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前军事学堂教育概述

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人通过创办近代军事学堂和选派青年出国留学的办法，培养近代化的军事人才，从而开创了近代军事教育的先河。

（一）福建船政学堂

晚清军事学堂之首创为福州船政局所办福州船政学堂，由左宗棠最早提出创办设想。他在同治五年（1866）五月上奏称，“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3]。十一月又称：“夫习造轮船，非为造轮船也，欲尽其制造、驾驶之术耳；非徒求一二人能制造、驾驶也，欲广其传，使中国才艺日进，制造、驾驶展转授受，传习无穷耳。故必开艺局，选少年颖悟子弟习其语言、文字，诵其书，通其算学，而后西法可衍于中国”^[4]。接办学堂建设的沈葆桢也明确提出“船厂根本在于学堂”^[5]，船政局“创始之意不重在造而重在学”^[6]，把兴学育才放在突出的地位。

福建船政学堂于同治六年（1867）正式开学。学堂主要培养造船技术人才和海军指挥人才，分设有学习制造专业的前学堂和学习驾驶、管轮专业的后学堂，前学堂以法文教学，又称法文学堂，后学堂以英文教学，又称英文学堂。福建船政学堂教授内容以全新的自然科学和军事技术为主，主要课程包括：法语、英语、算术、几何、三角、微积分、物理、机械学等，同时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前后学堂均重视实践课程，但各有侧重，前学堂以船体建造和机器制造与操纵为主，后学堂要学习航海、射击技术和指挥。后学堂有专门的练船，供学生海上亲试风涛。沈葆桢认为，“由海口而近洋，由近洋而远洋。凡水火之分度，礁沙之夷险，风信之征验，桅柁之将迎，皆令即所习闻者，印之实境。熟极巧生，今日聚之一船之中，他日可分为数船之用”^[7]。同时指出，“出自学堂者，则未敢信其能否成材，必亲试之风涛，乃足以觇其胆智否。即实心讲究，譬之谈兵纸上，临阵不免张皇”^[8]。沈葆桢还认为，“以中国之心思通外国之技巧可也，以外国之习气变中国之性情不可也”，所以学生除学习上述课程外，还需接受有关封建伦理道德的教育，“令读《圣谕广训》《孝经》，兼习论策，以明义理”^[9]，保证学生思想不被西方的异端所侵蚀。

船政学堂为晚清第一所近代军事学堂，其在办学章程、教官聘用、学生招考、教学内容和方法等方面的探索，为以后的军事学堂提供了诸多借鉴，在管理和课程设置上的诸多办法，也为后来的军事学堂所效仿。到甲午战争前，船政学堂共毕业12届学生，不少毕业生成为北洋舰队的将领和技术骨干。李鸿章曾对船政学堂的作用给予过积极评价，他说：“盖水师为西国专门名家之学，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未便师心自用，迄无成就。闽厂驾驶管轮学堂之设，用意极为深远，嗣又派出洋肄习，今南、北各船之管驾，如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等造诣皆有可观，……将来水师人才，必当于此辈求之。”^[10]

（二）天津水师学堂

光绪六年（1880），因日本觊觎台湾而海防日紧，且北洋拟添购铁甲船，选募人员上船练习。因需人甚众，而若从福州调遣，动需时日，极为不便，且“欲兼供南北洋之用，恐亦有所不给”^[11]，李鸿章遂奏请清廷，仿照福建船政学堂的模式，在天津开设水师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办学宗旨为储备水师人才，李鸿章曾说“伏思水师为海防急务，人材为水师根本，而学堂又为人材之所自出。臣于天津创设水师学堂，将以开北方风气之先，立中国兵船之本”^[12]。光绪七年（1881）七月天津水师学堂建成。学堂设有驾驶学堂、管轮学堂和练船，学制初拟5年，后改为堂课4年，练船实习1年。设置课程主要有外文、几何、代数、三角、级数、重学、天文推步、地舆测量等。练船上应习诸艺主要有大炮、洋枪、刀剑、操法、药弹利弊、上桅接绳、用帆等课。同时“教之经，俾明大义，课以文，俾知论人，瀹其灵明，即以培其根本”^[13]。为保证教学质量，学堂聘有外籍军事教官担任教习。船政学堂毕业生严宗光（严复）曾担任总教习一职。

