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家澍文集（上）：会计属性的讨论成果

1949年10月新中国的成立，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制度的根本改变，要求建立与它相适应的一整套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在会计学界，有些人闻风而动，他们忙于否定旧中国的会计理论与方法，试图从零开始建立新中国的会计理论与方法。首先是章乃器先生在《大公报》上先后发表的两篇文章，阐述以收付记账法取代借贷记账法，并将收付记账法称为中国“自己的簿记原理”（1950a；1950b）。从当时的会计刊物（主要是《新会计》、《工业会计》、《企业会计》、《大众会计》、《会计》等）来看，这一时期的热点话题，也是关于会计属性的讨论。

1951年1月，《新会计》创刊号上刊登了一篇《怎样建立新中国会计理论基础》的论文（以下简称《怎样》），这是一篇为在中国推行苏联会计模式的重要宣言，其重要性与影响不同凡响。文章提出：“……每一个社会经济制度都有其独特的生产方式，因此作为一种监督和管理的方法的会计，也就随之不同。”“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产生并发展了资本主义的会计理论。……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这样的社会性质就决定了旧中国会计的特点……”文章还提出，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形成，这就要求建立与资本主义会计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会计理论基础（邢宗江、黄寿辰，1951），这篇文章所提出的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要有不同的会计理论，在当时被归之为不同的阶级需要有不同的会计（该文的行文上也不时出现这种措辞），进而得出会计是完全隶属于阶级需要、不同的阶级就有截然不同的会计的命题。《怎样》一文的发表，引发了新中国初期一场关于会计属性的大讨论。

在《怎样》一文发表不久，《新会计》杂志第4期发表了与《怎样》一文针锋相对的文章——《〈怎样建立新中国会计理论基础〉读后》（以下简称《读后》）。《读后》作者认为，“会计理论在本质上是无所谓阶级性的，它只是文字和数量相结合的应用技术罢了”（陶德，1951）。这是我们所能见到的当时正面、直接论述会计并无阶级性的唯一的一篇论文。该文作者也就是因为发表了这篇论文，而招致了全国性的批评④！

随着《读后》一文的发表，对会计究竟是阶级性的（或隶属于生产关系的）还是非阶级性的（或隶属于生产力的）争论，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话题。当时各有关会计杂志上所发表的文章，除了介绍苏联的经验外，占很大比重的文章是批评《读后》、拥护《怎样》的，但也有个别文章比较客观，认为会计具有“两重性”，它将会计分为“内核”与“外涵”两个部分，前者是借助于“复式簿记的记账方法来完成的，它是生产力的反映”，因而，只具有科学性；后者“接受经济学的指导，与社会经济制度的生产关系不可分开的”，它具有阶级性（陈重丞，1951）。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想完全客观地探讨会计属性，是不大可能的。当时对会计属性的讨论，很明显地出现一边倒——会计具有阶级性——的倾向。1952年，《工业会计》杂志发表了苏联专家带有总结性的文章，肯定了会计具有阶级性，并对中国会计界持有异议的知识分子，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在中国某些知识分子中间，关于一些经济科学的阶级性问题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目前还散布着关于许多经济科学没有阶级性……的这种论调”，“这是完全错误的而又十分有害的论调”。“所有这些都表示着，会计是一种有阶级性的科学，是永远执行着该社会统治阶级所赋予它的那种目的和任务的科学。……苏联的经验就证实了这一点，在苏联，会计已经逐渐取得了只为社会主义经济核算所特有的那种特殊的形式和技术”（苏联专家，1952）。苏联专家这一文章发表后，关于会计属性的讨论，就以会计是一门有阶级性学科的论点而宣告结束。(www.xing528.com)

这场讨论确实为我国当时的会计制度和会计教学改革做了舆论准备。例如，约在《怎样》文章发表的同时，《新会计》就系统介绍苏联的会计知识与经验，同时，苏联专家马卡洛夫在财政部作了《社会主义会计实务》的长篇报告，而从1953年11月开始，财政部陆续发布了以原苏联会计制度为蓝本的国营工业、建设单位、总预算、农业、供销机构、建筑包工企业等若干个统一会计制度；1964年，结合全国第一次高等财经教育会议，学习中国人民大学教改经验，完全按苏联模式，改造会计专业，改革教学内容和方法，全面地使用苏联会计教材。

第一次关于会计属性的讨论，是以全面否定西方会计、全面推行苏联的会计理论和实务为目的，这是当时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需要。但历史有惊人的相似！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中央决定把全国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而随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适应这一需要，会计界又展开了一次会计属性的讨论。

1978年，一篇题为《必须替“借贷记账法”恢复名誉》（葛家澍，1978）的论文公开发表。在这篇文章中，作者通过深入的分析，认为“文革”期间强加在借贷记账法上的种种“罪名”，实际上都不能成立，“全盘否定借贷记账法，实际上是割裂会计发展的历史，拒绝学习和吸取外国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东西。不纠正这种错误，对于努力提高我国会计工作水平，大大加强社会主义经济核算，从而为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应有的贡献，妨碍很大。”这篇论文的发表，被称为“打响会计界‘拨乱反正’的第一炮”，引发了关于记账方法阶级性的讨论。在这场讨论中，学术界的观点至为分明：有些人认为记账方法是无阶级性的，另一些人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记账方法是有阶级性的。在经过一段时期讨论后，会计界逐步倾向于记账方法是无阶级性的观点，借贷记账法也完全可应用于我国经济实践。因而，在80年代初，当时的工业企业就开始逐步恢复使用借贷记账法。

记账方法讨论的后期，会计界开始转向会计属性（而不仅仅是记账方法属性）的认识。当时的《会计通讯》（后改为《财会通讯》）发表了很多这一专题的论文。与50年代的讨论不同，这次讨论逐渐形成了“技术性是会计主要属性”的观点，因此，西方会计理论与方法中的科学成分，完全可以为我所用。问题在于要结合中国国情，而不要生搬硬套。可以说，第二次关于会计属性的讨论，同样为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作了舆论准备，这是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否定会计技术性的否定，是把被颠倒了的事物重新颠倒过来，也是对会计领域中极左思潮的一次清算。这场会计属性的讨论，对会计界的影响还体现在90年代会计准则的制定与实施。显然，如果会计界长期认为会计具有阶级属性，那么，期望1992年在中国颁布《基本会计准则》、1997年起实施具体会计准则，是不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