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若能掌握生活艺术的精髓，便可称作道家所说的“真人”。对他而言，呱呱坠地之时便是进入了梦境，而只有到了离开人世之时，他才如梦方醒，回归于真实的本原。他韬光养晦，为的就是让自己大隐于市，遁于无形。
众所周知，禅与茶两者的关系极为深远。前面已经提及，茶道仪式是由禅宗茶会演化发展而来的。而道家始祖老子这个名字，也与茶的历史紧密相连。在记载这项风俗习惯起源的中国古代启蒙典籍中，明确地提到向宾客奉茶的习俗正是源自老子的高足关尹［1］。他曾于老子西出函关时，对这位“老君”奉上一杯金色的长生不老仙药。我们无须过于执着这些故事的真伪，类似的传说至少可以确认道家在很早以前就有了饮茶的传统，因而颇具研究价值。不过，我们对道家与禅宗的兴趣，主要在于它们的思想蕴含着生命与艺术的思考，而这种思考在我们所称的茶道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遗憾的是，尽管我们也曾有过一些值得称许的尝试，但到目前为止，道家与禅宗教义似乎还未曾用任何外文形式完整地呈现出来。
翻译中始终存在着一种叛逆现象，就像明代一位文学家所说的那样，再好的翻译，最多也只是一幅锦缎的背面——其一丝一线虽然与正面类同，但色泽与图案却失去了精妙之处［2］。不过，话说回来，世上又有哪一种伟大的教义能被人们轻易阐明的呢？古代的圣贤们从来都没有系统地讲述他们的思想。他们往往说的是悖论。若非如此，他们会担心自己只说出了一半的真理，导致谬论流传。开始说话时，他们大智若愚，可等到他们说完之后，听者却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老子曾以他新奇有趣的幽默说道：“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3］
“道”，从汉语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路径”。关于道的翻译可谓五花八门，有译成“道路”，有译成“绝对真理”，也有译成“法则”“自然”“至理”或“模式”，不一而足。这些译法并没有什么错误之处，因为道家也会随着描述主题的不同，而赋予“道”不同的含义。老子也曾对道做了如此描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4］”在这段文字中，“道”就不再是所谓的“路径”，它是宇宙间无穷变化的精神所在——生生不息，永无止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道家极为钟爱龙这个图腾，就是因为龙可以将自身盘踞起来，又如云彩一般聚散无常。道，或许可称之为“大易”。从主观上而言，道是宇宙万物之态，其绝对性之中又隐含着某种相对性。
首先应该记住的是，道家，如其正统的后继者禅宗一样，代表着中国南方的个人主义思潮。这与北方以儒家为基础的集体主义思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这个中央王国，跟整个欧洲一样幅员辽阔，两条大河穿越其中，将其划分为风土民情相去甚远的两个区域。长江与黄河，可说是类似于地中海与波罗的海。即使是历经数百年统一后的今日，南方与北方在思维与信仰上依然存在着诸多差异，犹如拉丁民族与条顿民族（日耳曼人的一个分支）之不同。在古代，尤其是封建时代，其沟通与交往远不如现今这么便捷，所以思维上的差异也就更为明显。因此，一个地域的诗歌与艺术的土壤，同另一个地域便截然不同。在老子及其追随者身上，在长江流域自然诗派的先驱屈原身上，我们可以发现一种理想主义情怀。这种精神与他们同时期的北方文人所追求的那种令人乏味的伦理标签大相径庭。要知道，老子生活的年代是公元前5世纪。
道家思想的萌芽，在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意思是“长耳”［5］）之前就早已存在。在中国古代文献，尤其是《易经》中，都预示了老子思想的萌芽。公元前16世纪［6］，周朝建立之后，对中华文明古典时代的律法与风俗的尊崇达到了顶峰。在很长一段时期，个人主义思想的发展受到了抑制。直到周朝最后分崩离析，中国进入春秋战国时期，无数个独立的诸侯小国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个人主义之花才在思想自由的土壤中绽放得绚烂多彩。老子与庄子同样都属于中国的南方，他们都是新思潮最伟大的倡导者。而另一方面，孔子与其众多的弟子们却在竭力维护着上古传统，主张克己复礼。因此，倘若不了解儒家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道家就很难被人们所理解，反之，也是如此。
