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沿袭明朝旧制，把武科考试作为选拔武职官员的一种途径。有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分内外三场，主要通过演练步射、骑射，弓、刀、石、技勇和默写武经的考试确定功名，授予相应的武职。要想走科举这条道路，平时自然要学习必要的武经知识，练习相应的技艺。这个传统制度和办法，在清朝前期和中期，对军事教育训练事业的发展，不能说未起一点促进作用。除武科考试外，清朝也从行伍有军功者中提拔、荐举低级武官。
武科的弊端早在清朝中期即已显现，其与人才培养方式的不相适应更加突出。清中期后，火器已大规模用于战争，但具有导向性影响的武举选拔制度却并未随着武器及作战形式的变化而变化，专注形式，每次考试都轰轰烈烈，但不讲实效，以致考试时只注重外场，忽视内场，造成一些武生专注于武艺的训练而轻视军事韬略的研究。曾国藩在其《武会试录序》中有这样的文字：“各行省山泽猛士，又罗之以科举，所以储采干城之选，至周且当。顾循行既久，向之所谓市井挽强、记录无用者，多亦儳乎其中。而臣之所职，又唯校此默写孙吴之数行，无由观其内志外体，与其进退翔舞之节。”[48]曾国藩对仅以默写几行兵书作为选拔国家干城的方式，表示了怀疑。
同时火器的大量使用，迫使作战方式、训练方式朝向更为科学化的方向发展。对于将领的要求，则需要知晓更多的近代化装备、训练甚至科学知识。而以骑马射箭、拉硬弓、举大石、舞大刀这种古老的方法选拔出来的将领，是不可能具有这样的素质和眼光的。同治年间以来，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军火企业的兴办，不但淮军，清朝其他经制兵的武器装备都在快速更新，沿用数千年的冷兵器正在失去存在的意义。
由于武举选拔制度与新的作战需要严重脱节，以致出现这样的怪现象：武科出身的人不会使枪炮，会使枪炮的只限于行伍。绿营将官多以行伍出身为正途，武科举出身的不足三分之一。无论是行伍出身还是武科出身，在考选升迁时，所重都是骑射和臂力，根本不重韬略。[49]
可以看出，武举作为中国延续了千年的武官选拔制度已经失去活力，很难再为国家稳定提供可靠的军事人才。沈葆桢曾对武科出身的官弁有过生动的描写：“顾自军兴而后，窃计国家所以收得人之效者，多半由额兵练勇而来，科目之荣，远不逮焉。即以京旗论，人才辈出者，首推火器营、健锐营，今则神机营出色当行矣，何者？所习其所用也。臣到任日，武举联衔禀诉，投营几及十年，不得一差，心焉悯之。然详细察看，其晓畅营务，实不足与行伍出身者比，其奋勇耐劳，实不足与军功出身者比，何者？所用非所习也。夫归标效力者，尚能束身自爱，勉就范围，而无事家居者，往往恃顶戴为护符，以武断乡曲。盖名虽为士，实则游民，有章服之荣，而无操防之苦，故以不守卧碑注劣者，文生少而武生多，则又非徒无用也。”[50]
实际上自鸦片战争以后，要求改革武科的呼声就不绝于耳。魏源就曾提出要在福建、广东二省武科中增设水师一科，“有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造飞炮、火箭、水雷、奇器者，为科甲出身；能驾驶飓涛，能熟风云沙线，能枪炮有准的者，为行伍出身”[51]。19世纪60年代，王韬曾明确提出当废止将弓刀石作为拔取的主要依据，而应改试枪炮。他说：“至武科，亦宜废弓刀石而改为枪炮。其上者则曰有智略，能晓悉韬钤，深明地理，应敌之机，制敌之命；其次曰勇略，能折冲御侮，斩将搴旗；其次曰制器，造防守之具，明堵御之宜，其建筑炮台，制造机器，悉统诸此，务足以尽其所长。”[52]
尽管武科举的弊端饱受诟病，但思想界普遍仍肯定武科为一种选拔军事人才的办法，希望通过改革武科考试，改变风气。“夫设科取士自有常经，而救时需才，不拘成格，是必别有陶熔之方，宽予登庸之路，俾人人知所趋向，鼓舞振兴，而后习文事者不专攻于词章书法，肄武备者不徒求诸弓矢刀石也。”同治六年（1867），王韬提出考选军政人才的办法，“询山川形势军法进退以观其能兵”[53]，这一主张受到李鸿章的称赞，却遭到清廷顽固大臣的极力反对，格于部议而不果。比较激烈的提法来自沈葆桢，同治十一年（1872），他请求，“废无用之武科以励必需之算学，导之先路，十数年人才蒸蒸日上，无求于西人矣”[54]。光绪十一年（1885），张佩纶上奏清廷，请将弓、矢、刀、石、矛等旧武艺改为测试洋枪。他建议：“聚中国之武进士、举人、生员，以与西洋之兵敌，孰胜孰败，夫人而知之矣。聚中国之劈山炮、抬枪、鸟枪，以与西洋之后膛枪炮敌，孰利孰钝，夫人而知之矣。”[55]然而，以上这些建议均未被采纳，直到甲午战败，人们才重新开始审视武科选拔军官的弊端。
光绪二十三年（1897），荣禄、胡燏棻先后奏请抛开武举，设立武备特科。此奏交军机处与兵部议复，结果军机处与兵部否决了开设武备特科的主张，但赞同武科改试枪炮和各省设立武备学堂。[56]光绪二十四年（1898）二月，清廷发布了武科改章的谕旨：“现在风气日新，虽无庸设立特科，亦应参酌情形，变通旧制。着照该大臣等所拟，各直省武乡试自光绪二十六年庚子科为始，会试自光绪二十七年辛丑科为始，童试自下届为始，一律改试枪炮。其默写武经一场，著即行裁去。”[57]这样，武科考试的形式虽然保存下来，但去除了原来考试的马、步、弓、箭、刀、石、武经等内容，而一律改试枪炮，这一改革后因戊戌政变的发生而未见生效。
庚子事变后，武科改革再次成为热议话题。张之洞与刘坤一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主张立即废除武科，他们认为，“硬弓刀石之拙，固无益于战征，弧矢之利，亦远逊于火器。至于默写武经，大率皆系代倩，文字且不知，何论韬略”，所以，必须废除武科考试，“揆之今日时势，武科无益有损，拟请宸断，奋然径将武科小考、乡、会试等场，一切停罢”[58]。此后不久，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十六日（1901年8月29日）清廷发布上谕：“武科一途，本因前明旧制，相沿既久，流弊滋多。而所习硬弓刀石及马步射，皆与兵事无涉，施之今日，亦无所用，自应设法变通，力求实用。嗣后武生童考试及武科乡会试，着即一律永远停止。”[59]
