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文化：汇聚群贤，济济人才

遵义二中，从1913年的筹建到而今已逾百年。百年春风化雨，百年滋兰树蕙；百年风雨兼程，百年春华秋实。尽管校名几易，校址几迁，然亘久不变的是我们历久弥新的文化精神。畅饮过湘江河甘洌的河水，在中华路校园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呼吸过凤凰山清新的空气，在凤朝门地盘上书生意气指点江山；而今迁址高新区，沐浴在时代春风里，更是日新月异，一路笙歌。一路走来，学校不仅为社会培育了大量贤才，也云集了大批教育精英。从这里，已走出万千精英，他们中有大批祖国的建设者，有活跃在各条战线上的先进人物。他们传承着母校底蕴深厚的文化，建功立业于五湖四海，演绎着一曲曲遵义二中人的动人乐章，一起构筑起遵义二中的文化风景。稍加搜罗，那是一串串让我们肃然起敬的名字。这里仅选列解放前部分优秀师生予以介绍，解放后的杰出代表，我们将另辑宣扬。透过这些人及其活动的叙述，我们的历史文化脉络会更加清晰，知古鉴今，启迪后人。

朱季瑜（1880-？），字光沛，遵义县（今红花岗区）人。清末庠生，曾应举人试。洋务运动期间，留学日本，在帝国大学（京都大学）学习物理、化学。曾参加孙中山先生组织的兴中会。学成回国后，任教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不久，放弃了北京优越的条件，毅然回乡，立志于家乡的教育。民国四年（1915年）春，遵义女子师范学校正式开校，朱季瑜首任校长。他借鉴日本的管理方法，在课程设置上彻底打破旧学的窠臼，引入了算学、代数、几何、理化、博物等自然科学，音乐、美术等素质修养和劳作、家事等能力锻炼的内容。学生管理上要求统一着朴素大方的校服。表现出全新的培养人才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重视教师知识修养，多聘遵义老三中有声望的教师兼课，教师多为前清举人、贡生及大学毕业生。

政治上，他积极投身打碎封建王朝的斗争中，对新政权寄予了很大的希望。1915年5月，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引起全国人民公愤，消息传来，他义愤填膺，带领女师学生，游行集会。学生卢葆华登台讲演，慷慨激昂，义正词严，民众情绪受到极大的震动。他为女师制定校训为“尊师重道，敬业乐群”，“尊师重道”是几千年的优良传统，而“敬业乐群”又注入了新时代的合作的精神，为遵义带来新时代科学民主的清风。女师开办十年，为地方培养了大量的师资，为教育作出了贡献。朱季瑜这位教育界的先贤，将永远被记录在遵义的史册之中。

赵乃康（1869年-1942），名恺，别号牂北生，遵义县团溪（今播州区团溪）人。赵乃康出身名门，家学深厚，是沙滩文化传人，也是遵义女子师范学校及遵义县立中学时期的学校教员，是遵义知名的教育先贤。赵乃康是光绪30年恩贡生，服膺郑学，精于文学，善篆书及魏碑字体，更雅好收藏郑氏父子等著作的各种版本。后到四川新津受堂兄赵怡教诲，学业大进，民国初年返里，致力地方文教，民国十五年任《续遵义府志》总纂。一生著有《读说文解字》 《平水旧闻》 《近泉居杂记》 《剑山庐杂话》等著述十余种。1935年红军过遵义，徐特立闻其人品与学识，特登门与之晤谈。后在团溪专心致力办学，创办了民德中学（团溪中学）。教育上，主张因材施教、德育并进；讲授历史则以史为鉴，激发学生爱国热情，一生为推动遵义教育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刘闺纯（1893年-1964年），又名规纯，遵义县（今红花岗忠庄街道）人，她年轻时在昆明和缅甸的仰光等地求学。后来就读于上海圣玛利书院，受到良好的英语教育。1929年进入遵义女子中学教书，曾任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是遵义最早的英语教师之一。她淡泊名利，一生默默专注育桃李。她教学认真负责，注重因材施教。她教学英语，不讲求死背硬记，重视口语练习，要求学生会读、能说、能写。她常以自己学习的经历，鼓励学生“逆水行舟”努力上进。政治上开明，追求真理，支持学生成立歌咏队，宣传抗日，以激发人民群众救亡的爱国热情。面对权贵，主持公道，敢于伸张正义。在其任职期间，顺应民情处理了“王永芬”事件和县党部逮捕师生案，获得社会一致好评。

1936年春，贵州省省长顾祝同到遵义视察，当局组织千余学生到南门关列队迎接，国民党中央军一辆美制十轮卡车突然冲向女生队伍，学生王永芬躲避不及顷刻惨死轮下，军车扬长而去，在场军政人员无人谴责司机，反说非常时期，不予追究。女中师生悲痛万分，于校内举行追悼会，刘校长率领全校师生要求惩办肇事者，但军政当局置若罔闻。追悼会后，学校编印《王生永芬纪念专刊》，师生人手一册，将舆情传至千家万户。同年11月中旬，国民党县党部逮捕中共遵义地下党员，借机搜捕教师余振邦和一些学生。这一暴行震动黔北，舆论大哗。遵义城内民愤沸腾，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各界人士仗义执言。国民党县党部被迫无条件释放被捕学生，并由刘闺纯具保领回。在刘闺纯任职期间，有14名女生冲破封锁，奔赴延安。(www.xing528.com)