元代·赵原《陆羽烹茶图》
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到过，道家思想中的“绝对”是一种“相对”概念。在伦理道德方面，道家对法律以及社会道德规范一直秉持反对的态度，因为对他们来说，是非与善恶乃是相对的概念。定义总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固定”与“不变”只是表示事物生长与发展过程中的暂时停歇。屈原曾经说过：“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7］。”我们的道德标准，是建立在过去的社会需要的基础之上，可社会需要难道就一成不变了吗？对社会传统的遵循，往往是以不断牺牲个人，保全整体为代价的。而教育，为了维持这强大的虚幻的道德体系，放任和鼓励了这种种无知。人们所接受的教育，其实并非是德行，而是规范他们的言行举止。我们的自我意识无限膨胀，无拘无束，以至于道德沦丧。我们害怕告诉别人真相，所以，我们借用道德的伪装；我们害怕告诉自己真相，所以，我们用虚名来掩饰自己。倘若这个大千世界的本身都如此的荒谬不经，我们对它的态度又如何能严肃认真？看，那些无处不在的交易。荣誉！贞洁！看，那些扬扬自得的推销员，正在兜售善良，贩卖真理。甚至连所谓的信仰，也可以用金钱来交换。其实，那些不过是一些寻常而肤浅的道德信条，只是其外表用鲜花和音乐装点了一番。倘若把那些装饰的外衣去掉，那么，这些宗教殿堂还能剩下什么呢？然而，这些乌七八糟的“信仰”竟还有如此惊人的繁荣，因为它的“价码”是异常的低廉——一次祈祷，就能让你得到通往天国的门票；一纸凭证，就可以成为光荣信众的证明。赶快藏起自己的锋芒吧！否则，你的才学一旦为世人知晓，你就会马上被公开拍卖，最后落入出价最高者之手。世间的男男女女，为什么如此热衷于推销自己？这难道不是源自奴隶制时代的一种本能吗？
道家思想的活力，不仅体现在它引领后世思潮的能力，更在于它冲破了现有思想体系的力量。在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并形成“中国”这个名字的秦朝，道家是一股极为活跃的力量。倘若我们有时间去罗列一下它对当时的思想家、算术家、法家、兵家、玄学家、炼丹术士，以及之后的长江流域自然派诗人所产生的影响，那应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们甚至不应忽略那些以“名实”为探讨主题的名辩思想家。他们曾经提出过质疑，白马是因为其色而存在，还是因其实而存在。［8］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了六朝时期的清谈名士。他们与禅宗弟子一样，沉迷于“清谈”与“玄谈”的思辨之中［9］。总而言之，我们应当向道家致敬，因为它为中国的民族性格的形成做出了贡献，使之拥有了“温润如玉”［10］的审慎节制和优雅精致。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山林隐士，道教信徒们遵循着道教信条，并给我们留下了多姿多彩又妙趣横生的故事。这些故事贯穿于中国历史的各个阶段。这些故事充满了不可思议的趣闻逸事、寓言和警句，将趣味和教化融为一体，所以流传甚远。在这些故事里，我们可以跟那个讨人喜欢的皇帝促膝长谈，他未尝出生，所以不曾逝去；我们可以随列子御风而行，却发现一切竟如此静谧，因为我们自己就是那清风［11］；我们可以与河上公［12］一起悬于半空，因为他既不属于地，也不属于天，故能在天地之间遨游。遗憾的是，如今的中国道教已经偏离了它的本来面目，变得有点荒诞不经。即便如此，我们依旧可以分享那些不可思议的传说故事，分享故事中丰富多彩的迷人想象。这一点，其他任何宗教都难以企及。
日本鹿苑寺金阁
