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文化：官学和私学的多元融合

“教育”一词最早见于《孟子·尽心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说文》释“教，上所施下所效”，“育，养子使作善也”，教育就是教诲培育的意思。原始教育基本由长者通过实际活动身教或口耳相传。夏代则有了以教为主的学校，称为“校”。《孟子·滕文公上》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春秋以后教育就多样化了，既有官学，也出现了私学。遵义秦汉就有治，是较早接受汉文化影响的地区之一。东汉时尹珍首开“南域”之学，南宋播州土官“建学养士”，元廷倡导儒学，随着时代的脚步，遵义教育从自发的私学过渡到官学，教育形式渐趋完善。明贵州建省至清代，遵义教育已与全省同步进入繁荣阶段。相继建立各种官学、社学和书院，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

土司教育：类型多种多样。

宋元播州时，土司辖制下的学校建设情况无资料可稽，然从多种文献可了解，时教育类型却不单一，有包括家庭、家族、村寨教育等形式。其家庭教育是主体，通常是在家庭范围内由父母或家庭其他成员中的成年人，自觉地、有意识地按一定的目的和要求，通过以口传心授、父子家传等方式和家庭生活实践，对其子女及晚辈施以一定影响的社会实践活动。教育的内容主要包括日常生活知识的教育、劳动技能的训练、本民族宗教风俗习惯的传承、伦理道德品质的培养等。而家族教育则重规约。播州时各民族聚族而居，形成村寨，并自然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组织。为了增强家族凝聚力，通过祭祖、冠婚、互助，制定家族规约、调解纠纷、惩罚族人等形式来进行家族教育。杨粲就十分重视家族教育，他以儒学为标准，制定了《家训十条》：“尽臣节、隆孝道、守箕裘、保疆土、从俭约、辨贤佞、务平恕、公好恶、去奢华、谨刑罚。”并勒石为训，被文学家宋濂誉为是“有功名教，遗福子孙”的至理名言。村寨教育是一种补充，村寨作为民族传统文化沉淀最深厚、保存最为丰富的地方，村寨教育则用民族传统文化来承担塑造和规范社会成员的重要职责。

儒学入黔：官学与司学的出现。

明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诏令全国府、州、县设立儒学，并制定儒学制度，以行教化、育人才，为巩固其新政权服务。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谕国子监：“今西南夷土官，各遣子弟来朝，求入太学。”把推广儒学作为“安边”的要务。在他的重视下，遵义凡有条件的地方，都设立学官，建立学校，修建孔庙。二十一年（1388年）至宣德元年（1426年），播州宣慰司等地遣子弟和儒学选贡生入国子监为监生。官学作为推行统治者教育理念的最好形式，在明代及之后，成为遵义地域上主要的教育渠道。官学最大的特点就是由学官直接管理学校，省设提学副使，府学设教授，州学设学正，县学设教谕，他们既是教育行政长官，又是生员的师长。同时，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监察御史裴承祖上言：“四川贵播二州，湖广思南、思州及其安抚司州县，贵州都指挥司……等长官司诸苗蛮，不知文化，宜设儒学使立诗书之教，立山川社稷诸坛，岁时祭祀。”于是司学随即产生。司学是当时实施民族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与府、州、县、卫学并存于民族地区，开启了遵义民族地区官学体系及制度。明代前期遵义属土司区域，官学主要以司学的形式出现，后“改土归流”，官学则主要是府学。事实上，在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遵义就建了播州宣慰司学，万历年间则建立了府学。明清以降，遵义所建官学，计有播州宣慰司学、遵义府学、真安州学、仁怀直隶厅学以及桐梓、余庆、湄潭、绥阳、龙泉（凤冈）、务川等县学。

自由清风：书院的勃兴。

与官学得到大发展相对应，遵义的书院也在逐渐成长发展。最初的书院与官学不同，它是学者讲课授业、著书立说、出版图书、开展学术活动的场所。由山长主持，聘请名家讲课，内容广泛，讲课自由，学术空气浓厚。听讲的学生，不一定参加科举考试，有已“进学”的，也有未进学的童生。到清代，遵义书院最多时达18所。不过，此时书院与官学已归为一途。表现为省城书院的山长由朝廷任命，而各府州县的书院山长由地方官选聘。其次，书院自由讲学之风每况愈下，月课以八股文为主，平日功课朱子《四书集注》《五经精义》为主，背诵经文，听师讲解，每课作文一篇、诗一首，并把考试作为一项重要教学内容。其三，书院经费由官府拨给或由官员出面募捐，购置田产，收租办学，开支山长的“束脩”和学生的“膏火”，有些书院还设立“笔资”“花红钱”作为奖学金。遵义府城就有培英、启秀、湘川三书院，以湘川书院最具特色。湘川书院建于乾隆五十一年（1787年）。嘉庆中，莫与俦任遵义府儒学教授，前后达19年，极力振兴教育，主讲湘川书院，并创立“汉三贤祠”，以乡贤舍人、盛览、尹珍为楷模激励学生。在他主讲湘川书院期间，学子蚁聚，求学者盈门，造就了一批博学鸿儒，著名的如经学大师郑珍、目录版本学家莫友芝、易学家萧光远、训诂学家莫庭芝等。

