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多言军心士气
一些人不关注现实，耽溺于抽象的概念不能自拔。以抽象的逻辑应对现实的威胁，将决定战争胜利的因素归因于决心与意志，产生出诸如道德制胜论、意志制胜论等论调。比较典型的是倭仁讲的“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5]，坚持正义之师必胜的信念。俞樾也曾说：“兴起教化，劝课农桑，数年之后，官之与民若父兄子弟，然一旦有敌国外患，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夫何守之不固乎？‘壮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夫何战之不克乎？”[6]类似的说法还有：“今欲为战之说，必先求战之本。本者何？吏治也，民生也，士习也，军纪也。国家于此四者尽其心，得其法，则我中国之根本固矣，心膂壮矣。朝与野一其道，同其风，上下贵贱固结而为一心，兵之鼓勇而出也。彼一炮能伤百人，我以千人进；彼一炮能伤千人，我以万人进。悉如普人攻法国之炮台，使大炮并无装放之暇，而如林如旅之众亡命直前，苟近其身则枪炮无所施能，迁远于海，则轮船铁甲有所不能到，则彼亦且如我何？”[7]这些说法，看似雄壮有力，但却无施行之可能。道德、意志固然重要，但若无实力这个物质基础，意志或道德的力量就是空中楼阁。
（二）侈谈为将之道
受专业知识所限，文人多不能从更为客观的战略战术的运用、后勤保障的妥洽与否、兵器是否合宜上给出切实的意见，而只能将关注的中心聚焦于人，所以文人讨论选将与为将之道的论述很多。如刘连城所著《将略要论》，尽管序言中有人盛赞该书“实由身心性命而出，与纸上谈兵者奚啻霄壤”[8]，然而细读，所论空洞，缺乏实质性内容，认识仍停留于“道”“机”这些抽象的概念上。谈将领素质，也没有超出《孙子兵法》所讲的“智、信、仁、勇、严”五字。类似的作品在晚清几部经世文编中均有体现，如《皇朝经世文统编》中有《选将论》《选将以一众心论》《储将才论》《论练兵宜先核将才》等，《皇朝经世文四编》中有《选将论》《储将才论》等。《选将论》说：“将也者，有平时训练之才，有当机攻守之才，有事后息养之才，而运用之妙实皆归宿于一心。心者，才之所自出也。以一心成天下之务者，谓之才；以一心取天下之善者，谓之学；以一心断天下之是非者，谓之识。无识量学术以裕其才，则偏裨之任耳。”[9]《选将以一众心论》提出：“救今日之弊，必先以齐众志、一众心为第一要义，务使将之于兵，兵之于将有身使臂指之助，呼吸相通，声气相应，履险如夷，视死如归，然后可以杀敌致果，冲锋陷阵而无难矣。”[10]在文臣言事的奏折中，选将亦是讨论的重要话题。究其原因，是为将之道与文人喜谈的形上之道相类，能付诸实践的成分少，而思辨的成分多，自由发挥的空间广阔。然而近代随着武器装备水平的提升，对将领的要求也更加专业化。选将重要，但需以掌握基本的专业技术为基本前提，不考虑专业技能，而仅以德、忠等无法量化的指标为选将标准，是不可能选出良将的。