不过，道家对亚洲人生活所做的主要贡献还是在美学领域。中国的历史学家们总是把道家学说称为“处世之道”，因为它关乎当下——关乎于我们自身。正是在我们身上，“神性”与“本性”融会，昨日与明日分离。而“当下”便是那流转的“永恒”，也是“相对”的真实所在。“相对”则需要寻求“调节”，而“调节”便是“艺术”。生活的艺术，便在于我们根据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地进行调节。其实，道家对于尘世中的一切秉持着接纳的态度。而且，与儒家与佛家不同的是，道家力图从我们这个充满悲哀和烦扰的世界中发现和挖掘美之所在。宋代曾流传一则“三圣尝醋”的寓言，形象地说明了儒释道三家教义的不同导向：在这则寓言中，释迦牟尼、孔子与老子站在那象征着人生的醋缸面前，他们各自用手指蘸醋之后，放进嘴里尝了一下。实事求是的孔子说醋是酸的，佛祖释迦牟尼则说它是苦的，而老子则断言它是甜的［13］。
道家认为，倘若人人都能保持物我的和谐统一，那么，人生之戏便会更加精彩。保持事物的分寸感，给别人留有生存和驰骋的空间，而自己的空间又毫发无损，这便是在俗世的大戏中成功的秘诀。为了演好自己的角色，我们必须知晓人生大戏的全貌；我们在考虑自我的同时，切勿失却整体的观念。老子最喜欢用“虚无”的隐喻告诉我们这个道理。他认为，只有在“虚无”之中才会有真正的精髓。比如，一间房屋的实质，是由屋顶与墙壁所围成的空间，而不是屋顶和墙壁本身。水壶的有用之处，就在于它用来盛水的空间，而不在于水壶的形态，或者制作水壶的质地。“虚无”，因其无所不包，也就无所不能。唯有在“虚无”之中，“运动”才会成为可能。一个人，倘若能够虚怀若谷，包容万物，让人可以自由融入，那他就能驾驭一切，而不被局面所左右。整体，总是能够支配个体。
这些道家思想，对于我们一切行动的指导原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包括了我们的剑术与相扑。日本的一种自卫防御术——柔术［14］，其名字就是来源于《道德经》中的一个章节。在柔术的角斗中，一个人通过不抵抗方式引出并耗尽对方的体力，同时又能有效地保存自己的实力，以便在最终的决战中取得胜利。在艺术中，这种原则的重要性体现在画作暗示性的“留白”。艺术品的这种欲言又止或言犹未尽的“留白”，让观赏者有机会自己去填补。这样，你的视线就会不可抗拒地被那旷世之作深深地吸引住，直到你感觉自己似乎被融化在其中，成了它的一部分。那“虚无”便是虚位以待，等待你融入其间，并用你自己的全部审美情感将其填满。
一个人，若能掌握生活艺术的精髓，便可称作道家所说的“真人”。对他而言，呱呱坠地之时便是进入了梦境，而只有到了离开人世，他才如梦方醒，回归于真实的本原。他韬光养晦，为的就是让自己大隐于市，遁于无形。“他小心翼翼，如冬日涉溪而过；他谨小慎微，怕惊扰了四方近邻；他彬彬有礼，如同赴宴的客人；他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他朴实谦逊，如同未经雕琢的木材；他心胸旷达，虚怀若谷；他无形无状，如同波涛汹涌的流水。［15］”对他来说，人生的三宝无非就是“慈悲”“节俭”与“不敢为天下先”［16］。
明代·文徵明《煮茶图》
现在，倘若我们将目光转向禅宗，我们便会发现它强调的是道家的教义。禅，这个名称源自于梵文的“禅那”（Dhyana），其意是沉思冥想。禅宗主张通过神圣的冥想可以达到一种至高无上的顿悟境界。禅定，也是佛家悟道成佛的六度之一［17］。禅宗弟子认为，释迦牟尼在其晚年的说教中，特别强调了这种修行方式的重要性，并将修行的方法传授给自己的大弟子迦叶［18］。迦叶，即禅宗的初祖，也遵循着同样的传统，又将此法传给了二祖阿难［19］，阿难又将其衣钵传给接任的弟子。如此薪火相传，一直到第二十八代弟子菩提达摩［20］。公元6世纪上半叶，菩提达摩来到了中国北方，成为中国禅宗的初代祖师。这些历代祖师的生平以及他们的教义，史书上并没有非常确切的记载。从哲学观点来看，早期的禅宗，一方面与龙树菩萨［21］的印度式否定论似乎有着某种相通之处，另一方面与商羯罗［22］创立的智慧哲学又有一定的渊源。现如今，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禅宗教义，则要归功于中国的禅宗六世祖慧能［23］（637～713）。他是南禅的创始人，因为这一派最初盛行于中国的南方，并由此而得名。