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孙子左枢笺》
作者左枢（？—1869），湖南湘乡人，曾参加与太平军的作战。该书除对《孙子兵法》曹操的注文进行删改外，又以“笺曰”的形式发表左氏自己的见解，共40余条，其中一些认识颇有独到之处。如对“上兵伐谋”一句，曹操对此句的理解为“敌始有谋，伐之易也”，左氏认为曹注的解释有误，他认为，伐谋的目的在于“杜其谋，使不生心，无所用兵也”[34]，这一解释使曹注的意思更为清楚完整。又如对“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一句，曹操仅注“无此三者，亡之道也”，较为简略。左枢笺曰：“远道趋利而必败者，以其辎重、粮食、委积不能从也。三者不能从，以不知地形也。若用乡导得地利，则虽其疾如风，可矣，何止百里而趋利哉。”[35]可以看出，左氏笺注常能抓住《孙子兵法》思想的本质，而不受文句表面意思的束缚，解释较为深入且具有一定合理性。
（二）《孙子增注》
作者凌堃，该书是在《魏武帝注孙子》的基础上，以“堃按”的形式对原文个别词义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如对“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一句，“堃按：常者为正，譬五味五声是；变者为奇，如色声之变无穷”。[36]再如“交和而舍”一句，堃按，“交和如和于国、于军、于阵、于战之类”[37]。书中偶有脱开曹注而发表自己观点之处，如对“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一句，凌堃增注为“兵无虚设，亿万一心，束伍其始事耳。淮阴将兵，多多益善。孟德赤壁致败，不知分数故耳”[38]。这里提出束伍为万众一心之始，较有见地。但书中也有一些解释过于随意，如对“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一句中形名的解释，完全脱离形名的本意，而作了过度发挥，“堃按：操必胜以敌必败，曰形。以仁伐暴，以义伐不义，曰名，如汉高为义帝发丧是”[39]。此类按语全书共有13条。
（三）《满汉合璧孙子兵法》
该书由耆英主持翻译。耆英是道光时期八旗重臣，曾参与近代多个不平等条约的谈判，道光二十八年（1848）被擢升为文渊阁大学士。耆英是比较具有中国传统文人气质的八旗官员，除该书外，还曾主编过《海山仙馆丛书》。是书以《孙子十家注》之《孙子》文本为底本，将其逐字逐句翻译成满文，在编排上满文与汉文并列，可相互对照，但无注解。在译序中，耆英表达了对《孙子兵法》的推崇，他说，“古今兵制屡变，古以车战，后乃用骑；古以弧矢为利器，后乃用铳；古之炮用石，后乃用火。又况宜于陆，不宜于水，宜于平旷，不宜于隘阻，宜于江湖，不宜于沧海，亦安有辙迹之可寻哉？顾有同而异者，异而同者。惟《孙子兵法》，体用经权，无往不备”[40]，又说，“泥古者不智，蔑古者无法，由其可悟而悟之，斯可以读是书矣”[41]。对于翻译此书的目的，他说，“虽十家注解，不如我翻译清文了如指掌”[42]，表明翻译此书的必要性。该书是清代五本《孙子兵法》满文对照译本之一，对于扩大《孙子兵法》在八旗中的影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除以上诸书外，在清末孙子学复苏的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些较有价值的校勘著作。如：叶大庄的《偕寒堂校书记》（亦名《退学录》），有关于《孙子兵法》的校记19条。该书从三个方面对《孙子兵法》的文本进行了校勘：一是从文义角度校订《孙子兵法》的脱漏内容。如《作战》篇中“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一句，叶大庄认为，“胜久”二字“无义”，下文提到的“故兵贵胜，不贵久”中“疑‘胜’上脱一‘贵’字，‘暴’上衍一‘久’字”[43]。二是校订《孙子兵法》版本中的错误。如对《军争》篇“其徐如林”一句，叶大庄根据《广雅·释诂》中读音校订认为：“‘徐’字无义，疑当作‘聚’。《广雅·释诂》三：‘林，聚也。’‘徐’、‘聚’音近，必缘校者以‘徐’、与‘疾’为对文，遂沿上句‘其疾如风’而误改。”[44]三是校订《孙子兵法》原文和注文。