同一时期的西方，已从选将而转为培育人才，形成了一整套教育方案，如李鸿章所言：“西洋各国武官无不由学堂出身，由世家子弟挑选，国人皆敬重之。其学有在岸者，有在船者。国家设立多学，教其各习艺业。在堂所学者其理，在船所习者其事；出学当差数年，可仍回原学，再加精练，按年考试，去取极严，是以将才辈出。”[11]尽管晚清时期武器装备引进与革新的速度不算快，但对人才专业化需求的趋势却是很明显的。没有专业化的知识，根本无法进行有效的日常管理和指挥。如丁日昌在解释水师提督李朝斌、彭楚汉不能出任海军统领的原因时说：“该提督等平日所习之长龙、舢板，与外海之兵轮船绝不相蒙，外海波涛汹涌，旦夕万状，飞轮、硼炮变化无穷，非自幼衽席其间，熟谙其法，断未有不改常度者。”[12]要培养合格的军事领导者，必须依靠专业化的军事学堂，“将才非累年培养不能有成，故现用之将才虽经选拣，而待用之将才亦宜预储，必学堂精延教习，庶赴练船学习者有基；必练船勤加操演，庶出洋学习者有其基”[13]。
（三）以旧法解决新问题
也有一些文人能够较多地关注现实，从抽象观念移步于器械、兵制、战法，其中亦不乏真知灼见。但从总体上看，与现实仍很隔膜，常以历史旧例附会新现实，所言多不着边际，有些根本无视现实，跳不出旧经验。原因在于既不知己也不知彼，对敌方实力没有或不愿沉下心来做细致的观察与研究，而一味凭想象杀伐决断，将旧法作为解决新问题的灵丹妙药。
如海防。很多人对水师与海军的区别认识不清，往往以办江防的思路来理解海防，所以始终突破不了从海口到海面的这段距离。中法战争前后，大办海防成为朝野上下热议的话题，不仅清廷内部皆言海防，民间学者也参与其中，热闹非凡。然而相较于陆上作战，海防的专业性更强，没有近代西方海战理论知识的武装，没有切近的调查研究，很难提出有价值的思想。尽管言海防者众多，观点纷呈，然而真正有价值，能够指导实践的却基本阙如。
尽管当时距离鸦片战争已过去二十余年，但一些人的认识似仍停留在以陆战海的旧时代，有些似尚不及二十年前魏源的认识水平。如《论海防为近今之急务》一篇，从根本上否定了海防建设的必要性，“殊不知海亦无所防者，汪洋浩荡，茫无津涯，我出此途，彼来他道，顾此则失彼，顾彼则失此，兼顾则不胜其烦，择要又将莫知所向。且兵家有声东击西之举，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将若何？兵家有劳师縻饷之策，虚张声势，按兵不动，将又若何？我既堕其防不胜防之计，彼乃出其突不胜防之师，是我以凭海而无权，彼且恃海为得计，故海亦何所防哉……要在防乎海口以内而不必防夫海口以外”[14]。在另一篇《论海防》中，作者认为炮台不可恃，“外洋讲究炮台之法者，莫如法国，而普法之战悉被德人摧毁，然则有炮台者果可恃也，否耶”[15]。作者提出了自己的对敌办法：“与其明明御以无用之炮台，不如暗暗伺以不测之埋伏，生番黎匪拒我官兵，往往掘坎伏人，藏枪丛莽，或所披之衣与树一色，及渐行渐近则突然放枪，以故常中其计。若以此法御敌则敌人虽狡，又焉能测。若再用水雷、鱼雷预藏于险隘处，待其行近而后击之，此即以逸待劳，以主待客之法。”[16]早在鸦片战争时期，此类自欺欺人的战法已被证明是臆想。(www.xing528.com)
民间学者如此，多数文臣对于海防的认识也未见高明多少。如御史朱一新上奏《敬陈海军事宜疏》，提出加强胶澳的建议，“欲固旅顺、威海，则莫如先固胶州，……一旦中外有事，运北洋之军实，以济胶州，则指臂可以相联，而西夷窜扰之谋无所逞。或运齐鲁之杂粮以供禁旅，则漕运可以直达，而西夷封港之技无所施。建威销萌，形势利便”[17]。对此，李鸿章专门上奏逐条加以批驳：“惟称旅顺非战守善地，又云其地锁钥北洋，屏藩辽沈，未容置为缓图。诚如尊示，矛盾其词。所云旅顺六病亦未尽确。一、口门狭，则我能出而敌不易入，转觉紧固易守。敌船封堵与否，本不系口门之宽窄。二、疏浚淤浅费帑，凡水师屯埠，不论大小，未有不须疏浚，即未有不费帑者。三、口外亦有浅滩暗礁，不尽陡岸，敌虽有可登陆之处，要在防守严密。四、各炮台皆有巨炮，交互夹击，敌船炸弹有山遮蔽，内埠不致大损。五、无内河通腹地，固无如何，有事时须预集陆军援护。六、大连湾距旅尚远，金州后路暂有毅军分防，临时仍应添兵，彼不过欲先固胶州，故为抑扬失当之论。殊不知胶距天津一千三百余里，实属鞭长莫及，且胶澳僻在登莱背后，距黑水洋至成山头行船正道尚三百余里，敌船可扬舲直北，不必旁趋。若以全力营胶州而置旅顺于不顾，彼谓堂奥得以晏如者，实未敢信。书生逞臆妄谈，无足怪也。”[18]