慧能之后，马祖道一［24］（卒于788年）大师继续弘扬禅宗，并将禅宗的影响力渗透到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他的弟子百丈怀海（719～814）［25］更是建起了第一座禅寺，并为禅寺的治理制定了一整套清规戒律。从马祖道一之后的禅宗论辩中，我们可以发现，长江流域的个人主义思想已经取代了早先的印度式理想主义，并形成了一种中国本土的思维模式。无论禅与道之间有多少门派之分，任何人都不可能对禅宗南派思想与老子学说及道教清谈派的相似性熟视无睹。《道德经》中早就提到了凝神贯注的重要性，也提到了适当调息的必要性，而这些正是坐禅的基本要点。对于老子《道德经》的一书的注疏，有些佳作也是出自禅宗学者之手。
与道家一样，禅宗也推崇“相对性”。一位禅师对禅宗作过如下定义：禅是一种“坐南观北斗”的艺术［26］。只有对我们的对立面有了充分的认识与理解，我们才能到达真理的彼岸。禅宗也是个人主义的积极倡导者，这一点也与道家不谋而合。除却我们心灵的流转，一切皆是虚妄。有一天，六世祖慧能看见两位僧侣在观看寺塔的经幡随风飘动，其中一僧说：“是风在动。”另一僧则说：“是幡在动。”然而，慧能向他们解释说，真正在动的，既不是幡，也不是风，而是你们的心［27］。有一次，百丈怀海跟弟子在林中行走。这时候，有一只兔子在两人走近时仓皇逃跑。百丈便问：“兔子为什么见了你就逃跑呢？”弟子答道：“因为它怕我。”百丈大师说道：“不，是因为你天性喜欢杀生。［28］”这段对话让人又联想到道家的庄子：有一天，庄子与朋友沿着河岸而行。庄子叹道：“鯈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他的朋友便说：“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之快乐呢？”庄子答道：“你不是我，又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之快乐呢？［29］”
正如道家与儒家的对立一样，禅宗也常常与正统的佛门戒律产生冲突。禅宗思想具有超凡的洞察力，故言语反而成了思想传播的障碍；后人的不同解读，使得整个佛教经典含糊不清，摇摆不定。禅宗的追随者，意在与事物的内在本质进行直接的对话；而其外在的附属物，不过是完全感悟真理的障碍。正是由于对“玄学”的这种热爱，使得禅宗的艺术取向发生了重大转变。他们不再喜欢传统佛门画派那种精工细作的工笔重彩，而更倾向于朴实无华的黑白素描。一些禅师甚至竭力从自身中挖掘出佛性，他们不尊佛像，不重仪轨，成了打破宗教传统的先锋。在一个寒冷的冬日，南禅的丹霞和尚将木雕的佛像拿来生火取暖，旁边的人见状不禁惊呼道：“怎么可以如此亵渎神明呢？”丹霞气定神闲地说道：“我想烧出舍利子呀。”对方生气地回道：“木雕佛像怎么能烧得出舍利子来？”丹霞欣然答道：“倘若烧不出舍利子，那它便不是佛，既然不是佛，我怎么就亵渎了神明呢？”说完，他转向火堆，自顾自地烤起火来［30］。
日本狩野常信绘《德山禅师图》（现藏于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
禅宗对于东方思想的特殊贡献，就在于认同俗世与精神具有同等的重要性。禅宗认为，就事物本身的关系属性而言，世间万物并无大小之分，原子虽小，却像整个宇宙一样孕育着无限可能。一个追求完美境界的人，必定能够从自己的世俗生活中看到灵魂之光显现。从这一点来说，禅寺的组织体系就有着非同寻常的代表意义。除了住持之外，其他所有的僧众都要分担全寺上下各种杂务。让人感到不解的是，地位最低微的沙弥，只承担了一些比较轻松的事务，而那些资历最高、最受敬重的和尚，却要负责最烦人、最卑贱的差事。这些日常事务成了丛林清规的一部分，无论事务多么琐碎微小，无不要求做到尽善尽美。这样一来，许多内涵深刻的禅辩，便在这园中除草、厨房择菜，或在沏茶奉茶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展开了。茶道的全部理想，就是禅宗见微知著、小中见大观念的具体体现。道家奠定了茶道审美理念的基础，而禅宗则将这一理念付诸于实践。
注释：
［1］关尹是以官代名。关是指老子出函关的关，守关的人叫关令尹，名字叫作喜，所以称为关令尹喜，后人尊称为关尹子。相传，老子看透了当时的形势，知道周天子王治不久，所以西出函关。函关的关守令尹喜久仰老子大名，所以盛情款待和挽留，祈求指教。老子为其留下《道德经》五千言，然后骑牛西去。
