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由林福祥撰。林福祥（1814—1864），字亮予，广东香山（今广东中山）人。鸦片战争爆发后，他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招募水勇，组成“平海营”，抗击英国侵略军。三元里人民抗击英军时，林福祥率水勇参加战斗。后历任南昌、抚州、饶州知府，吉安赣宁兵备道，浙江布政使等职。曾于安徽、江西等地参与镇压太平军。咸丰十一年（1861），于杭州被太平军俘虏。获释后，于同治三年（1864）被左宗棠捕杀于浙江衢州。所撰《平海心筹》是他参加抗击英军的记录和经验总结，成书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
《平海心筹》分上下两卷，共一万余字，附图十四幅。上卷辑录有《火器十三种》《制药二十八方》《广东省河水路指掌握要图》等。下卷包括《防夷十八论》《三元里打仗日记》，另有《上制军祁宫保乞收复香港书》《谕林家义勇文》等书信数封，其中《防夷十八论》是林福祥个人对抗英作战的反思，其兵学思想主要体现在这十八篇短论中。
关于战和守的关系，林福祥认为实力是议和的基础，“必能战能守，而后可以言和”[17]，如果不能战不能守而言和，“是掩耳盗铃，自欺而并受欺于人也，是图苟安于目前而贻巨患于后日也”[18]。他反对拿钱财和土地去讨好侵略者，反对签订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认为，“与
夷以赀财码头，则开门揖盗之渐也”[19]。他主张要与侵略者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盖自
夷入寇以来，官兵望风披靡，其心已寒，而逆夷自恃累胜，其气正盛，所以必得奋勇之士决一死战，以折逆夷之气，以安我兵之心，然后守乃得而固”[20]，就是说防守亦需要昂扬的斗志，不能重建奋勇死战的气概，防守将会成为溃守。
在作战指导上，提出了“埋伏守险”和“防后路”的思想。建议从虎门到达广州沿途百里的地面，层层设防，于田茔地势较高处埋藏大炮，待夷船靠近时，随时攻击。林福祥认为：“炮台是有形者也，夷人得聚力而攻之。至于田茔，处处皆是，搜之不尽，攻之不克，是田茔为无形之炮台，而为埋伏最得力之处也。”[21]针对鸦片战争中清军屡屡被英军抄击后路，林福祥提出“以正兵敌其战船，而预伏奇兵于后路，以击其抄后之兵”[22]。
林福祥似乎没有亲见过英国的坚船利炮，想象的成分偏多，他试图以数量弥补舰船体量之不足，而创制了一种旧式蜂群战法，“他用大船，我用小船，他一只大船，我用一百只小船，如蜂如蚁，四面八方。我船上概不用炮，只用喷筒、火箭，一切神火器具，飞棹而进，使他应接不暇”[23]。在英舰两次轰击的间隙，以小船靠近英舰，或施放火器，或登其舰。这种战法，书生论兵的意味明显，在实战中无实施的可能。二是抢占上风口，利用风势，对敌进行火攻。三是“扎强营、打死仗”。作者认为，出洋作战，须用木排水寨，“其法，以厚木扎成一大排，四面有门户，而空其中。一出大洋，将小船尽藏在大排之内，而大排之上，风帆橹柁，色色具备，四面遮障，以罟网为主，棉胎牛皮次之，前后左右安放大炮。打仗时即以大排为炮台，为正兵，而小船四出，施放喷筒火箭，抄后旁击，为奇兵”[24]。(www.xing528.com)
在炮台建造方面，根据海战与陆战的不同特点，分析了炮台修在低处的“四患”和修在高处的“五利”，大胆否定炮台不设于山顶的传统认识，提出把炮台建在山顶高处。修筑炮台的材料由石头改用三合土，以柔克刚，既能挡敌炮弹，又能避免因炮弹击石溅起的碎石伤人。
该书认为调客兵而不从当地招募乡勇，是鸦片战争中清军致败的一大原因，“（客兵）不谙边事之艰苦，不识山川之险易，守则不固，战则多败，其数虽多，未若土兵之少而精也”，又说，“徒用不识水性之客兵，不独不能取胜，适足以贻滋扰之患也”。[25]所以他反对调客兵，主张应从本地招募朴实、家室清白之人为乡勇，以乡绅兼领之，如训练得法，则“乡勇三千可当客兵三万之用”[26]。
《平海心筹》是鸦片战争后的一部重要兵书，尽管篇幅不长，但内容丰富，战略、作战指导、战术均有涉及，一些认识比较深刻，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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