武科制度的废除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的社会反响，但是这种旧制度的废除，对于建立新的军事教育制度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使此后军事人才的培养全都趋于近代军事教育一途。[60]
【注释】
[1]冯煦：《请图自强折子二》，《蒿庵类稿》卷十二，页十三，文海出版社，1969年。
[2]《丁日昌集》（上），第184页。
[3]《左宗棠全集》第三册，第53页。
[4]《左宗棠全集》第三册，第301—302页。
[5]《沈文肃公政书》卷四，页三，文海出版社，1967年。
[6]《沈文肃公政书》卷四，页五十九。
[7]《海防档·福州船厂》（一），第237页。
[8]《沈文肃公政书》卷四，页四十五。
[9]《沈文肃公政书》卷四，页六。
[10]《李鸿章全集》第三十三册，第369页。
[11]《薛福成选集》，第159页。
[12]《李鸿章全集》第十册，第649页。
[13]《李鸿章全集》第十册，第649页。
[14]《严复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352页。
[15]《严复集》第一册，第18页。
[16]《严复集》第一册，第27—28页。
[17]《严复集》第一册，第48页。
[18]《严复集》第一册，第48页。
[19]《严复集》第一册，第47页。
[20]《严复集》第一册，第48页。
[21]《严复集》第一册，第47页。
[22]《李鸿章全集》第三十一册，第327页。
[23]《周武壮公遗书》卷四，页三十三、页三十四。
[24]《李鸿章全集》第十一册，第98页。
[25]《李鸿章全集》第十一册，第98页。(www.xing528.com)
[26]见王家俭：《北洋武备学堂的创办及其影响》，《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八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
[27]《李鸿章全集》第十一册，第98页。
[28]《李鸿章全集》第十一册，第98页。
[29]《张之洞全集》第一册，第296册。
[30]《张之洞全集》第一册，第549页。
[31]《请设学堂原禀》，《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一，页二十。
[32]《张之洞全集》第三册，第324页。
[33]《张之洞全集》第三册，第324—325页。
[34]见《张之洞全集》第三册，第413页。
[35]朱有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547页。
[36]《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总第4718页。
[37]《大清新法令》第三册，第566页。
[38]《新建陆军行营兵官学堂试办条规》，《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一，页二十二。
[39]见杜春和等：《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8页。
[40]《袁世凯全集》第十册，第317—318页。
[41]《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第541页。
[42]《重选学兵》，《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二，页二十五。
[43]《自强军创制公言》卷下，页二十六，《中国兵书集成》第四十九册，第437页。
[44]《袁世凯全集》第十册，第294页。
[45]《袁世凯全集》第十册，第294页。
[46]《大清新法令》第三册，第570页。
[47]张侠等编：《北洋陆军史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16—317页。
[48]《曾国藩全集·诗文》，第193—194页。
[49]见《丁日昌研究》，第197页。
[50]《沈文肃公政书》卷七，页六十九。
[51]《魏源全集》第四册，第37页。
[52]《变法自强（中）》，《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王韬卷》，第199页。
[53]《弢园尺牍》，中华书局，1959年，第279页。
[5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五册，第117页。
[55]《涧于集·奏议》卷三，页六十三。
[56]见《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总第4044—4048页。
[57]《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二十四册，第59页。
[58]《张之洞全集》第四册，第13页。
[59]《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二十四册，第484页。
[60]见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226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