［2］该处所用引文应出自北宋僧人赞宁所撰《宋高僧传》卷三《译经篇》：“翻也者，如翻锦绮，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作者所说的明代文人有误。
［3］语出《老子》第四十一章。意思是，根器愚钝之人听闻也，则嘲笑之；若不嘲笑，便不是真正的道了。(www.xing528.com)
［4］语出《老子》第二十五章。意思是，有一个东西是浑然一体的，在天地之前就已经出生。寂然无声，虚寥无形，独自确立而不可改变，周期运行而不会停止，可以成为天下的源头。我不知道它的名字，勉强叫它“道”，再勉强取名为“大”。广大而流逝，流逝而遥远，遥远而返回本原。
［5］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谥号聃，或曰老聃，盖“李”与“老”古音相同，“耳”与“聃”字义相应。关于老子名字的考据，学术界尚无定论。
［6］周朝建于公元前11世纪，而非公元前16世纪。此处，作者有误。
［7］盖语出于《渔父》。意思是，圣人不固守于客观时事，而能随着世道变化而变化。实际上，这是渔夫劝屈原随波逐流的话。而屈原则坚持“宁赴湘流，葬身于鱼腹，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8］此处不得其意，似将名家关于“白马非马”与“离坚白”的两个著名命题混为一谈。可参考《公孙龙子·白马论》：“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以及《公孙龙子·离坚白》：“无坚得白，其举也二，无白得坚，其举也二。”“视不得其所坚而得其所白者，无坚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者，无白也。”
［9］六朝指东吴、东晋及南朝的宋、齐、梁、陈这六个朝代。它承汉启唐，创造了极其辉煌的“六朝文明”。清谈是六朝承袭东汉清议的风气，针对一些玄学问题析理归难、反复辩论的一种文化现象。
［10］出自《诗经·秦风》：“言念君子，温其如玉。”
［11］传说列子贵虚尚玄，修道炼成御风之术，能够御风而行，常在春天乘风而游八荒。庄子《逍遥游》中描述列子乘风而行的情景：“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返。他驾风行到哪里，哪里就会枯木逢春，重现生机。飘然飞行，逍遥自在，其轻松自得，令人羡慕。
［12］河上公亦称“河上丈人”，汉朝齐地琅琊一带方士，黄老哲学的集大成者，黄老道的开山鼻祖。他是历史上真正的隐士。其为老子作注的《河上公章句》成书最早，流传最广，影响也最大。文中河上公浮于天地之间的故事出自葛洪《神仙传·河上公》：“即拊掌坐跃，冉冉在空虚之中，去地百余尺，而止于虚空，良久，挽而答曰：‘余上不至天，中不累人，下不居地，何民之有焉？君宜能令余富贵贫贱乎？’”
［13］该故事形象地描述了儒、释、道的世界观与哲学基调，常见于画作《三酸图》。本杰明·霍夫（Benjamin Hoff）在其著作《维尼的道》（The Tao of Pooh）中曾作引用，于是开始在西方社会流传。
［14］柔术（Jyujitsu），正式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成熟于隋代，唐代进入宫廷，为柔道的前身。
［15］语出《老子》第十五章。原文为：“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涣兮若冰之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可兮其若浊。”
［16］语出《老子》第六十七章。原文为：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
［17］“六度”（Sad－pāramitā）为佛教术语，指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六法门。“度”梵语是“Pāramitā”，汉译经典中亦常作“波罗蜜多”，意思是“到达彼岸”，就是从烦恼的此岸度到觉悟的彼岸。六度就是六种到达觉悟彼岸的方法。
