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后晚清社会对战败的不断反思，使人们对西学的关注从器物层面逐步深入制度层面，进而深入观念文化思想层面，将过去未曾被关注的军人与国家、军事与民事、海洋与海权等问题提出来，通过在军事期刊上的集中讨论，形成一种趋向与热潮，从而使这些新的军事观念得以在人们头脑中生根。
（一）尚武思潮
光绪二十八年（1902），蔡锷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军国民篇》，提出“军人之智识，军人之精神，军人之本领，不独限之从戎者，凡全国国民皆宜具有之”[254]，强调在国民中普及军事教育的重要性。光绪二十九年（1903），学术巨擘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论尚武》，系统阐述了他所认识的尚武精神。由于梁的巨大声望，他对军国民主义的助推将国内期刊关于尚武思潮或军国民主义的讨论引向了高潮。此后，《申报》《东方杂志》《云南》《江苏》等数十家期刊围绕这一主题刊载相关文章百余篇。从总体上看，这些讨论主要集中在传统政治与文化对人的束缚，批判多于建构，对于国民性的认识仅止于强健体魄，对更本质的东西则缺少深入讨论。但这一讨论的意义和价值却不容低估，有学者认为：“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他们提出重振尚武精神，再造国魂的问题，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不失为救时的一剂良方。”[255]
同一时期的军事期刊，如《武备杂志》《南洋兵事杂志》《武学》中也出现了十余篇讨论军国民主义的文章。与一般的刊物主要集中于国民性的讨论不同，军事期刊更多地聚焦于军队、军人与国家的关系上，突出军人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呼吁以新军人观看待军人，给予军人更多的社会尊重，同时也对军人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军队教育与国民教育》一文认为，国民教育应着眼于“体、德、智三者之养成发展”，军人教育同样如此，“吾人所以谓军队者，国民之教育所也”，将军队视作改变国民性的场所。[256]一方面，“今日我国民之体力养成所何在？曰：舍军队无他”[257]，另一方面“军队规律之严肃，人所知也。我国民之规律，亦不能不严肃如军队”[258]，即国民的守纪应从军队中汲取养分，所以军队首先必须严整，否则无法承担国民楷模的重任，“军队之整肃军纪，实为他日使国民整肃民纪之基础也”[259]。
一些文章认为，要破除“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旧观念，形成崇尚军人的新风尚，关键是军人要有学问。《论今日当贵军人》一文，分析了中国传统观念中军人地位低下的成因，一是军人“无学问”。传统武人“日日练刀石，惟求悍力之发达也，日日执弓矣，惟求骑射之精巧也”[260]，在文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这种粗陋的、固化了的武人形象，不可能得到尊崇与认可。二是军人自身不知自重，不守军纪、风气败坏，导致百姓厌恶。三是待遇微薄。三点看似无关，实则可归为一点，即“有学问者，必知自贵，而人亦厚遇之。惟其无学问也，故不知自贵，而人亦薄待之”[261]。此处所讲的学问，既包括内在修养，也包括外在的专业知识。军人有修养、有知识，然后爱国、爱民方能成为军人的自觉行为，即“以学而知爱国”，“以学而知服从”“以学而善战”“以学而自重”，[262]这样人们在看待军人时，才会与旧时的兵即盗匪的观念区别开来。文章大胆断言：“教育不普及，无完全之兵队。教育而不参以军国民之性质，亦万万无完全之军队。”[263]
一些文章认为新的国家观是讨论新军人观的前提，即新军人观是在国家观念萌生基础上的衍生物。如《军队与国家》即讨论了军队与领土、人民、主权的关系，认为军队“俾达其战必胜、攻必取之目的，而其结果遂足以横行大地，保障一切，伸张国家势力，增进人民幸福，以享有人间无上之光荣、特别之权利”[264]。关于军队与国家的关系，文章认为，“人民非国无所依附，国家非军队无以存立”[265]。军人是国家精神的缩影，“若养成雄武伟大之军人，有历万难不足以阻之，遭万劫不足以挫之之一种精神，以贯乎其间，则敛之即为国魂，推之即国力，而操之纵之者即为国权。国权之消长，视乎军队之强弱”[266]。(www.xing528.com)
