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文化十讲：山歌小调、号子田歌传承准则

遵义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数千年来，汉、苗、仡佬、土家等各族人民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活，创造了极其丰富多彩的民间歌谣。这些民歌在内容上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有歌颂人民勤劳勇敢善良纯朴的，有揭露封建压迫剥削的，有表现追求自由幸福的，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人民性；在表现技巧上，用字遣词通俗生动，叙事抒情优美感人，写人状物形象逼真，音乐节奏鲜明，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为人们口唱心记，世代相传。它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艺术瑰宝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遵义六百多万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

根据民歌表现的内容，结合它们的特殊功能和服务对象，遵义民歌可以分为劳动歌、仪式歌、情歌、生活歌、传说歌、儿歌等类；按体裁，又分为山歌、小调、号子、田歌、盘歌等。

山歌，是流传在遵义民间的重要民歌种类，伴随农事活动主要出现在各种劳动场合，是黔北旱作和稻作农耕文化的产物。遵义山歌不分时令、不分工种，凡户外活动都可以演唱，因此，流传地域广泛，接受人群最多。演唱形式多为独唱，兼有对唱形式。按照民间的传统划分，山歌主要分为大山歌与小山歌两类，其中大山歌又称高腔山歌，这类山歌旋律舒展，起伏较大，节奏悠长自由，音域宽广，高亢有力，演唱时常用“假嗓”。如桐梓的“高腔大山歌”，仁怀汉族山歌，红苗山歌、务川及道真一带的仡佬族“高腔山歌”等。小山歌又叫平腔山歌或矮腔山歌，这类山歌音域较窄，节奏欢快，旋律线起伏较小，并且具有一定的吟诵性质，常以表现男女之情见长，具有婉转抒情的情感特点。如正安山歌《小小桡杆撑大船》，道真仡佬族山歌《我把月亮扯出来》，赤水山歌《太阳出来辣焦焦》等。

小调，是遵义民歌的重要类型，《遵义地区民歌集成》中收录了各种小调486首，数量也较为庞大，分布在遵义的各个县区市。遵义小调的内容广泛，演唱形式有独唱、对唱等，大多以五声调式为主，旋律流畅，情绪较为舒缓，其中尤以情歌对唱为主要类型，唱词多以四季、十二月、花名、菜名为母题。按照表现形式和表现内容，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型。第一类是流传在本地的原生曲调，如《修洛阳桥》系列、 《进菜园》系列、《开财门》系列，以及《唱红军》系列曲调。第二类是全国性的曲调，这类小调如《鲜花调》系列、《望郎哥》《绣荷包》系列、《对花调》《花鼓调》等类型的曲牌。从这类小调的形态特征可以看出，它们与全国流传的同类曲调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属于“同宗民歌”的范畴，再次说明了民歌在传播过程中的文化变异和文化调适，也说明了遵义特殊的地域文化生态环境下的多元化民歌文化特征。(www.xing528.com)

号子，是遵义民歌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1980年《遵义地区民间歌曲集成》中所辑录的数量来看，号子类民歌几乎占遵义民歌的五分之二。主要类型有船工号子、龙舟号子、石工号子、打夯号子等类型。号子的调子比较固定，歌词往往根据劳动的需要即兴创作，有的则只是“嘿佐、咳嗬”的呼喊声，没有歌词。这种劳动歌的衬音作用在于有节奏的协调动作，增加劳动效能，或借悠扬的歌声和富有鼓动性的词句，鼓舞劳动热情，在精神上减轻负担。与流传在全国其他地域的号子相似，遵义民歌中的号子与生产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主要体现了遵义的几种社会经济文化类型。如船工号子主要流传在乌江流域、赤水河流域两岸，是当地航运文化的直接产物。这类号子的节奏铿锵有力，旋律性不强，句幅较短，常常用重复手法，突出劳动号子的实用功能。代表号子有《赤水河船工号子》《抛河号子》等。除此以外，石工号子也是遵义流传的主要劳动号子。地处武陵山、大娄山系及其交汇地带，乌江、赤水河横穿而过，典型的高原山地地貌，辖区内山高水险、林密箐深、峡谷纵横，山地多平地少，农业生产条件相对艰苦。在一般的农事生产生活中，搬石运土、开垦土地是居住在山区的人民群众的主要劳作方式之一，因而搬石号子、石工号子成了号子类民歌的另一基本类型。代表有《撵石号》《翻石号》《抬石号子》等。

田歌，有的也称作“打闹歌”，是遵义人栽种水稻时唱起的劳动欢歌，伴随着悠久的稻作文化，一直流传到今天，在稻作文化体系中有着很高的地位，是一种介于山歌和号子之间的特殊歌种。从全国范围来讲，田歌主要流行在长江流域的稻作文化区，以插秧、耘秧、薅秧等稻作农事生产为主要的表现内容，曲调既有劳动号子铿锵有力、统一劳动节奏的特点，又有山歌即兴演唱、粗犷豪放的风格特点，所以将“薅秧号子”等类型都划分在田歌类型而没有划入号子类音乐之中。遵义民歌中的田歌种类繁多，主要有打闹歌、薅草歌、薅秧号子、盘歌等，演唱以一领众和、对唱等形式为主。伴奏乐器以锣、鼓为主，所以又称“薅草锣鼓”。一般由专职的歌师（或歌郎）二人组成，其中一人持鼓、一人持锣，边走边唱，以鼓励薅秧、薅草群众的劳动干劲。除演唱以外，还有讲板，内容多以嬉笑打闹为主，歌词较为灵活多样，七字、五字、三字不等，句幅长短不定，句数自由无一定之规，旋律多有旋宫转调出现，构成奇巧的审美性格特征。其中打闹歌有一定的演唱程序，其中包含了传统信仰和原始崇拜的因素，包含的文化信息极为丰富，可以说是黔北民俗文化的一部“百科全书”。具体模式：先排场，由两位歌师边唱边组队，让各队排成一定的队形，以利劳动；次插五方旗，拜东南西北中五方神，然后“顿腔”开声；开声第一段唱给天神，表明自己要劳动干活，祈愿保佑；唱灶神，希望主人家煮饭跟得上劳动节奏；唱把界神，打闹时不要打在别人的地界上去；唱土地神，看哪些地方能挖，能动；锁龙王，希望打闹时天不要下雨；最后“封嗞口”，即打闹时不能乱说，吵打；然后才正式开始打闹。人们可以机灵地唱歌，见什么唱什么，随机应变。歇闹也有一定程序，同样表达祈愿，敬仰自然。随着农耕时代渐行渐远，对于田歌（打闹歌）的研究已显得十分重要。

总的说来，遵义民歌是遵义人民创造的，打着深刻的“黔北”印记。这是由于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语言，以及历史文化传统诸因素的联系和影响的结果。它体现了黔北的历史文化传统，无不显示出黔北浓郁的地方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