就的同时，也伴随着巨大的失落，作为所付出的代价。其失落的一切，大部分都已为我们所遗忘，或从未为我们重视过。

通过努力地去理解梦的意义，我们熟悉了被威廉·詹姆士恰当地称之为“边缘意识”的事物。如果研究得更深入一些，就会发现，看上去似乎是多余的累赘和不受欢迎的附属物的这一切，正是意识内容的几乎不可见的根基所在，即它们的阈下层面。它们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心理质料，这种质料必须被视为潜意识与意识内容之间的调解者，或跨越意识与精神的最终的生理学基础之间鸿沟的桥梁。这样一种桥梁的重要性无论如何评价都不会过分。它是有意识的理性世界与本能世界之间必不可少的联系纽带。我们的意识越是受到偏见、幻想、婴儿式愿望或外在对象的诱惑的影响，这种业已存在的鸿沟就会愈益扩展成为一种神经症式的分裂，并导向一种远离健康的本能（本性的）和现实的、矫揉造作的生活方式。梦试图通过恢复表达潜意识状态的意象和情感去重建这种平衡。人们几乎不可能通过理性的谈话去恢复最初的状态，因为理性的谈话太平乏而单调了。但是，正如我的例证所显示的那样，梦的语言恰恰提供了这些显示出精神的更深底层的意象。人们甚至可以说，对梦的分析极大地丰富了意识，以至于达到如此的程度—它重新学会了业已遗忘的本能的语言。

就本能作为生理学意义上的欲望而言，它们是由感觉所觉察的，且同时将自身显示为幻想。但就其并不是通过外在感知途径而被觉察而言，它们只是在意象中显示自身的存在。不过，绝大多数的本能现象由意象构成，其中很多具有其意义并不是直接可以认识的象征性。人们发现它们主要处于模糊的意识与梦的潜意识背景之间的过渡领域之中。有时候一个梦是如此的至关重要，以至于不管它如何可能令人不悦和震撼，其信息都会通达到意识。从一般的精神平衡和生理健康的立场来看，意识和潜意识二者联系起来、平行发展，远比它们之间彼此被分裂开来好得多。在这一方面，象征的形成可以发挥出一种最有价值的作用。

人们很自然地将会问道，如果其象征性未引起注意或被证明是无法理解的，那么梦又将如何发挥这种功能呢？但是，缺乏自觉的理解并不意味着梦完全没有影响。甚至文明人也能不时地观察到，一个他不能想起的梦也能轻微地改变他的心境，或变得更好或变得更坏。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以一种阈下的方式来“理解”，而那正是它们通常发挥作用的方式。只有当一个梦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或自身经常重复出现时，真正的分析和自觉的理解才变成可欲的。但对于病理学意义上的病例而言，如果没有相反的指示，诸如存在着潜伏的精神病—那种情况，似乎只能等待一种合适的释放契机去充分“引爆”出来，分析则是绝对必要的，并应该尽快付诸实施。的确，关于梦的无知而不合格的分析和解释活动并不可取，特别是当一种非常片面化的意识和一种相应的非理性的或“疯狂的”潜意识之间出现分裂的时候，尤其如此。

由于意识内容的无限多样性和其对理想的中道的偏离，潜意识的补偿也同样不断变化，因此，人们将很难说梦及其象征意义究竟是不是有类别之分。虽然有梦和其偶然的象征—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称之为主题—它们是典型的且经常发生的，而大多数梦则是个别的、非典型性的。典型的主题包括坠落、飞翔、被危险的动物或人追逐、在公开场合被不适当或荒唐地包裹起来、急急忙忙或迷失在拥挤的人群中、持无用的武器战斗或毫无防卫能力、漫无目的地奔跑，等等。典型的婴儿期的主题则是那种无限变小或无限变大的生长之梦，或者是被从一个人向另外一个人转变的梦。

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那种周期性出现的梦。有些梦从儿童时代到成年生活的很晚时期都不断地重复出现。这样一种梦通常是补偿一个人的有意识的态度中的一种欠缺，它们或者是起始于一个留下某些特别偏见的创伤时刻，或者对某个具有某种重要意义的未来事件的期望。我自己就梦到过一个在一些年里重复出现很多次的主题。那就是我发现了我的房子中的一个偏房，此前我并不知道它的存在。有时候它是我父母居住的地方—他们已过世多年。令我非常惊异的是，我父亲在那里竟有一个实验室，他在里面进行鱼类的比较解剖研究，而我母亲在那里经营着一个专门接待灵性访问者的旅店。这个偏房或独立的客房照例应是有几百年历史的古老建筑物，虽然早已被人遗忘了，但毕竟是我的祖先的财产。里面有有趣的旧式家具，而且到这一系列周期性的梦的结尾，我还发现一个老图书馆，其中的书我一无所知。最终，在最后一个梦中，我打开了这些古老书籍中的一本，在其中进一步发现了大量最不可思议的象征性图片。当我醒过来时，我的心激动得怦怦直跳。