这一时期的文章，较少将忠君与爱国看作一体的两面，而是将爱国这个抽象概念置于忠君之前，突出国家的重要，有时也将国家与人民联结起来一体加以讨论。如“国家活动之渊源，实以人民为主体，苟无滋长发达之人民，则国家终无以自立”[267]，又说，“夫人之于国家也，如鱼于水，如木于土，鱼涸水则死，木离土则枯，人无国家，遂无往而非杀身灭种之惨剧”[268]。“自贵胄以至庶人，皆有充兵役、固国防之战务。盖国为国民公共之国，非国民则已，既为国民，则天下兴亡与有责焉者也。国计之富由民富之，国势之强由民强之，而皆非民乐从军不足以实施而收效。是故国民必当军以报国军，国必练军以卫民，其斯为国民之军人，其斯为军国之国民，其斯为立宪国之军国民。”[269]
（二）海权观念萌生
甲午战败后，持续了十余年的海军建设陷入低谷，相关机构和人员被裁撤，海军发展失去了方向。然而海军作为近代国防的前沿，其意义仍在，无论直面或者逃避，都是无法绕开的现实，所以在沉寂一段时间后，海军重建的声音逐渐响起。光绪二十一年（1895），张之洞上奏称，“今日御敌大端，惟以海军为第一要务……无论如何艰难，总宜复设海军”[270]，这一建议得到了部分疆臣的响应。光绪二十四年（1898），清廷发布上谕，“国家讲求武备，非添设海军，筹造兵轮，无以为自强之计”[271]。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海军复建工作缓慢而又艰难地开展起来。与海军重建相仿，军事期刊中的一些文章，在对海军建设诸多弊端与不足的反思中，逐步使近代海权观念深入人心。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海洋变得越来越重要，国家对海洋权的控制与国家的盛衰越来越紧密地联系起来。宣统元年（1909），由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办的《海军》季刊即以鼓吹建设海军闻名，发表了一批讨论海权的文章。《海军军人进级及教育之统系》一文认为“凡一国之盛衰，在乎制海权之得失”[272]，把夺取制海权看作国家兴衰的关键。从“守土御海”的被动反应到力争海权的主动探求，反映了晚清时期海洋观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鲜明轨迹。
《海上主管权之争夺》一文也认为：“观察各国势力，即以其海上权力之大小定之。何以故？海军强大，能主管海上权者，必能主管海上贸易；能主管海上之贸易者，即能主管世界之富源。”[273]通过对海权与国家盛衰之间关系的讨论，留学生们一致认为，“立国之道，国防而已，处此弱肉强食之秋，立国之元素在军备，军备之撷要在海权。时会所趋，固舍所谓黑铁赤血以外无主义，坚船巨炮以外无事功矣”[274]。就是说，海权和海军建设是中国走向强盛的关键。
一些文章甚至能够跳出海军与国家安全的关系，从更大的视野中看待海军的价值与意义，如萧举规在《海军论》一文中指出，“所谓海上权力云者，约分五端：一曰商业地位之保全，二曰交通线之保全，三曰航业之保全，四曰侨民之保全，五曰海产物之保全”[275]。又说，“有海军，则国防之巩固，国势之发展，国民之生命财产得保，国家之秩序之安宁，以至维持中立、领海、通商、征税、海上渔业等均得赖保护之权利”[276]。这些认识，见解深刻，启发性大，对于深化人们对海军与海权的认识有积极作用。一些文章还对中国传统海洋观念的根源做了反思，认为造成我国海权薄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传统重本抑末思想的困扰，沈鸿烈在《海军发刊意见书》中指出，“我国自有史以来，素持农本商末主义……使人民醉死梦生于小天地之中，直接为活跃进取、商务振兴之妨，间接为贸迁有无、航业发展之碍者，固为我民族受病之源”[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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