在校订《作战》篇“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一句时，叶大庄谓：“下句云‘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此‘殚货’云者，即承‘国用不足’意也。”[45]在校订《军形》篇“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一句时，叶大庄认为，“不失敌之败也”的注文“句意未显”，“此数字移在下文‘故为胜败之政’句下，亦疑非孟德之旧”，所以该句应当读为“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之’当读如‘其’”[46]。(www.xing528.com)
于鬯的《香草续校书》，共有与《孙子兵法》有关的校记65条，多涉十三篇正文以及十家注文之难点、疑点。如对“少则能逃之”一句，于鬯认为，“逃”字文义不通，应当将“逃”读作“挑”，“挑，逃并谐兆声，例在通借。挑，谓挑战也。挑战非正战，特出师少许以挑之”。又引《说文·手部》关于挑的解释以为佐证，“‘挑，挠也’，盖不能败之，但能挠之耳”。[47]
俞樾的《诸子平议补录》，录与《孙子兵法》有关的校解文字8条，其中对于“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中的“曲”字，认为是“典”字之误，应当作典制，即典章之定制来理解[48]。又认为，“以利动之，以卒待之”中的“卒”字为“诈”之误，给出的解释是《军争》篇中有“兵以诈立，以利动”一句，诈与利同时出现，故“以利动之，以卒待之”一句应改为“以利动之，以诈待之”。[49]
亦有部分学者对《孙子兵法》的兵学价值做综合的研究或解读的著作。如杨琪光的《百子辨证》一书，其中有一篇《读孙子》的短文。文章认为：《孙子兵法》虽为胜兵之术，但若“不济以盈盈武库之兵械，如邱如阜之粮糈，亦必不能战胜攻取”[50]，实际上即俗语所称“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是出兵作战的基本常识。杨氏主张：“何如己先谋己以可战可守之强势，再求知将分者畀以旗鼓，扶义而诛灭。”[51]杨氏主张用谋应与强本并重，不可偏废，否则不战而先自馁，必致为敌所乘。又说，《孙子兵法》人多能道其一二，但真正掌握这种兵学精义的却寥寥无几，“《孙子兵法》人固多习，而洞晓之者，究未见其人”，他主张用《孙子兵法》的思想教育武将，“则临事为折冲宿将，庶进事长功”[52]，如此，国家将再不会被列强肆无忌惮地侵凌。由丁晏作序的《孙子兵法十三篇》钞本篇末，有署名淳斋所作的跋，该文中略述《孙子兵法》的兵学理论价值和丁氏抄录此书的缘起。作者认为，好战不已必亡其国，所以“昔贤云，善战者服上刑，以为黩武者戒也”，而执迷不悟自取灭亡者，“古今中外不可胜数”。[53]尽管兵凶战危，然而古今“无百年不战之国”，因此治国保邦之道“不可一日无兵”，无兵即无国，务须“养之教之，以备不虞，期其人人为国家干城之器，人人有忘生争死之心”。[54]
以上这些文字或注或解均出自学者之手，这些学者多数对考订、音韵等小学均有造诣，所以方法娴熟，但亦有一些解释似有过度之嫌，反使原本清晰明白的文义不知所云。
晚清仍有一定数量的《孙子兵法》重刻本行世，或加序后重印《孙子兵法》原文，或重印《孙子十家注》本。重刊《孙子兵法》未必能解决当下的问题，但现实的指向性却是确定无疑的，这也是文人关注社会现实最熟悉和最可能的表达方式。此类作品有丁晏作抄前记的《孙子兵法十三篇》，前记评价《孙子兵法》，“比于六艺，可称‘兵经’。文约辞醇，明白晓畅，其论至精，其说甚正”[55]。朱煌漫的《武经七书择要·孙子》，该书以王阳明所编《新镌标题武经七书》为底本，择其“简明切要”者，辑为两卷，实为《孙子兵法》的精编本。有《兵书七种·孙子》，前序称：“诚能取法乎上，神而明之，练其胆识，审其机宜，将请终军之缨，膺干城之选，收讨军实，安内攘外，于是乎在不禁拭目俟之。”[56]还有陈任旸简注的《孙子十三篇直解》，每篇前有题解，概括全篇主旨，正文则有小字简注，方便理解，对文义无过多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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