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至清末，由于甲午中日战争及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刺激，促迫部分学者再次将目光投向了古老的《孙子兵法》，希图从中找到抵御外侮、克敌制胜之方。其中以顾福棠的《孙子集解》和黄巩的《孙子集注》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一）《孙子集解》
该书刊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作者顾福棠，原名成章，字咏植，武进（今江苏武进县）人。作者纂述初衷与其他文人言兵之书类似，是出于对时局的紧张感，想以自己的主动作为，为国家脱困寻找一条可能的道路。顾福棠在序言中说：“今天下海氛厉矣。非挟船坚炮利不能擅大洋之长，非习风涛沙线不能捷大洋之战。立五大洲之上，抚掌以观，雄莫雄于今，精莫精于今，诚从古未有之创局，昔人所不能逆料于今者也。”[57]他认为，尽管今昔不同，“原用兵之法与用兵之术，则无不同”[58]，所以作为历代兵学圭臬的《孙子兵法》，“悉举天下古今之兵说包括于其中，此诚千古兵家之祖、兵家之师也”[59]，在近代仍值得深入挖掘，有其指导现实的意义。《孙子集解》以孙星衍校订的《孙子十家注》为底本，删其繁杂不切现实之文，配以大量的中国古代和西方近代战例，同时作者还“间附以鄙意，勒成一书（略宗颜氏师古注《汉书》之例），名曰《集解》”[60]。该书主要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形式上虽沿袭前代《孙子兵法》注解的传统，但能够与同时代的兵学著作加以互证，且能引用中外历史上的经典战例加以参证，甚至为解一语而征引数例，做了融合中西兵学思想的初步尝试。如解《计篇》“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一句，《孙子集解》援引拿破仑出兵埃及、法国与奥地利之战与美国南北战争等三例进行例证，用以证明天候对作战的影响。引入近时战例，较之纯文本的解读更为鲜活，更有切近之感，理解与接受更为容易。除引用战例外，又借葛道殷《操练洋枪浅言》中关于射击时避免阳光直照造成射击误差，及风力对弹道的影响的相关论述，用以强化对于“寒暑、时制”的理解。又如在注解“其次伐兵”时，顾福棠的解释是“论昔日之事尚以伐兵为次，论今日之事则尤以伐兵为先。炮台、铁甲、枪炮、水雷日新月盛，精益求精，非一国所能悉造，亦非一时所能猝办。若非备之于先而一旦临险危之势，自造则无人无料，购办于局外之国，则或格于公法不能出售，或又为敌船守其海口，不能往来，势必至有备者猛厉无前，无备者血肉相抵矣”[61]，强调战前准备的重要。
其二，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作者在编纂此书时对历代注疏在选编时做了取舍，舍弃了价值不大的注解，对于已收入的解释，有些也并不完全赞同，并在原有解释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一是对《孙子兵法》原文本的质疑。如将“守其所不攻”校改为“守其所未攻”，即谓在敌人未发动攻击之前便设防固守。又如，将“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解释为“地”指用兵之地，即战场，“度”是丈尺之总称，认为，“惟有度以作之，然后进可以战，退可以守，不虑人之乘我迫我也”。[62]“量”相当于测量，“数”为“算法之总名”，“称”为权锤之柄。所以该句应解为：度其战场之形势，修筑工事以便攻守，且测敌之远近，以求命中得失之数，以知敌我之轻重，以达独操胜算之目的。二是质疑旧注，另作新解。如对“少则能逃之”一句，曹操的注解为“高壁坚垒，勿与战也”，顾福棠认为，曹操对这一句的理解是错误的。他认为，“逃”与“避”存在较大差异，“逃”是己方实力大不如人，以致“不敢与人敌也”，而“避”是己方力量稍弱于敌，主动避免与敌交战。再如对“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一句，认为陈皞将“吾”解释为孙武自己，“俱与上下文义不相类矣”，顾氏对此句的解释为，“将者，大将也；吾者，国君自称之辞也。此篇所论盖在未出师之前，君与臣计于庙堂之上，与别篇所云不同……君当断以己意，不可惑于人言也。