严复于光绪六年（1880）进入天津水师学堂，“主督课者前后凡二十年”^[14]，对于学堂教育见解深刻。严复认为，“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15]，即体育、智育、德育要三位一体。严复特别强调身体素质的重要，他认为：“古今器用虽异，而有待于骁猛坚毅之气则同。且自脑学大明，莫不知形神相资，志气相动，有最胜之精神而后有最胜之智略。”因此，“君子小人劳心劳力之事，均非气体强健者不为功”^[16]。严复不仅倡导，还身体力行，在天津水师学堂开设体育课程，如体操、击剑、游泳、跑步、跨栏、跳高等。

甲午战败后，有识者多对仿西式教育有名无实提出批评，严复也认为，“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17]，“北洋实无一事焉师行西法”^[18]。尽管建立西式学堂有年，但有兵无将的局面并未改观，他说，“今夫中国，非无兵也，患在无将帅。中国将帅，皆奴才也，患在不学而无术”^[19]，深层原因在于不掌握现代自然科学。所以，要解决缺才问题，“非明西学格致必不可”^[20]。又说，“不知曲线力学之理，则无以尽炮准来复之用；不知化学涨率之理，则无由审火棉火药之宜；不讲载力、重学，又乌识桥梁营造？不讲光电气水，又何能为伏桩旱雷与通语探敌诸事也哉”^[21]？

（三）天津武备学堂(www.xing528.com)

相比海军教育的规模式发展，陆军教育相对滞后，尽管清军较早地引入了西式装备，并采用西式方法进行训练，但陆军的军事学堂教育始终没有引起清廷足够的重视。随着19世纪60—70年代晚清陆军武器装备的不断更新，对掌握近代军事技能的新型军事人才的需求更为急迫。光绪元年（1875）美国将军额伯敦曾向李鸿章建议，仿照美国章程，开办一所武备学堂。李鸿章对此颇为动心，但最终未能下定决心办理，他在回信中给出的解释是：“惟中国现有陆军马、步、炮各队，仿用洋法军器屡平大敌，操练尚属整齐，若议设武学院，延请总办、教习，经费颇多，须待筹画，一时尚未能定议。”^[22]

直到光绪十一年（1885）春，盛军统领周盛波、周盛传上书李鸿章，提出“若不求速效，重创宏规，则莫如就天津紫竹林设一公所，仿西国武备院之制，择德弁中之精者，专司教操，饬各军挑选剽健而又精细之弁勇，送院学习，以期成就将才，为异日自强之本”^[23]。李鸿章采纳了这一建议，向清廷呈递《创设武备学堂折》，称：“泰西各国讲究军事，精益求精，其兵船将弁必由水师学堂，陆营将弁必由武备书院造就而出，故韬略皆所素裕，性习使然”^[24]，同时认为西方国家对“枪炮之运用理法，步伍之整齐灵变，尤为独擅胜场。我非尽敌之长，不能致敌之命，故居今日而言武备，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若仅凭血气之勇，粗疏之材，以与强敌从事，终恐难操胜算”^[25]。光绪十一年（1885）五月，清廷正式批准在天津紫竹林仿照西方军事学院之制设立武备学堂，即天津武备学堂，亦称北洋武备学堂，这是晚清开办的第一所近代陆军军事学堂。学堂聘请德国军官为教习，先后有李宝、崔发禄、哲宁、那珀等10余人在学堂任教。调选周盛波、李长乐、曹克忠、唐仁廉、刘盛休、叶志超、吴育仁、徐道奎、史宏祖、宋庆等部弁兵入堂学习。李鸿章又委派长期任幕府的亲信杨宗濂为学堂首任总理。学堂设有炮队、步队、骑队及工程营四科，光绪二十三年（1897）增设铁路工程科。