在此梦之前一些时候，我向一位国外的古董书商订购了一部关于拉丁炼金术的经典著作，因为我碰到了一处我想可能与早期拜占庭炼金术有关的引文，我希望对它加以考证。在我的梦之后几个星期，一个包裹送到我的手上，里面是一卷其中有很多最神奇的象征图片的16世纪羊皮纸著作。它们立即使我想起我那个关于图书馆的梦。由于对炼金术的再发现构成了我作为一个心理学先驱者的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关于我的未知的偏房的主题很容易被理解为对一个新的兴趣和研究领域的预期。无论如何，从30年前的那一刻起，那个周期性出现的梦便再也没有重现了。(www.xing528.com)

象征，像梦一样，乃是自然的产物，但它们并不只是发生在梦里。它们可以出现在任何一种精神现象中：有象征性的思想和感情，象征性的行为和情境。这样的情况看起来似乎也不少见：不仅潜意识，而且甚至无生命的客体也以近乎象征的模式活动变化。有很多非常可信的关于时钟在其主人过世的时刻戛然而止的故事，如弗里德里克大帝的无忧宫里的大摆钟就是如此；还有危机之前或期间镜子破碎，或沸腾的咖啡壶爆炸等之类的故事。即使怀疑者不相信这样的报告，这类故事依然不断更新且层出不穷，这充分证明了其在心理学上的重要性，尽管无知的人否认它们的事实上的客观存在。

不过，最重要的象征并不是个别的，而是在其性质和起源上都是集体性的。它们主要是在宗教中被发现的。信仰者坚信它们有神圣的来源—它们是显现出来的。怀疑者则认为它们是被发明出来的。其实双方都是错误的。真实的情况是，一方面，长期以来，这样的象征一直是人们相当自觉地进行深入仔细的探究和辨析的对象，如同对待教义一样；但另一方面，它们从蒙昧遥远的时代起就是集体表象，只有就它们发生从梦中浮现出来和作为创造性幻想的意象这一意义上说，这一切才是一种当前出现的现象。后者是潜意识的、自发的现象，且无论如何都决不是任意和有意识的发明。

绝不可能有一个天才，拿着他的笔和刷子说：“现在我来发明一种象征。”无人能通过或多或少理性的思想，将由此达到的一种逻辑结论或深思熟虑的选择，伪装为“象征性的”幻觉效应。不管这种伪饰可能看起来多么奇异，它依然只是一种暗示某种有意识思想的标志，而不是一种象征。一种标志总是少于它所指向的事物，而一种象征则总是多于我们乍一看所能理解的。因此，我们决不能止步于标志，而要继续追寻它所指示的目标；但我们将梦归之为象征，因为它蕴示着比其所显现的更多的东西。

如果梦的内容与一种性理论相一致，那么，我们就已经知道了其实质；但如果它们是象征，则我们至少知道我们还并不理解它们。象征并不掩饰，它及时地显现出来。很显然，当你将梦视为具有象征性时，关于该梦的分析将形成一种结果，而当你认为其基本思想仅仅是被伪装出来的、而且原则上已经被认识时，就会得出迥然不同的结论。在后一种情形下，对梦的分析无论如何都没有意义，因为你所发现的只是你业已知道的而已。因此，我总是建议我的学生们：“一定要尽可能多地掌握象征概念，而且当你进行梦的分析时完全忘掉它。”这个建议在实践中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我本人也将它作为一个规则—承认我从未完全充分地理解一个梦，能够足以正确地将其分析出来。我这样做，是为了检查我自己固有的联想和反应状况，看看它们是否会凌驾于我的病人的无常和踌躇之上。因为对于要获得尽可能准确的梦的信息的分析者来说，它最具有治疗学意义上的重要性，对于他要最彻底地探究梦的意象的具体境域具有根本意义。我在与弗洛伊德一起工作时所做过的一个梦可以非常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我梦见我在“我自己的家”里，看起来像是在一楼，一个按照18世纪式样装饰的温暖舒适、令人愉悦的客厅里。我感到有些惊奇，因为我意识到以前我从未见过这个房间，我开始想知道底楼会像什么样。我走下楼梯，发现它有些昏暗，墙上镶有嵌板，其间是一些问世于16世纪或甚至更早的笨重家具。我更为惊异，好奇心随之进一步增强，因为这一发现太出乎我的意料了。为了更好地熟悉这个屋子的整体结构，我想我该去地窖看一看。我找到了一个门，沿着一段石阶下到一个有拱顶的大房子里。地板由大石板铺成，墙壁之异常古旧令我震撼。我查看了灰浆，发现它混合有砖片。很显然，这是古代罗马的墙壁。我开始变得兴奋起来。在一个角落，我看见其中的一块石板上有一个铁环，我将它提起来，竟看见又有一段狭窄的阶梯向下伸入到一个洞穴，那很显然是一个史前古墓。其中有两个颅骨、一些其他骨头，以及一些陶器碎片。正在这时，我醒过来了。

