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家澍
最近在我国哲学战线上开展的“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论战,是意识形态领域内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这场斗争,集中反映了革命的辩证法同陈腐的形而上学两种世界观的尖锐对立。我们知道,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和毛主席本来已经十分科学、十分明确地阐明了它的实质,对它作出了革命的概括,这就是无产阶级哲学通常所说的,什么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对立面的双方既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发展。可是杨献珍同志却大唱反调,提出了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直接对抗的“合二而一”论。他避而不谈对立面的斗争,也不谈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引起的矛盾的相互转化,他把对立统一规律曲解为只是讲对立的联系,大讲特讲研究对立面的统一的任务,仅仅在于寻找“共同要求”,“求同存异”。这样,杨献珍同志所谓“合二而一”,就完全歪曲了自然界和社会的本来面貌,掩盖了矛盾,取消了阶级斗争,从而暴露了杨献珍同志挑起这场论战的真实目的。
为什么一分为二是革命的辩证法,代表着科学和真理,而“合二而一”却是冒充辩证法,实质上是违背科学,反对真理的形而上学?这在坚持一分为二、反对“合二而一”的许多同志的论文中,已经做了比较透彻的分析。我对哲学是一个外行。在这方面提不出更多更好的意见。但我认为,我们的各门科学都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的,而辩证唯物主义本身,又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在各门科学中,都毫无例外地贯穿着作为唯物辩证法核心的对立统一规律。只要具体分析一下我们所熟悉的有关科学的内容,就会令人更加确信,真理完全在革命的辩证法一分为二这边,所谓“合二而一”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我可以举两个会计学上的例子来谈谈。
其一,在会计学中,我们首先要接触的是会计的对象。而会计的对象一般总是先从企业着眼来研究。人们通常把社会主义企业会计的对象概括为经营资金运动。为什么把企业会计对象做这样的概括呢?原来会计所要反映和监督的客体,是经营资金运动这个特殊矛盾。恩格斯说“运动本身就是矛盾”,又说“连简单的机械的移动之所以能够实现,也只是因为物体在同一瞬间既在一个地方又在另一个地方,既在同一个地方又不在同一个地方。这种矛盾的连续产生及其同时的解决,就是运动”。[1]经营资金运动作为一个社会经济现象,当然比简单的机械移动要复杂得多,但它同样也是由资金运动内部矛盾组成的。在经营资金运动中,贯穿于运动过程始终的主要矛盾是资金收入和资金支出的矛盾。这是因为,国营企业是在国家集中领导、统一计划下的独立经营单位。国营企业为了保证经营活动的连续进行,总是先用国家拨入的资金来支付各项支出,但随后就要取得收入,补偿支出,使国家投入的资金成为垫支于生产的而不是被一次生产所消耗掉的支出。这样,收入和支出就必须永远处于不断斗争和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过程之中。这种情况,从单件小批生产的企业去看,那是特别明显的。在这样的企业中,当着一批产品在销售以前,即企业处于供应和生产阶段,资金运动主要地是从前一批产品收入中支付各项费用,原先的收入不断被转化为支出,随着支出的增加(即成本的积累),收入总数同支出总数的对比情况是:收入逐步处于劣势,资金余存(仅指货币资金)日益缩减,收支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有时,财务状况相当紧张。就是说,收入和支出的矛盾激化了。很显然,这个矛盾必须通过缩短生产周期、加速产品销售和力争节约支出等一系列改善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措施来解决。只有产品销售了,企业取得一笔货币资金,这时,企业所积累的成本才获得补偿,支出才转化为自己的反面——收入,原先存在的收入少、支出多的矛盾才获得暂时的解决。我们之所以说“暂时”,理由也很简单。所谓矛盾的解决,只不过是说旧矛盾被新矛盾所代替,而绝不是说矛盾从此被消灭。当企业取得收入以后,它要用收入来购回已消耗的材料,要从收入中支付生产另一批产品所发生的费用,要把收入中的一部分(主要是工人为社会劳动所创造的价值部分)当作企业支出上缴国家。一句话,企业经营资金运动又在新的条件下开始了一分为二——收入和支出的对立统一的新过程。为了适应现代修正主义和国内外反动阶级的需要,杨献珍同志胡说什么“任何事物都是‘合二而一’的”,“从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到人类社会、思维等等,没有一种事物不是‘合二而一’的。试问,在资金运动这一客观事物中,有哪一点可以说明“合二而一”?从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你们调和矛盾、掩盖斗争的论据呢?