傅梦秋（1898年-1961年），亦名延栋，遵义县团溪（今播州区团溪）人，后住老城杨柳街。1921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先于重庆女二师任教，次年返遵，任遵义县教育局长。继而在贵阳、安龙、安顺、大定（今大方）等地任中学教员、校长。民国二十六年春（1937年），任遵义县立女子初级中学校长。后又历任浙大总务长，贵阳民众教育馆馆长、贵阳师范学院讲师、贵州大学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遵义市图书馆馆长。

民国二十五年下半年至二十八年上半年，傅梦秋就任遵义女中校长。民国二十七年秋季，学校开始男女合校，更名遵义县中。时值日寇侵华正炽，他激励青年奋发图强，十分重视教育质量。此间，学校声誉好，升学率很高，在遵义为人们所公认。他在校内开办图书馆，亲自主持出校刊，举办学生作文竞赛，开展篮球比赛、支持学生开办夜校，为学校树立起了良好的校风。他喜好古典文学，对诗歌、音乐、戏剧、书法、篆刻、体育等均有涉猎，对词的研究尤深。著有《词调辑遗》《词调拾读》《词律拾遗补》《读词偶记》和《词调汇编》。前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何其芳、吴世昌认为“较清人万树的《词律》为完备”。

朱穆伯（1895年-1945年），原名绶纶，亦名毅，遵义县（今红花岗区）人。民国初年考入北京大学，毕业后执教于南开大学。1926年任省立三中文史教师，与黄齐生配合传播新学，培植新风。因黄齐生被省主席周西成逼走，朱穆伯亦辞职到贵阳省立一中任教。由于性情刚毅，针砭时弊不留情面，届满之后，学校不敢续聘，因此赋闲于家。在家闲不住的朱穆伯，关心家乡的教育事业，先后任私立豫章中学董事及遵义高级中学筹建委员，后又到遵义师范学校和县中学教书。浙大西迁遵义时，聘为浙大教师兼图书馆馆长。1944年秋，任国立贵州大学中文系教授。1938年经中共贵州省工委批准入党，由省工委直接领导，开展活动。其师承章太炎、黄侃，深知基础教育的重要，常教学生要高处着想，低处着手，循序渐进，要精读名家名著，由博而约；写诗作文，要有书卷气，要脱尽市井俗气；认为书卷气如人的浩然气，浩气无存，正气不中；更重品德教育，常说：“文人最重品德。没有品德的人，就没有高尚的灵魂，也就写不出好的文章。”他对音韵学、训诂学、诗词均有研究，十分自负，时人戏呼为“朱大圣人”。

卢葆华（1898年-1945年），名夔凤，字韵秋，笔号乐江女士、笑生、茜华、绯娜、湘江菊子。遵义县虾子（今新蒲新区）人，自幼聪颖异常，记忆力惊人，是遵义县立女子师范学校第一期毕业生，后肄业于上海中华艺术大学。她是一位极富才情、极有个性的女性，是20世纪前半叶贵州文坛有名的才女作家，工新旧体诗，书学赵孟頫。她从小就受到很好的文学熏陶。但命运多舛，饱受生活煎熬，后移居杭州，以写作、教书的收入，维持母亲及三个孩子的生计。抗战胜利前夕，客死昆明。卢葆华的处女作为新诗集《血泪》，是用新诗记述过去之血泪，将来之期望，现在之祈求，把痛哭和欢笑表达于笔端。她出版的作品还有：小说《抗争》、旧体诗集《飘零集》、旧体词集《相思词》、散文集《哭父》和文言体自传《飘零人自传》等。小说《抗争》自传性十分突出，对江绯娜的形象刻画，倾注了满腔的热情，在对于女主人公的爱情、婚姻的描写中，处处着力于表现她的坚强性格、独立人格和抗争精神。这部小说在思想和艺术上的成功，显示出卢葆华小说创作方面的才华。在三十年代的贵州文坛上，她是一个鲜见的特例。

李小侠（1916年-1999年），遵义县（今红花岗区）人。1931年考入遵义县立女子中学，在余正邦、谢树中等老师影响下，读了许多马列著作等红色书籍，对妇女解放充满激情。1935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到遵义时，她在党的地下工作者周司和的策划与鼓励下，以“红军之友社”的名义，肩扛一面大红旗，带领男女青年前往南门关迎接红军。并在此间向女红军表达了遵义青年愿替红军做事的愿望。在红军大姐的帮助下投身革命，经常进出红军总政治部。认识了邓颖超、蔡畅、李伯钊、康克清、李坚贞、阚世英等诸位红军大姐，受到了红军的革命教育。当时，党中央提出在遵义县建立苏维埃红色政权，欲成立“遵义县革命委员”。为此，由邓颖超、李伯钊亲自领导“红军之友社”的成员，组织“工农剧社”到街头、工厂、农村、学校边演出边访贫问苦，宣传红军的政策，物色新政权人选。这期间，李小侠十分活跃，工作很积极，深得邓、李的信任和关爱，她们亲热地称她为“小侠妹妹”。她的出色工作，得到了很多人的赞誉和肯定，她在“红军之友社”的推举下，以妇女代表的身份当选为“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的妇女委员，并在成立大会上代表妇女讲话。红军走后，李小侠在黔北游击队从事群众发动工作。再后，在遵义地下党的领导下继续开展革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