总之，君为主谋，将为参谋，君臣意见相同，方可兴师”[63]。此类改动，只是作者根据个人认识倾向的一种弃取，缺乏严密的文献学和军事学上坚实的依据，并不足以使一直以来的争论尘埃落定，表现出一定的随意性。三是阐述自己对战争的认识。顾福棠认为应慎重地进行战争决策和实施作战行动。在战争决策问题上，认为民众的生死与国家的存亡“皆在于兵”，因此决策者要关注地势、战道等与战争胜败有直接关联的因素，即“地势当胜，则民生；地势当败，则民死。得战之道，则国存；失战之道，则国亡”[64]。顾氏还强调依法治军的重要性，认为，“法者，行军不易之成法也；令者，主将一时之号令也。两军相较，成法备、号令严者谓之行”[65]。总体而言，这些认识基本是在《孙子兵法》原书思想基础上的进一步发挥，虽有一定认识，但并未跳出原来思维体系，突破性看法或认识较少。
该书一大特色是引述史例以证思想，除引述中国历史上的战例外，还数十次引述了近代西方战争战例，包括拿破仑战争、美国独立战争、美国南北战争、普法战争等，这对于破除西学的神秘感，重建国人对传统兵学的自信都有一定积极意义。
（二）《孙子集注》
作者黄巩（1856—？），字子固，室号存古堂，清末湖南善化人。曾为湖南船山学社重要成员，整理刊印过《船山礼记章句》《船山〈黄书·原极篇〉演义》等船山遗著。黄巩感于历代所传《孙子兵法》注本繁杂雷同，支离割裂，不可卒读，故“于每篇之文，先分章节，然后采辑诸家之言，申其文义，附以鄙按，务使旨趣淹通，作用晓畅”[66]，最终形成《孙子集注》。该书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印行。卷首为《本传》和《例言》，正文分上下两卷，上卷自《始计》至《军争》，下卷自《九变》至《用间》。《本传》抄自《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并与《吴越春秋》相参证。
作者在例言中指出，“孙子论兵，全在精神气志上振作”，而“今日本传西法，但示中人以步伐之粗，其精神作用不使中人知之也。愚以为若进以《十三篇》之妙用，则神而明之，必更有出于西法之上者，故今日将弁，尤不可不亟读《孙子》”[67]。黄巩并不排斥西方军事理论，而是认为国人对西法的精神理解不够，所以虽习西法，仅得皮毛，而《孙子集注》所做的是将西法中未能明言的兵学内在精神，通过对《孙子兵法》精要的读解，使其彰显，以补国人对西学精神理解之不足。具体而言，该书有以下特点：
其一，注释形式上有变化。
该书正文以《武经七书》本为底本，仍采取传统的注疏格式，将论述同一问题的内容归为一段，历代注家的注疏被置于该段之后。书中汇聚注家共二十七人，除常见的十一家外，尚有汉代的王凌、张子尚，三国时期的萧吉、沈友，唐代的纪燮、朱服、宋奇，宋代的苏轼、吉天保、郑友贤、晁公武，明代的王凤洲、归有光及清代的毕以珣、孙星衍等。注疏虽多采自《十一家注孙子》，但非原封不动地句句罗列，而是进行了取舍。如“将者，智、信、仁、勇、严也”一句，仅选杜牧和贾林二人所注，未收其他五人之注。即便杜牧注也未全选，而仅选了前半。这样做的好处是避免了注与注间重复过多，但因是整段出注，也有注释与原文贴合不紧之感，尤其是对部分注释文句的截取，易因文字不完整造成对全句文义的曲解。书中有因编者疏忽而造成的张冠李戴现象，如“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一句，下注“尧臣曰：知远近，则能为迂直之计；知险易，则能审步骑之利；知广狭，则能度众寡之用；知死生，则能识战散之势”[68]，但此句作者实为张预，而非梅尧臣。该书侧重文义的理解，所以注疏主要采自曹操、张预、杜牧、贾林等人，对某些解释有些作者并不赞同，常有自己的理解，如在注解“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一段时，认为何氏所注“钞聚掠野，至于克敌，拔城得其储积”，是把军队降低到“寇盗之师”的地位，是不足取的。[69]
其二，有简单的考证。