经营资金运动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统一体。我们应当从多方面来考察它。由于会计是从数量方面来反映资金运动的,会计的方法常常制约于资金运动的不同状态。因此,我们还需要从资金运动的状态来分析资金运动的矛盾。经营资金在运动过程中所显示的状态,同样是一分为二的。即在一定条件下处于相对静止状态的经营资金和在经常情况下处于显著变动状态的经营过程。这两个对立的方面,也是由资金运动内部所包含的“收入”和“支出”这两个矛盾的斗争引起的。当着资金运动处于相对静止状态时,收入和支出的矛盾表现为经营资金来源和运用的矛盾。当着资金运动处于显著的变动状态时,收入和支出的矛盾就主要表现为资金耗费和资金收回的矛盾。例如,在供应过程为材料收入和采购费用的矛盾,在生产过程为产品生产和生产费用的矛盾,在销售过程为销售收入和销售成本的矛盾,等等。[2]毛主席在阐述事物运动的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时指示我们说:“事物总是不断地由第一种状态转化为第二种状态,而矛盾的斗争则存在于两种状态中,并经过第二种状态而达到矛盾的解决。”[3]因此,资金运动的这两种状态,也是互相矛盾、互相转化的。经营资金的任务在于保证经营过程的不中断。为了做到这点,经营资金往往被要求在一定日期以一定形态固定在经营过程的各个阶段上[4],并保持运用与来源的一定对应关系和数量平衡关系。可是,企业每发生一项经济业务,如开支费用、发生成本、制成成品、取得收入等等,都会引起经营资金原有形态的变化,促成资金运用和资金来源关系的重新改组,从而与上述要求恰好对立。矛盾斗争的结果,处于相对静止状态的经营资金总是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旧的平衡状态打破了,资金变成费用或收入,产生了企业的经营过程。由经营资金显著变动所形成的经营过程又充满了矛盾,这些矛盾是通过加强对材料采购、产品生产、费用支出和商品销售的管理与监督来解决的。一旦解决了这些矛盾,经营过程又会转化为新的经营资金,建立新的暂时的资金平衡,并开辟了向另一种资金形态转变的新过程。总起来说,在企业中,经营资金由一种形态转化为另一种形态,经营过程由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推移,都绝不是什么“合二而一”,它分明是一分为二,是矛盾相互斗争促成了资金运动中统一体的破裂,在不同条件下引起了矛盾的相互转化,旧矛盾让位于新矛盾,因而推动了资金运动的不断发展。
我们还要进一步问,当经营资金处于相对静止状态时,它的内部是否还有矛盾呢?有。在它的内部仍然具有矛盾。这个统一物仍然要一分为二,即资金运用和资金来源。前者是资金支出在相对静止时显现的面貌,后者是资金收入在相对静止时显现的面貌。前者直接表现为一定形态的物,是企业经营过程中可以支配运用的物质手段;后者则表现为物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即表明这些物的所有关系和分配关系(在国营企业中,就是经济核算关系。具体地指国家同企业、企业同企业、企业同职工之间的经济关系)。恩格斯说过:“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与人的关系,最后说来是阶级与阶级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与物结合着,作为物出现。”[5]至于会计学既要研究如何从数量方面反映物,又要研究如何从数量方面反映同物结合着的人与人的关系。因此,作为会计对象的经营资金,既不能理解为只是物,也不能理解为只是抽象的生产关系,而应当理解为以物为形.式,而以经济核算关系为内容的对立统一,就是资金运用和资金来源的对立统一。这两个对立面,不仅是统一的,也是斗争的。在实行经济核算制的社会主义企业中,国家集中领导和统一计划同企业相对独立经营总是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一般地说,企业比较容易从本身的局部情况出发,为了方便生产,希望多占用一些资金,比较灵活地运用这些资金。可是国家从整体利益出发,从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的要求出发,又不能让企业占用不必要的资金。不允许企业离开计划来使用资金。在会计上,通常所谓资金运用同资金来源的对应关系(反映了国家对资金实行计划管理所采取的分口管理,分别使用,专款专用等要求),正是反映资金来源对资金运用的制约关系,也是这两个对立面互相矛盾的表现。有矛盾就有斗争。资金运用和资金来源的矛盾斗争过程,并不可能直接反映在会计的数字上。因为这个过程,经常是通过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加强国家财政、信贷监督,加强企业资金、成本管理来实现的。虽然如此,两个对立面斗争的结果,在一定条件下,总要引起矛盾的相互转化,而这一转化,最后仍然会在资金运用和资金来源的结构和与数量消长关系上得到反映。例如企业正确处理了这个矛盾,会使资金占用减少,成本降低,利润增加。所谓资金占用减少,表明企业把一部分运用的资金交还国家,实际上,这等于企业的资金运用转化为国家可供拨款的补充资金来源。所谓成本降低,利润增加,则意味着企业为国家拨款创造了新的资金来源,而在资金上缴以前,也为企业提供了内部资金来源。所有这些情况,都反映资金来源和资金运用的矛盾可以暂时趋于缓和。反之,企业没有很好地处理这个矛盾,常常会使资金占用增加,成本提高,利润减少甚至发生亏损。所谓资金占用增加,很明显地,是由一部分不应属于该企业资金来源形成的,而减少利润甚至发生亏损,则使一部分国家资金来源转化为实际不存在的资金运用而白白浪费掉。而这些情况,则表明资金来源和资金运用的矛盾进一步尖锐化,企业的财务必然发生困难。上面所讲的这种种矛盾斗争和通过斗争而引起的矛盾的转化,说明了一个事实:资金运用同资金来源的平衡绝不是静止的平衡。这种平衡,会由内部矛盾的斗争而被破坏,矛盾解决了则让位于新的平衡,而新的平衡又产生新的矛盾,新的矛盾斗争又再破坏新的平衡,如此循环不息。有人也许会问,会计上的资金运用同资金来源不是永远相等的吗?