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论兵主要形式-中国兵学通史.近代卷

与前代的文人论兵不同，晚清时期，特别是湘军崛起后，以文臣身份统兵作战已渐成一种新局面，文臣在书斋里获得的兵学知识，能够在战场上得到验证或修正，改变了过去文武关系的对立。胡林翼即曾提出“兵事为儒学之至精，非寻常士流所能几及也”^[2]，不仅将兵学归入儒学系统之中，更将兵学提升到“儒学之至精”这样一种地位来看待，突破了兵学与儒学两不相涉、文臣与武将两不相融的壁垒，这对于兵学的发展有着相当大的促进作用。然而晚清时期能直接走向战场，并在战场验证兵学认识的文人毕竟只是少数，未经战阵而参与兵学讨论和兵书著述的仍占多数，走的仍是历代文人论兵的传统路数。具体而言，晚清时期的文人论兵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一是对于传统兵书的校订与整理。这是学者最擅长的方式，也是学术意义最大的方式。晚清时期被学者关注较多的历代兵书是《武经七书》，其中尤以《孙子兵法》被关注最多，成果也最众。但从总体上看，由于时代所限，晚清时期的此类工作成就不大，未产生特别有影响力的作品。（详见下一节）

二是学者直接撰述兵书。一些民间学者对于兵学极有热情，但因无临战的机会，其对兵学的理解皆来源于历史文本，所以此类作品，尽管形式完整，但跳不出前人设定好的框架，内容多较空洞，学术价值不高。如饶大容所撰《兵略丛言提纲》，于选将、训练、束伍、阵法等均有提及，然而细读，多为引述之语，或引正史中的战例，或直接引述经典兵书章句，阐发多流于表面，对于兵学原则间的内在关系亦无分析。如对阵法，谈到了八卦阵、六花阵、鸳鸯阵，但对阵法与作战之间的关系，仅以“古之阵法，何其多也，然其名虽多，总不离乎节制之法”^[3]一笔带过。再如李蕊的《兵镜类编》，提出了一些新的战术，如散队战术，以及空城、空寨、地孔（地道）、地雷诱歼等战术，而这些想法多来源于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其他如以渔网兜裹炮弹，以铠甲、铜面抵御炮弹攻击，则完全出于想象，脱离实际。类似的作品还有《权制》，从全篇内容上看，尽管对西方的军事观念有所借鉴，但写法未跳出传统兵学范畴，且新旧杂陈，内容庞杂，一些思想缺少实践的基础，仅具有纸面上的意义。(www.xing528.com)

三是文人参与兵事讨论。一是在京文臣始终对议兵富有热情。清朝的翰詹科道均有单独上奏的权利，凡遇国家非常时期，这些官员多积极建言，提出自己的应对之方。在这些人的文集中及晚清多部经世文编中均保留有此类文本，涉及军制、边防、海防、兵器、筑城等方面的内容，也有部分关于作战、选将的内容。如同治三年（1864）十二月，陈廷经上奏“各省设兵，不为不多，而军兴以来，按籍有兵，屯营无兵，食粮有兵，杀贼无兵”^[4]，另讲“平时讲武，弓箭为先，临阵交锋，火器为上”，但推荐的书目则为明人所刻《五火元机》，其中提到“火枪、火刀、火牌、火棍”等名目，实际上湘军在同治二年（1863）就已装备鸟枪，此时仍以古人旧法来应对，显然是脱离实际的。除京官外，民间亦有学者参与时事讨论，他们往往将兵学视作经世之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如郑观应的《易言》中有《论船政》《论水师》《论火器》《论练兵》等篇，对于海军与海战有较深刻的认识。薛福成所著《筹洋刍议》也提出了自己应对时艰的解决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