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依靠湘、淮军勇营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农民起义和各地少数民族起义，收复了新疆，在中法战争中取得了镇南关等战役的胜利，从而使不少人过高地估计了装备西式枪炮的勇营的战斗力，对军事改革的成果产生了盲目自信。及至甲午战争爆发，很多国人认为，“中国取胜外夷，陆战最有把握，……至于陆战制胜，明效大验莫著于广西镇南关一役”[117]，“倭兵虽练，未经大敌，不难一鼓得手”，“幸而彼系乌合之众，终难敌我惯战之师”[118]。无论清廷官员战前多么自信，甲午战争的结局让所有人真正认清了持续了三十年练兵活动的成果到底如何。
其一，编制不合理。勇营固定编制以营为最高，营的兵种类型有步、骑、炮之分，但统领所辖不同兵种类型的营的数量无一定之规，不少统领所辖系单一兵种。淮军虽设有长夫之制，但并非完全意义上的近代工程兵。由于缺乏近代化的后勤保障训练，导致清军战时的保障问题极多。反观当时的日本陆军，以师团为基本战略单位，辖有步、骑、工、辎重等兵种的部队和分队，兵种齐全，其多兵种协同作战的能力显然优于清军。
其二，军事训练虚浮。受陈旧观念的左右，甲午战前对于西方军事理论的吸收主要局限于训练领域，且更多地关注队形和技能训练，而忽视战术训练，正如张之洞所言，“向来各省所习洋操不过学其口号、步伐，于一切阵法变化、应敌攻击之方、绘图测量之学，全无考究，是买椟而还珠也”[119]。即使枪械训练，亦存在大量问题，训练中“只知托平乱打，不起码牌，故弹及近，难命中”[120]。平时训练如此，临阵则多用非所学，“每照击土匪法，挑奋勇为一簇，马奔直前，宛同孤注”[121]，这种状况反映了清军平素训练重形式而轻实效的通病。淮、练各军的训练，多以校阅时“步武枪法一律整齐”[122]为满足，缺乏从实战出发的明确要求，更没有统一的典令，从而造成部队军事素质差的恶果。
其三，武器装备驳杂。甲午战争时期的日军已解决了枪炮标准化问题，步枪主要使用村田十八年式和村田二十二年式步枪，其火炮主要是大阪炮厂生产的野炮和山炮。清军在战前虽然也改善了武器装备，但由于自造能力有限，装备主要依靠高价从国外进口，以致式样参差，弹码互异，不能通用。清军在战争中所用枪械有后膛毛瑟、黎意、马梯尼、哈乞开思、林明敦以及前膛来福枪等多种，诚如外国人观察所言，清军“常常同一连军队的武器样式就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之下，各省军队共同作战不但危险，而且也不可能”[123]。清军武器装备驳杂，给作战和后勤供应带来极大困难，这是甲午战争中清军战斗力低下的重要原因。
一向被清朝视为蕞尔小国的日本，因采用西方新式武器、编制和战术，在战场上表现出“简练有素，饷厚械精，攻取皆有成算，弁兵皆有地图，以及登山涉水之具，糇粮御寒之物，无不周备”[124]，这让清廷大为震惊。战后不久，中外臣工纷纷上书条陈时务，对战败进行反思。袁世凯奏称，“此次军兴往往易为敌乘，迭见挫败者，虽由将领调度之无方，实亦军制练法之未善。若不权时度势，扫除更张，参用西法认真训练，则前车之鉴殊足寒心”[125]。张之洞也认为，“愤兵事之不振，由锢习之太深。非认真仿照西法，急练劲旅，不足以为御侮之资”。又说，“各营积习锢弊深入膏肓，若不捐弃旧法，别开局面，虽事前日加申儆，终无大益，事后加以诛戮，已难补救”[126]。在认识到原有制度积弊的同时，清廷上下还深刻体会到学习西法仅有武器装备的改变显然不行，即使仿行西法训练也仍然不够，需要全面深刻地认识西法的实质，并在此基础上，对旧有思想认识及制度做出根本性改变。随着讨论的深入，“倭人此次专用西法制胜”[127]逐渐成为多数人的共识，一时间“中外论者审溯兵事得失，无不以仿用西法，创练新兵为今日当务之急”[128]。清廷遂痛下决心，以练兵相号召：“嗣后我君臣上下，惟期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实力研求。”[129]
甲午以后的编练新军活动，无论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比战前清军的练兵活动有较大突破，不再局限于改进军事装备的狭小范围，而是以德、日陆军为蓝本，在军事制度、军事技能、军事训练和军事教育等多方面进行了较深入的改革，使清末新军更彻底地趋向近代化。(www.xing528.com)
光绪二十年（1894）十二月，广西按察使胡燏棻在天津马厂成立定武军，练成10营，分步、炮、马、工程各队。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月，袁世凯接办定武军，将定武军改名为新建陆军，在原有5000人的基础上，添募2000余人，将军队总数扩充至7000余人。仿照德国陆军，编订新的陆军营制：设立步、骑、炮、工、辎重等新的兵种，全军计有步兵5营，炮兵1营，骑兵1营，工程兵1营。在袁世凯小站练兵的同时，署两江总督张之洞在南京亦采用西法编练自强军，编制亦仿照德国。
新建陆军在技术训练上主要由洋教习负责，此外还吸收了不少天津武备学堂的优秀毕业生，如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等，分别担任统带、帮统、领官、哨官、哨长以及督操营务处稽查先锋官或教习。自强军的做法与新建陆军略有不同，带兵操练之权全交洋将弁负责，而将约束惩责之权交由中国将弁。全军统带由德国人来春石泰充任，其营官、哨官亦以洋员担任，副营官、副哨官等名目则由华官充任。张之洞在总结这一用人制度时说，“一以通新募勇丁之情，二以事权互相维系，三以逐渐观摩，俾华弁储营官统领之材”[130]。
新军实行近代陆军镇（师）、协（旅）、标（团）、营、队（连）、排、棚（班）的编制制度，拥有步、骑、炮、工、辎重等兵种，突破了湘、淮军时期的单一营制，而成为建制完整、兵种齐全的合成军队。在多兵种合成的编制体制下，“步队为主，炮队、马队为之辅，有工程队以资利用，……有辎重医药队以为接济军械、衣食、粮饷、料物”[131]，各兵种间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可期部署周密，临敌亦鲜贻误。
为便于士兵操练，新建陆军和自强军训练均以德国陆军操典为蓝本。新建陆军最初由原淮军派赴德国的留学生卞长胜翻译《德国陆师操法入门》，自强军编写了《自强军洋操课程》十卷，后又由洋操提调沈敦和编纂《自强军西法类编》十八卷。光绪二十五年（1899），袁世凯组织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等人编纂《训练操法详晰图说》，此书博采各书所长，对单兵训练、兵种训练、战术合练及军种间的战术配合讲解颇为详备。光绪二十八年（1902），徐世昌、阮忠枢、沈祖宪、言敦源等主持编撰奏准印行了《军政司试办章程》《练兵要则》《陆军训练简易章程》《训将要言》《训哨弁要言》《训学堂学生要言》《夜战防守暂行章程》以及《续订夜战章程》《马队操练应改各法》《改正行军未能合法各条》《战法教程》《测绘教程》等，对西方的近代训练教程进行全面改造和利用。这些系统化的军事训练教材的刊行，为新军训练和人才培养提供了理论依据。
这一时期的兵学思想主要有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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