黄巩认为考证工作是必要的，但不能因专注考证而偏离探寻书中要旨这个目的，他说，“必斤斤于古本之异同，以矜考核，转令学者寻行数墨而遗旨义”[70]。为突出要旨的核心地位，他在对注解的处理上“于碻系鱼豕，则削膺存真，……皆因义改正，其余异同之无关于义类者，则概从略”[71]。如此，使研究者能够专注于《孙子兵法》要旨的把握，避免陷于字句考证不能自拔。书中对《孙子兵法》原作中的字词进行了训诂，并在《例言》中作了说明：“如方马之为比方，与诗比物四骊同义，而训以缚；犯三军之众，与庄子犯人之形同，而训以动；励于廊庙之上而诛其事，与诛讨同，而训以治；践墨随敌，为践履幽险，与墨辟之墨同，而训以绳墨之墨。支离牵合，率多类此，皆推求古义，而转相自失者也，今悉为拨正，庶使本义显然。”[72]此外，该书还对底本中的错讹作了改正：“如以本待之本之伪卒；方马理轮，理之伪埋，夫人尽力，夫之伪士，皆因义改正。”[73]该书字句诠释校勘，虽有新说，亦常拘于一己之偏见，有些过于牵强，所以有学者称，“（该书）最多也只能算是中上之作而已，尤其是他的校勘，更是难称尽善”[74]。
其三，对兵学有一些新的认识。
主要有两点，一是将《孙子兵法》与《管子·兵法篇》作对比。黄巩精研《管子》，这从书中按语中作者多次引用《管子》的话亦可看出。黄巩认为，“孙子之学出于管子”，即《孙子兵法》是吸收《管子》中的部分内容得以成形的。作者认为，“管子论兵，务在先立富强之本，然后以政加人”，而《孙子兵法》强调任势，“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约束申令，妇人可教以战，马足等齐，胜负在我之自为。此皆临变制胜，运谋不测之道也”。[75]所以黄巩认为：“《孙子》十三篇，与《管子·兵法篇》相表里，《管子》论其正，《孙子》则兼极其变，故兵法唯孙子得其全。”[76]
二是作者在注解中常表露个人见解。如在解读《计》篇时认为，孙子论兵之法“本末完备”，但后世言兵者却未能领会其精髓，运用时往往本末倒置，“徒逞搏击之长，攻略之猛，不恤庙堂之上，供忆系索，竭脂尽膏”，结果是“主道先失，任用非人，冯河暴虎，将才又乖，驱而殉之，丧师辱国”。他认为，究其原因，不在于“兵之不强，技之不巧”，而在于“不得其道”。至于这里“道”所指的更具体的内涵，书中却未能言明，仅说：“近者经籍道息，竞语富强，故取管孙二编，实究其用，始知言富国者，非管氏不得其真；论强兵者，非孙子亦失其本也。”[77]可以看出，黄巩的解读，未能跳出文人论兵的窠臼，停留于抽象的概念上，在抽象的概念中兜来转去，虽能够抓住矛盾或问题之所在，但给不出切实有效的指导性意见，书生言兵的意味较重。有学者指出，黄巩“所撰《孙子集注》注重探讨《孙子兵法》理论与近代西方战法的结合，为清末初具近代兵学观念的《孙子》研究者”[78]。但从总体上看，其书虽晚于顾福棠的《孙子集解》，然远不如顾福棠之思路开阔，开拓性不足。
晚清时期孙子学在总体上仍是中国古代孙子学的延续，研究的形式和方法均无重大的突破。这一时期的《孙子兵法》研究可概括为以下几个特点：一、数量少、热情低。《孙子兵法》虽时有重刻，品读者有之，但严肃的、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性著作却很少。文人对于兵学的热情已大大不如前代。《孙子兵法》虽仍被奉为圭臬，但只是如书斋中的经书一样，束之高阁，远离实际。二、形式陈旧、方法落后。研究方式仍以传统的注疏形式，但在文献考订上的成就没有超过前代，文字解读上的成果更乏善可陈。这主要是由于乾嘉形成的朴学之风在近代已消散殆尽，而西方的科学方法在中国仍处于萌芽阶段，尚未在中国土地上扎根。这一时期的多数作品仍困守固有思维，无法突破旧有框架，只能在旧有研究之路上匍匐前行。特别是因研究者困守于书斋中，脱离时代，脱离社会，在极需切实可行的军事理论指导实践的大背景下，此类著作对实践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注释】
[1]《胡林翼集》第二册，第264页。
[2]《胡林翼集》第二册，第653页。
[3]饶大容：《兵略丛言提纲》，营阵十一，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本。
[4]《曾国藩全集·奏稿八》，第4659页。
[5]《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六册，第2021页。
[6]俞樾：《自强论》，《春在堂全书》第三册，凤凰出版社，2019年，第852—853页。
[7]金眉生：《我战则克论》，《郑观应集》，第849页。
[8]刘璞：《将略要论》，序一，清光绪十九年（1893）本。
[9]《选将论》，《皇朝经世文四编》卷三十五，页一，文海出版社，1972年。
[10]《选将以一众心论》，《皇朝经世文统编》卷七十五，页七，文海出版社，1980年。
