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兵学中有选将而无储才育将之法，军官的来源主要是军功和武科举。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文人统兵、文人直接指挥作战几乎成了常态，这一方面说明，随着形势的发展，传统的文武分途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另一方面说明，传统的军官培养方式缺陷明显，无法培养出足够数量的合格军人，而不得不依靠有一定文化素养的文人担任军职。这也说明，文人转学带兵打仗门槛不高，不需要进行专门化的教育训练。正因为统兵指挥缺乏专业性，所以选将多看道德操守，标准也极为含混模糊。如冯煦所推崇的彭玉麟的将材之论：“有三等，智识洪远，天资忠亮者上也；秉性刚方，威克厥爱者次之；操守清廉，敬慎畏法者，又次之。其言最为切至。”[1]这些标准均指向道德操守，与指挥作战有关的专业能力标准均无涉及。曾国藩、胡林翼提出了陶熔造就之法，以营务处作为学习战守的储才之地，此虽为一大创举，然而这一制度的适用范围也很有限。
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武器装备越来越复杂，尤其是较先进的西洋大炮及舰船等军事装备被引入后，客观上已经形成了对掌握近代军事技能的新型军事人才的迫切需求，仅以道德为标准的选将方式及以战学战的陶熔之法，根本无法选拔或培养出能够熟练掌握近代化装备使用方法并运用新作战方法指挥作战的新式军事人才。传统的武科选将机制，仅注重身体素质，而不重视智力和文化素养，依照这样的体制选拔出来的军官普遍素质不高，根本无法担负近代化的训练和作战任务。如何解决人才匮乏问题，几乎成了19世纪60—70年代多数疆臣上奏讨论的主要问题。一些接受西方观念较为迅捷的思想者逐步认识到，要适应武器装备的变化，必须改变陈旧的选将制度，创设新的教育方式，而仿照西方兴办近代化的军事学堂则成为唯一可行的道路。如丁日昌所言：“惟兵可数月练就，而将才非累年培养不能有成，故现用之将才虽经选拣，而待用之将才亦宜预储，必学堂精延教习，庶赴练船学习者有基；必练船勤加操演，庶出洋学习者有其基。”[2](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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