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稚荪,曾任湖北荆州知府。光绪九年(1883)服官到鄂,当时正值中法战争,佐湖广总督卞宝第筹办江防,“乃取沿海沿江形势,详记道里,考校中西各图,附载岛屿沙线,分衍为说,并次古今兵防利钝,参以管见,而列于篇”[114],遂成该书。该书分上下两卷,上卷主要记述沿海诸省各战略要口的形势、过往战事等情况,下卷有《防海说》《防江说》《地营图说》《润土炮台说》《开地隧伏炮说》《陆战宜先避敌枪说》诸篇,阐述了加强海防、江防建设和抵抗海上之敌的办法,主要反映的是作者本人对海防和江防的认识。
一、关于海防观念,作者认为,“外洋是其所长,海口亦非其所短”[115],对于魏源提出的“御外洋不如御海口,御海口不如御内河”的主张,作者是基本认可的。他说,“徒角逐于外洋海口,无当也”[116],所以他不主张购造铁甲巨舰,因为铁甲舰运棹不灵,且耗资巨大,一舰有失,即难为继,不如多备小型兵轮,分布海口,为炮台陆军之助。从当时国家的财政状况来看,这些主张不无积极合理的一面;但否定购造铁甲舰,将海防限制在近岸,认识则过于保守。作者坚持认为设防应集中于海岸,但当时的防御体系并不足以阻滞海上之敌的侵入,“官军驻重之处,或有战舰而不能必胜,有炮台而偶为所败”[117],所以他进一步将魏源的海口设防向内退到陆地,提出“御内河不如御陆地”[118],又说,“我惟专守陆地,而以兵轮相辅,即足立于不败”[119]。要确保海疆安全,“则惟择地利,守要害,坚炮台,修军械,养精卒,操陆战,备火攻,设奇伏。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则守可也,战可也,以守为战,以战为守,亦皆无不可也”[120]。作者还列举了诱敌深入、因险设伏、枪矛配合、接敌近战等多种“避其所长,攻其所短”的陆战方法,并以三元里人民抗英、刘永福援越抗法等例,证明御之陆地确为行之有效的良策。
二、关于海防布局,作者认为,海疆七省,以直隶、江苏为重,然奉天、山东、浙江、福建、广东诸省,亦不可不防。作者主张各海防省份应就所辖海防要口就地设防,反对调他省援兵,认为,“援东调西,顾此失彼,亦筹防之拙也”[121]。作者认为中国沿海万有余里,城镇林立,处处设防,既无可能,亦无必要。可行的办法是要点设防,即在最可能被敌人攻击的海口重点地区设防。他以人的躯体作比,指出“地之要害,犹人有六尺之躯,护风寒者只此数处”[122],这些要口计有奉天之旅顺,直隶之天津、北塘,山东之登州,江苏之江防、龙华镇,浙江之定海,福建之福州、台湾,广东之广州、琼州。他认为,“要害之处是宜驻军严备,其余海口边境,可以略为布置,或即责成提镇派兵守御。倘有挫失,于大局究无甚碍”[123],亦可借资民力,举办团练,“以济兵力之穷”[124]。(www.xing528.com)
三、作者就长江防务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其中心思想是:“惟取其江面之窄者,分布扼守,即足立于不败”[125]。对于防止法国侵略军沿江进犯,作者认为,如将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四省之力“共置之鹅鼻嘴以守第一重门户,仍分设圌山、蒋山之防,以壮声势而严锁钥,敌即以铁甲船来,亦不能越门户而过”[126]。同时主张裁并水师,添设兵轮,平时沿江游巡,“讲求乘风打炮、避浅制敌诸法”[127]。
从整体上看,该书并无特异之处,对于海防要点的认识,在丁日昌、薛福成等人的书中亦有大体相同的论述,仍是岸防思维,对海防与海军的认识仍停留于相对原始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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