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认为，曾、胡对于为将之道的阐释，以良心血性为前提，“尤为扼要探本之论，亦即现身之说法”[183]，是对传统为将五德，即智、信、仁、勇、严的进一步发挥，是“取义至精，责望至严”，与西方军事家所说的“天所持赋之智与勇”基本精神类似。关于“勇”，蔡锷区分了大勇与小勇。他认为，“临难不苟，义不反顾”，此仅为狭义上的勇，谓之小勇；“成败利钝，非所逆睹；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此广义的”勇毅，是为大勇。孟子所讲的浩然之气者，即指大勇而言，所以优秀的将领除了一般小勇之外，尤须在“毅”之一字上痛下功夫，“挟一往无前之志，具百折不回之气，毁誉荣辱死生，皆可不必计较，惟求吾良知之所安。以吾之大勇，表率无数之小勇，则其为力也厚，为效也广。至于级居下僚（将校以至目兵），则应以勇为惟一之天性，以各尽其所职”[184]。在当时内外交困的局面下，更需要有存大勇的优秀人士，能够抛下个人安危，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考虑问题，所以他说，“吾侪身膺军职，非大发志愿，以救国为目的，以死为归属，不足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须以耿耿精忠之寸衷，献之骨岳血渊之间，毫不返顾，始能有济”[185]。
蔡锷认为选人要贵得用，而“用人之当否，视乎知人之明昧。办事之才不才，视乎晓事之透不透。不知人则不能用人，不晓事则何能办事？君子小人之别，以能否利人济物为断。苟所用之人，不能称职，所办之事，措置乖方，以致贻误大局，纵曰其心无他，究难为之宽恕者也”[186]。对于曾、胡所提出的造就人才的陶熔之法，蔡锷大为赞赏，并说：“曾谓人才以陶冶而成，胡亦曰人才由用才者之分量而出，可知用人不必拘定一格。而熏陶裁成之术，尤在用人者运之以精心，使人人各得显其所长，去其所短而已。”[187]在此认识的基础上，蔡锷认为，能否形成重视人才的良好风气，归根到底是“居上位者有转移风气之责”[188]。这里的居上位者，并非专指一二最高领导人，而是各级负有领导职责的当事者，凡“居目兵之上位”者，都要从自己做起，“因势而利导，对病而下药，风气虽败劣，自有挽回之一日”[189]。他还认为：“惟在多数同心共德之君子，相与提挈维系，激荡挑拨，障狂澜使西倒，俾善者日趋于善，不善者亦潜移默化，则人皆可用矣。”[190](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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