在分析此梦的时候，如果弗洛伊德遵循我的探究其具体境域的方法，他将听到一个意义深远的故事。但是我恐怕他会将其视为一种做梦者从他自身所面临的难题那里逃避出去的企图而弃置一旁。这个梦事实上正是我自己生活的简要写照—我的精神生活的缩影。我在一座有着200年历史的房子里长大，我们的家具大多数都有一百年左右的历史，我的精神上的最大历险是学习康德和叔本华。那个时代最引人注目的事物是查尔斯·达尔文的著作。在那之前不久，我一直与我的父母在一起，依旧生活于中世纪式的世界之中。在那里，世界与人依然为神的无限权能和天命所主宰。而这种观念今天已经变得日益陈腐过时。我的基督教信仰因为我与东方宗教与希腊哲学的相遇而趋向相对化。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梦中的底楼才是如此宁静、昏暗和显然了无人气。

随后，我从最初在解剖学研究所作为一名助理时专注于比较解剖学和古生物学，转而发展出对于历史的兴趣。我被那些远古人的遗骨，特别是引起广泛讨论的尼安德特人和更是纷争不已的迪布瓦猿人迷住了。事实上，这些就是我对于上述梦的真正联想。但是，我不敢将这一有关颅骨、骷髅或僵尸的主题向弗洛伊德提起，因为我已经知道这一主题并不为他所熟悉。他怀有一种极古怪的观念，即我期望着他早早谢世。他从我对不来梅的那个著名的圣佩特利里大教堂—1909年我们在去美国的旅行途中曾一起访问过此地—的木乃伊僵尸很感兴趣这一事实，得出了他的这一结论。^[1]

因此，我不愿发表我自己的思想，通过最近的经验，我深深地感到，在弗洛伊德的精神视野和背景与我自己的之间有着几乎不可逾越的鸿沟。我担心如果我将自己的内心世界完全向他敞开，会失去他的友谊。我推测，我的内心世界在他看来将是非常怪诞的。因为我对我自己的心理学心里相当无底，因此关于我的“自由联想”问题，我几乎不由自主地向他撒谎，不再幻想去完成向他宣传灌输我自己特有的、且截然不同的关于精神构成体系的思想，这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不久，我就认识到，弗洛伊德正在寻求实现一些与我自己所具有的不能相容的愿望。于是，我尝试着提出，那些颅骨也许是表示我的家族中已逝去的某些成员，出于某种原因，我可能对其有所期望。这一提法得到了他的赞许，但我并不对这样一种“虚假的和谐”状况感到满意。

当我正试着寻找一种对于弗洛伊德的问题的合适回答时，一种关于主观因素在心理学解释中所承担的角色的直觉突然降临到我的面前。我的直觉是如此势不可挡，以至于我当时唯一的想法只是如何摆脱这种令人讨厌的纠缠，而我采取的最简易的摆脱方法就是撒谎。这既不体面也难免有道德上的指责，但要不然我将冒与弗洛伊德根本决裂的风险—基于很多原因我觉得不宜如此。

我的直觉体现为一种突发且最意想不到的对于这样一个事实的洞察：我的梦意味着我自身、我的生活和我的世界、我的整个现实，与另一个异己的心灵基于其自身的理由和目的而树立的理论化的结构正相对峙。它不是弗洛伊德的梦，而是我的梦；我一刹那突然理解了我的梦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必须为这一关于是否将我的梦告知弗洛伊德而陷入困境的冗长故事感到抱歉。但是它对于警示人们在一个真实的梦的分析过程中将会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无疑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分析者和精神分析对象之间的个人差异。

在这一层次上，梦的分析与其说是一种技术，不如说是两个人格之间的辩证对话的过程。如果它被作为一种技术来对待，作为特定个体的主体所具有的特异性便被排斥了，治疗学上的难题便被简化为一个简单问题：谁将主宰谁？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已经放弃了催眠治疗，因为我不想将我自己的意志加诸别人身上。我所希望的是从病人自身固有的个性中激发出来的康复过程，而不是由于我自己的暗示而导致的所谓“康复”，那只是暂时的效果而已。我想保护并保持我的病人的尊严和自由，这样，他就能以他自己固有的意志自主地生活。

我不能赞同弗洛伊德将性视为几乎唯一的动力的理论。毫无疑问，性在人类的动机中发挥着不小的作用，但在很多情况下，它只是位于饥饿、权欲、野心、狂热、嫉妒、报复，或创造性冲动与宗教情感之类的毁灭性的激情等等之下的第二位的动力而已。

我第一次开始认识到，在我们建构关于人及其心理的一般理论之前，我们应该更充分地了解真实的人，而不是止于关于人类的抽象观念。

【注释】

[1]关于这一问题的更详尽的细节，参见我的著作《记忆、梦与反思》，第156页及其后（伦敦版，第152页及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