资金平衡是否同其他事物不一样,它是“绝对的”平衡,“永恒的”平衡呢?不。平衡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不平衡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这一点什么事物都不会例外。就拿会计上的所谓资金运用和资金来源的平衡来说,它总是指某一天(实际上是代表某个时点、某一瞬间)的状况。这已经表示它的条件性和相对性了。再进一步观察,这种所谓平衡,无一不是说两方的总数保持相等而已。在不同日期,不仅资金运用和资金来源的总数互有差异,甚至资金运用和资金来源的具体构成也是极不相同的。既然每个时期资金的总数不一样,内容不一样,这怎么能够说平衡永远不会改变呢?其实从一个过程(哪怕很短的过程)去看,正如前面说过的,资金运用是企业的资金支出,而资金来源是企业的资金收入。在收入和支出之间,不平衡(即收支不相等。在正常情况下,收入应当大于支出)总是经常的,平衡(即收支相等)却是罕见的。正由于客观上长期地存在着这种收支不平衡的矛盾,才需要企业财务会计部门定期(按月甚至按旬)通过财务收支计划去加以调节,以求得暂时的平衡。这一点,道理不是非常清楚吗?
毛主席说:“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6]我们对经营资金运动的上述分析,虽然极不深刻,也很不全面,但已经充分证明毛主席的这个科学的论断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杨献珍同志的所谓“合二而一”论,只能遭到彻底的破产。
其二,在会计学中,我们还可以考察一下会计的方法,特别是会计核算的一些基本方法。我们只要稍微研究一下会计学就可以发现,那些经过几百年(至少几十年)会计工作实践的考验,被公认为是科学的核算方法,不论当时这些方法的创造者有没有意识到,无一不体现一分为二的原理。道理很简单,会计核算的方法原是用来反映会计对象、完成会计任务的。而作为会计对象的资金运动,则是由许多对的矛盾组成的复杂的矛盾统一体。从任何一个方面去观察它,资金运动本就是一分为二。因此,反映资金运动各个侧面的方法,就不能不采取一分为二的方法。否则,会计核算的方法是不能科学地、如实地反映会计对象的。正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可以看到,资金平衡表的基本结构分为资金运用和资金来源两个互相对立的方面,账户的基本结构则分为借贷两个互相对立的方面。复式记账的基本要求是,记录每项经济业务,也要区分借贷,做成既有借方科目又有贷方科目的分录;甚至任何完整的成本核算方法,也不外是费用归集和费用摊配这两个对立核算程序的统一。杨献珍等同志也许会辩解说:“会计核算方法是用以观察客观事物的一种方法,我们也曾主张‘观察问题时要一分为二’呀!”我们说,这正是你们的诡辩,你们表面似乎承认一分为二可以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实质上,你们抽掉了它的客观基础。杨献珍同志说过,“任何事物是‘合二而一’的,所以在观察问题时要‘一分为二’”。既然你们认为一分为二同你们所说的事物本来面貌——“合二而一”是颠倒的、不一致的,那么,你们怎么会真正承认一分为二是科学的方法呢?相反地,这不正是表明你们对一分为二做了极大的歪曲吗?我们认为,一分为二既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又是人们认识事物本质的科学方法。会计核算的基本方法之所以体现一分为二的原理,就因为这些方法所要反映的对象——经营资金运动本身是一分为二的。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在这里是一致的(当然,这里的一致,是人们通过长期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达到的)。
以上,我们只是举两个例子。这两个例子是一门科学中比较具体的知识。但是,即使这样具体的知识,也仍然渗透了辩证法的核心——一分为二的精神,从而无情地批判了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的荒谬。(www.xing528.com)
(原载于《中国经济问题》1964年第9期)
【注释】
[2]这里,我们对经营过程的矛盾还没有进行全面的分析。经营过程本来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它的矛盾:第一,资金耗费与资金收回的对立统一。这是资金支出和资金收入在经营过程中的具体化。这一对矛盾是主要的,它又是由我们这里所举的若干对矛盾组成的。第二,资金生产和资金流通的对立统一。后者在资金流通过程,又分裂为“资金的货币形态同生产形态对立”和“资金的商品形态同货币形态对立”两个互相排斥、互相替换的阶段。关于这一点,马克思说:“在G—W与W′—G′这两个属于流通的形态变化中,每一次都是同样大的同时存在的价值存在互相反对,并互相替换。”《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7页。
[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321页。
[4]“依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循环又规定要在循环的各个阶段上,在一定时间内把资本固定着。”《资本论》第2卷,第38页。
[5]恩格斯:《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载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82页。
[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320页(引文的着重点是引者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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