天津武备学堂不再教练刀矛弓箭等冷兵器技术和传统阵法，一律改用德式新操，教授新兵学理论。学堂设置的课程有兵法、地利、军器、炮台、算法、测绘等，学习课程分课堂、操场两大类。自然科学课程主要学习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军事知识理论课有兵法、军器及台炮营垒新法、行军接仗、设伏防守之法等。除此而外，还设有经史课。每天汉教习摘取儒家经史一则，写在黑板上，让学生照录，汉文教师给予透彻讲解，以激发学生的“忠义之心”。操场训练课则需逐日操练马步队、炮队各技。学生每年还须到旅顺口、山海关等军营炮台实习^[26]。学堂还规定：“一月之内，每间三五日，由教师督率学生赴营演试枪炮阵式及造筑台垒之法，劳其筋骨，验其所学。”^[27]每两月由李鸿章派员考试一次，分别赏罚。经过一年学习培训之后，学堂学生“于西洋后膛各种枪炮、土木营垒及行军布阵、分合攻守各法，必能通晓”^[28]。

天津武备学堂学制短，学生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因主要科目都由德国军官讲授，尽管学堂配备有翻译，但语言障碍仍是问题。此外，一年中要学习全新的数、理、化、天文、地理知识和新兵学理论，枪炮构造原理，炮台营垒构造方法，武器的维修、保养，还要进行军事训练演习，学生不可能在任务重、时间短的情况下，对军事技术和军事理论有太深的造诣。加之天津武备学堂经费不足，规模很小，对当时全国军队的影响极其有限。但天津武备学堂第一次引入西方陆军军事教育制度和完整的课程体系，对以后几十年陆军学堂教育的模式有一定影响。

（四）广东水陆师学堂

早在中法战争期间，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已从亲身经历中看到了中外在军事领域的差距，他说，“独至船台炮械，则虽一艺之微，即是专门之学。有船而无驾驶之人，有炮而无测放之人，有鱼雷、水雷而无修造演习之人，有炮台而不谙筑造攻守之法，有枪炮队而不知训练修理之方，则有船械与无船械等，故战人较战具为尤急”^[29]。有鉴于此，光绪十三年（1887），两广总督张之洞奏请在广州设立广东水陆师学堂。光绪十九年（1893），陆师学堂解散，改为水师学堂。其办学方针和课程设置“略仿津（天津水师学堂）、闽（福州船政学堂）成法，复斟酌粤省情形，稍有变通。大抵兼采各国之所长而不染习气，讲求武备之实用而不尚虚文”^[30]。所设课程，管轮专业学习机轮理法、制造、运用之源；驾驶专业学习天文、海道、驾驶、攻战之法。张之洞十分重视课堂学习与实践相结合，规定所有学生每年必须有9个月时间在课堂学习，另3个月时间在船上实习。如遇战事，则争取前往观览。学习结束后，即将学生拨入练船，使其将平时所学一一付诸实践。光绪三十年（1904），黄埔水雷局附属之鱼雷班并入该校之后，水师学堂更名为水师鱼雷学堂。至1913年该校因经费困难停办，前后共毕业学生200余人。

这两所武备学堂的学生在经过2—3年的学习，掌握了一定的西方军事知识后，都被分发到各营充任军官或教官，对推动陆军军事训练近代化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如光绪十三年（1887），李鸿章就曾令天津武备学堂优等生毕业回营，转相传授。这些经过西式训练的新式军事人才，成为日后建立新式陆军的骨干。

军事学堂的设立，将“西文西艺”引进课堂，给陈旧、落后的中国军事教育吹进一股新鲜的空气。外国语言和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机械、测量、绘图等学科的学习，大大改变了军事教育的内容，使之适应时代的发展和培养目标的需要。军事教育对西方学制的模仿，也奠定了中国军事学校的初步模式。从军事教育发展史的角度看，这些军事学堂的设立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武科举未彻底废除以前，它为中国军事教育开辟了一片新的领地，而后来的军事学校教育，也大多是在此基础上改进、完善和提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