渗透民间：社学义学兴起。(www.xing528.com)

社学创于元代，主要是教劝农桑。明承元制，但以教化为主要任务，兼有蒙学性质。清承明制，于乡间置社学。义学亦称“义塾”，旧时靠官款、地方公款或地租设立的一种蒙学。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义学，依“稗土苗子弟入学肄业”而设。实际上它是清代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基础教育的官立学校，具有“边疆教化”的特征，并逐渐取代社学的地位。遵义自明代起，在官学与书院的带动下，兴起了以“蒙养教育”为主的社学。洪武八年（1375年），朱元璋调令天下设立社学，以里田为单位办学，延师教诲民间子弟、幼童15岁以下者，可令入学读书，讲习冠、婚、丧、祭之礼，兼读本朝律令。社学主要招收蒙童，学有成绩的可通过“童试”升入府州县学，而生员考核不合格的则发还社学。弘治以后，遵义各地相继都办起了社学。据《遵义府志》记载，万历二十六年（1608年），遵义知府孙敏政举行乡约，传檄所属一州四县，于各城乡村里择地建立社学，于是共建立87所，其中，正安州27所，遵义县14所，桐梓县22所，绥阳县27所，仁怀县22所。遵义的义学，最早于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出现在桐梓，有清一代达90多所。社学和义学在当时对遵义的汉族和少数民族子弟所做的基础教育，对遵义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体外游龙：多样化的私学。

除官学、书院外，明清时的私学也得到相当的发展。事实上，遵义有文字记载的私学起于汉代尹珍在正安一带讲学。以后各代，私塾渐有发展，经久不衰，成为官学的重要补充。私学有两类，一类是进行启蒙教育的私塾，另一种是较高层次的私人讲学。私学因未纳入官府的管理范围，没有确切的统计资料。道光《遵义府志序》记述，当时遵义私塾已相当普遍，已达到“经行虽僻，无一二里无塾童声”的境界。据《沙滩文化志》记载，今新蒲新区所辖禹门寺的振宗楼就是黎氏家塾。六七十年间，这所私塾桃李满园，英才辈出。涌现了黎恂、黎兆勋、黎庶焘等二三十位文人学士，尤杰者为郑珍、莫友芝、黎庶昌，时称“黔中三君子”，其学术成就与诗文创作，不仅为黔中冠冕，而且饮誉海内。 《遵义地区教育志》记载，清代末期的统计，仅播州区团溪镇，就有私塾200多所。农村私塾有的甚至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遵义私塾的办学形式多种多样，其称谓各地也不相同。一般有四种。一种称家塾，是有钱人家在家设馆，教授子弟以及亲朋子弟。如蹇氏私塾，兴办于清同光年间，学生多为蹇氏子弟，培养出拔贡、举人、留学生多人。第二种为坐馆，即教师在家设馆，教授学生。如莫与俦丁忧回家，即设“影山草堂”教育家乡子弟。第三是众馆，也称明馆，由几家人或几个村寨联合举办，教师的报酬由学生家长共同负担。第四种是义馆，多数由家族举办，以祠堂为馆，以祠堂租谷作经费，专教本族子弟。还有的由同乡会会馆举办，专教某籍同乡的子弟。遵义私学教育最为成功的范例莫过于以郑、莫、黎为代表的“沙滩教育”。

流官治教：建制与开科。

明清两代，学校与科举并为一途，凡入官学者必须经过科举的童试，取为秀才的才能成为生员，生员经乡试合格而成举人，再经会试、殿试而成进士。学校以儒学为本，讲授《四书》《五经》，科举考试以《四书》文句为题，文章格式为八股文，解释必须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准。

戊戌变法后，在维新思想和“西学东渐”的推动下，“废科举，兴学堂”成了时代的潮流，遵义教育也进入了由旧学向新学的转变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