[11]《李鸿章全集》第十一册，第149页。
[12]《丁日昌集》（上），第184页。
[13]《丁日昌集》（上），第184页。
[14]《论海防为近今之急务》，《皇朝经世文四编》卷三十七，页二。
[15]《论海防》，《皇朝经世文四编》卷三十七，页三。
[16]《论海防》，《皇朝经世文四编》卷三十七，页三。
[17]朱一新：《佩弦斋文存》卷首，页十九、页二十，载《拙庵丛稿》，第1267页，文海出版社，1972年。
[18]《李鸿章全集》第三十四册，第41页。
[19]《李鸿章全集》第十册，第609页。
[20]《李鸿章全集》第十册，第609页。
[21]《晚清海防：思想与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33页。
[22]《郑观应集》，第220页。
[23]《李鸿章全集》第四册，第413页。
[24]《李鸿章全集》第十册，第591页。
[25]冯桂芬：《显志堂稿》卷九，页十四，光绪二年（1876）校邠庐刊本。
[26]《弢园尺牍》，第54页。
[27]《曾国藩全集·书信三》，第1915页。
[28]《曾国藩全集·书信三》，第2238页。
[29]《左宗棠全集》第十册，第72页。
[30]《胡林翼集》第二册，第561页。
[31]《李鸿章全集》第九册，第161—162页。(www.xing528.com)
[32]《李鸿章全集》第十册，第214页。
[33]见赵海军：《孙子学通论》，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00页。
[34]《孙子集成》第十六册，齐鲁书社，1993年，第6页。
[35]《孙子集成》第十六册，第18页。
[36]《孙子集成》第十六册，第450页。
[37]《孙子集成》第十六册，第456页。
[38]《孙子集成》第十六册，第449页。
[39]《孙子集成》第十六册，第449—450页。
[40]《孙子集成》第十六册，第255—257页。
[41]《孙子集成》第十六册，第261页。
[42]《孙子集成》第十六册，第257页。
[43]见邱复兴：《孙子兵学大典》第九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6页。
[44]《孙子兵学大典》第九册，第147页。
[45]《孙子兵学大典》第九册，第146页。
[46]《孙子兵学大典》第九册，第147页。
[47]《孙子兵学大典》第九册，第134页。
[48]《孙子兵学大典》第九册，第129页。
[49]见《孙子兵学大典》第九册，第130页。
[50]《孙子兵学大典》第九册，第152页。
[51]《孙子兵学大典》第九册，第152页。
[52]《孙子兵学大典》第九册，第153页。
[53]《孙子集成》第十六册，第578页。
[54]《孙子集成》第十六册，第578页。
[55]《孙子集成》第十六册，第543页。
[56]《孙子集成》第十九册，第124页。
[57]《孙子集成》第十九册，第157页。
[58]《孙子集成》第十九册，第157页。
[59]《孙子集成》第十九册，第157页。
[60]《孙子集成》第十九册，第158页。
[61]《孙子集成》第十九册，第203页。
[62]《孙子集成》第十九册，第230页。
[63]《孙子集成》第十九册，第168页。
[64]《孙子集成》第十九册，第159页。
[65]《孙子集成》第十九册，第165页。
[66]《孙子集成》第二十册，第15页。
[67]《孙子集成》第二十册，第13页。
[68]《孙子集成》，第二十册，第18页。
[69]《孙子集成》第二十册，第23页。
[70]《孙子集成》第二十册，第15页。
[71]《孙子集成》第二十册，第15—16页。
[72]《孙子集成》第二十册，第15页。
[73]《孙子集成》第二十册，第15页—16页。
[74]宫玉振等：《书剑飘逸：中国的兵家与兵学》，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第137页。
[75]《孙子集成》第二十册，第14页。
[76]《孙子集成》第二十册，第13页。
[77]《孙子集成》第二十册，第20页。
[78]吴如嵩：《孙子兵法辞典》，白山出版社，1995年，第2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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