候补道恩佑更提出以集群舢板对抗西洋巨轮的惊人想法，“（舢板）船头设四管诺等飞炮一尊，船上兵丁可持挡牌一面，各带小洋枪一枝，并载火箭、水雷等项。船行迅速，不畏风涛，如遇敌船，远近皆可攻击。以之分布海面，扼守海口，夷船虽大，不能敌我之众多；夷炮虽巨，不能击我散漫”[19]。李鸿章对这一意见的回复是：“方今海战，大抵以铁甲御铁甲，则炮巨铁厚，调度灵捷者胜；以铁甲御兵轮，则有铁甲者胜。……若论以小胜大，以多胜寡，亦只能用薄甲大炮快轮船及鱼雷艇三五只，在海口围攻一大舰，追敌易及，应变较速，尚可出奇制胜。若所拟舢板式样在海面殊无把握，似不必轻于一试，徒糜经费。”[20]
如学者所言：“毫无疑问，海防建设需要借鉴历史经验，但必须与严峻的海防现实情形相结合。缺乏对于海防形势的真实判断，尤其是缺乏对敌对于势力和装备的全面了解，仅仅通过阅读历史书籍就想建言立策，于国家海防建设毫无助益。”[21]尽管文臣言论不着边际，但清廷中枢却屡屡将此类完全脱离实际的书生之论下发督抚讨论，要求给予回复，可见清廷中枢对于海军发展并无基本认识或判断。
再如团练。在经费支绌的大前提下，要找到军事能力迅速提升的办法，文人经常习惯性地想到古代思想家所提倡的兵民合一、寓兵于民，而民团则常被文人视作最接近这一思想的现实组织，“寓兵于农，古之良法。后世民团，亦差近之”[22]。事实上，湘军、淮军仅最初几个营来源于团勇，但相当多的人将团练等同于湘军，将镇压太平天国视作团练之功，每到国家遇有危机时，总有诸多大行团练的奏请，民间亦有很多关于施行团练之法的议论。如同治十年（1871）内阁中书端木采的上奏就颇具代表性，他说，“团练不费国家丝粟，自保身家，多一团练之民即少一胁从之匪。推而言之，即湘、淮诸军摧殄巨寇，为国捍患，亦孰不由团练而起”[23]。再如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之际，御史赵尔巽上奏《兼筹团练折》，称团练之利约有四端：“寓兵于民而饷可不耗，一也。教民所在皆是，宜防内应，维团练易于稽查，无虞窃发，二也。夷人虽器械精利，每以重利啖使土人为之前驱，团练成，则精壮皆已入伍，不为敌用，三也。万一我兵失利，而处处有团，即处处皆可遏敌之前，可以缀敌之尾，彼岂能长驱直入而不顾其后，虽败亦可补救，四也。”[24]
实质上团练只是低限度的军事武装，组织松散，训练不足，仅适于维持治安，而不适于平巨寇。夸大团练作用者都犯了同样的错误，即视湘军的勇营制为团练制。产生分歧的根源在于团练之名既可指一种制度，也可指一种组织，如果混淆了“团练”所指代的组织与所指代的制度，就容易误认为湘军来自团练。实际上曾国藩是用团练组织中的团丁组成湘军最初几营，用自己新创的勇营制度来取代团练制度。简单地说，就是湘军人员来自团练组织，编制则为勇营制度。