［18］迦叶，即摩诃迦叶，释迦牟尼的十大弟子之一，有“头陀第一”“上行第一”等称号。根据《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佛陀拈花微笑，迦叶会意，被认为是禅宗的开始。中国禅宗把摩诃迦叶列为“西天第一代祖师”。“拈花微笑”公案并不见于禅宗创立之前佛教典籍经文，因此有人认为是后人杜撰的。
［19］阿难，又称阿难陀，王舍城人，佛陀的堂弟，也是他的侍者。他是佛陀释迦牟尼十大弟子中的一位，被称为多闻第一。他在佛陀涅槃后证阿罗汉果，并参与佛教的第一次集结。据说，他继摩诃迦叶之后，成为僧团的领导者。
［20］菩提达摩（？～528或536），南天竺人，中国禅宗的始祖。相传，达摩于中国南朝梁武帝时期航海到达广州，至南朝都城建业会见梁武帝，话不投机，便乘一苇渡江，北上北魏都城洛阳，后卓锡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传衣钵于慧可，后出禹门游化终身。
［21］龙树（Nõgõrjuna，约2～3世纪），古印度佛教哲学家，大乘佛教中观派的开山祖师。龙树是大乘佛教史上的第一位伟大论师，著有大量的大乘论典。其中，最主要的有《中论》《大智度论》《十住毗婆沙论》等。他的学说由鸠摩罗什翻译并介绍到中国，大乘空宗的思想因而得以发扬光大，其影响极为深远。中国大乘八宗都一致尊奉龙树为共同的祖师。文中所述"印度式否定论”，概指《中论》的核心思想，即第一品第一颂中的“八不偈”：“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出。”
［22］商羯罗（Shankara，约788～820），印度中世纪吠檀多哲学的集大成者、不二论哲学家、实践智慧解脱的瑜伽士。在其短暂的一生中，他云游印度，致力于复兴传统的婆罗门教，驳斥当时在印度流行的佛教之“无我”学说，重新肯定关于个体灵魂的吠陀思想。
［23］慧能（637～713），亦作惠能。佛教禅宗南宗的开创者，得黄梅五祖弘忍传授衣钵，继承东山法门，为禅宗第六祖，被唐中宗追谥为大鉴禅师，是中国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佛教高僧之一。《六祖坛经》记载了惠能一生得法传法的事迹及启导门徒的言教，是研究禅宗思想渊源的重要依据。
［24］马祖道一（709～788），唐代僧人。本姓马，名道一，后世也称马祖或马祖道一。汉州什邡县（今属四川）人，师事怀让。曾在佛迹岭（在今福建建阳）、龚公山（在今江西南康）等处传授神法。主张“自心是佛”“凡所见色，即是见心”之理。
［25］百丈禅师（719～814），即百丈怀海，唐代僧人，为马祖道一的法嗣。他是佛教改革家，确立了《丛林清规》即《百丈清规》，形成了具有汉民族特色的寺院制度。
［26］此句典出《五灯会元》卷十五。僧问：“什么是佛法大意？”云门禅师答：“面南看北斗。”日本著名禅师铃木大拙据此作偈语“东望西山见，面南观北斗”。
［27］典出《瘗发塔记》。当印宗法师在法性寺讲《涅槃经》之际，“时有风吹幡动，一僧曰：“风动”；一僧曰：“幡动”；慧能进曰：“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仁者心动也。”印宗闻之飒然，为其落发，二月初八受具足戒。该公案也见于《坛经·行由品第一》。
［28］此公案在《五灯会元》卷四及《景德传灯录》卷十中均有记裁，但主人公并非百丈怀海，而是赵州从谂，故事情节也略有出入。《景德传灯录》卷十《赵州从谂》：“有人与师游园，见兔子惊走，问云：‘和尚是大善之士。为什么兔子见惊？’师云：‘为老僧好杀。’”
［29］参见《庄子·秋水》：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如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30］丹霞和尚（139～724），名天然，南禅宗清源派第三代传人。事见《祖堂集》卷四：丹霞和尚“于惠林寺，遇天寒，焚木佛以御次。主人或讥，师曰：‘否荼毗，觅舍利。’主人曰：‘木头有何也？’师曰：‘若然者，何责我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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