对于团练的弊端，有识者早有认识，如冯桂芬即认为，办团练前，必须清楚办团之弊，否则一切茫然无准备，终必受团练之害。他说：“大抵居苏省而议团练与川楚皖豫等省不同，要而论之，约有二弊：乡则不勇，名练而实不能练，故土著农民，脆弱少力之徒不足用也。勇则不乡，形团而心不能团，故寄居游匪，居心叵测之徒不可用也。知此二者而后可以议苏省之团练，若不知因地制宜之法。不问其足用与否，苟以虚应诏旨为心，则累万盈千，一呼可集，一旦有事，不特难资防御，转恐贻误事机。绅等诚不敢为此有名无实，有弊无利之举，上欺朝廷，下糜粮饷也。”[25]王韬也曾提出由民团与官军分任其事，既彼此竞争，又相互监督，从而相互促进。他说：“民团与官军宜分用以责其成效也。自古战守异势，堵剿不同，而能守必先能战，议堵必先议剿，未有坐待其来者。民团与官军必互为掎角，如民团在东则官军在西。何路有虞则惟何路之官是问。官军耻为民团所笑，必竭力抵御；民团欲先官军建功，亦必踊跃从事。然后惕之以威刑，优之以赏赉，自然人尽为用。若其合在一处，必至互相推诿，欺凌诈虞，诸弊叠生，故分用则各见所长也。”[26]可以看出，王韬也充分考虑了民团作用的有限性，并未将民团的作用无限放大。
湘军初起时，虽与团练有较多关联，但成军后的发展则是在全新制度上，与团练之制早已分道扬镳，对于团练的作用与弊端，曾、胡、左均有冷静清醒的认识。曾国藩就坚定地认为，“乡团实不足御大股之贼”，甚至称“弟在军数年，一无所解，惟坚不信团练。闻人言团练大捷破贼者，则掩口而笑，掩耳而走”。[27]受松散的制度所限，团练不可能形成如湘军那样严密的组织，而且团练由地方乡绅统辖，“其绅董之为团总者，尤难其选。贤者吃尽辛苦，终不足以制贼，则费力而不讨好；不贤者则借团以敛费扰民，把持公事。以敝处选营官、统领之难，知他处选团总之尤难也”[28]。左宗棠也认为：“粤西用兵以来，谈时务者皆知团练保甲之利。然团练之法，粤西行之未睹其效者，盖治小盗则团练固不易之法，然当剧贼纵横，防剿并急之日，则用团练断宜参用碉堡。夫团练云者，取其自相团结，免为贼所掳掠裹胁而已。自捍乡里，人有固志，熟于地形，便于设险，愚者亦能出奇，怯者亦能自奋，此其利也。若使与猾贼驱逐于数十里外，彼乡民者，不习行阵，不知纪律，不走则死耳，乌睹所谓利哉？且无事之日，竭民之财力以奉兵，有事之日，复以其身命代兵冒险而赴敌，卒之训练未娴，十战十北，糜烂其民，以求一日之侥幸而不可得，仁者之所不为也。”[29]胡林翼也认为：“团练之说出于邸论。谓一有团练则凡兵可撤，凡饷可节，大抵肉食之谋事总在便宜。如言兵则以不费钱、不费力、不选将、不立营，而委之团练；如言饷，则以大钱、钞票等事为至计。其弊无穷，而其误国殃民，只生于浮伪讨便宜之一念耳。请饷安得有饷，姑发一笑耳。”[30]
一些人认为团练不仅可以靖内乱，甚至在与列强的冲突中，亦可发挥主导作用。如光绪五年（1879）御史邵曰濂上奏，请饬李鸿章在天津办理团练，以备抵御列强。李鸿章给出的回复是：“夫民团不能与洋兵搏战，人人知之。粤捻之役几二十年，办团几遍十八省，其能助官军击贼者寥寥可数，而敛费扰民抗粮拒捕之弊百出不穷。至堵御外夷又与剿办内匪迥别，各国糜聚口岸，若无事而自扰之，或卤莽从事，为患更甚。或谓津民好义尚气，然咸丰庚申大沽之败，未闻民团有与敌为难、出死力帮同堵剿者。”[31]在另一篇奏折中，李鸿章更几乎完全否定了团练的作用：“议者或谓粤民悍而好斗，各乡团练、沿海渔船莫不可用，一朝有警，数万之众刻期可以募集。臣等以为自古胜兵无不由于训练有素，仓卒召募乌合乡民，器械不利，纪律未娴，非有夙练劲旅为之倡率，以御强敌，恐不足恃。”[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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