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彭玉麟，李鸿章发展海军的决心很大，他认为，“我若早一日备豫水军，敌即早一日消弭衅端”[44]。所以这一时期的李鸿章比较关注西方海战理论，对海军在海面作战中的作用也有一定认识。按照当时流行的西方海防理论，“凡与滨海各国战争者，若将本国所有兵船径往守住敌国各海口，不容其船出入，则为防守本国海岸之上策；其次莫如自守，如沿海数千里，敌船处处可到，若处处设防，以全力散布于甚大之地面，兵分力单，一处受创，全局失势，故必聚积精锐，只保护紧要数处，即可固守”[45]。上策在当时的中国并无实施的可能，主要原因是：“中国兵船甚少，岂能往堵敌国海口。”上策既然做不到，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要口设防，但自守亦非易言。李鸿章认为：“自奉天至广东沿海袤延万里，口岸林立，若必处处宿以重兵，所费浩繁，力既不给，势必大溃。”[46]可行的办法仍要退回到海口设防的老路上，分别缓急，择紧要之处重点设防。中国海口关系最紧要的有直隶之大沽，北塘、山海关一带，系京畿门户；其次则是江苏吴淞至江阴一带系长江门户，是为次要。李鸿章说：“盖京畿为天下根本，长江为财赋奥区，但能守此最要、次要地方，其余各省海口边境略为布置，即有挫失，于大局尚无甚碍。”[47]在海军未成之前，李鸿章也坚持以守为战的海防观。他听取了丁日昌的建议，即“购中小铁甲船一二号以为游击之用，练水雷数军以为防阻之用，造炮台数座以为攻敌之用，练枪炮队各十数营以为陆战之用”[48]，创造了一种名为“守定不动之法”的设防办法。他解释道，“如口内炮台壁垒格外坚固，须能抵御敌船大炮之弹，而炮台所用炮位须能击破铁甲船，又必有守口巨炮铁船设法阻挡，水路并藏伏水雷等器”[49]，又说，“中土陆多于水，仍以陆军为立国根基，若陆军训练得力，敌兵登岸后尚可鏖战，炮台布置得法，敌船进口时尚可拒守”[50]。这实际上是将海岸炮台、水面舰艇及岸防部队共同纳入海防体系中，形成了海口陆军、炮台与海面舰艇互为表里、陆海统筹的新的海防战略。在这一办法中，海面舰船扮演着较积极的角色，是前伸的可移动炮台，可以主动抵拒强敌侵入海口，与海口炮台被动阻敌相配合，可以产生更好的设防效果。尽管这种办法仍是被动防守，但相较单纯的海口设防，策略上更为积极。
李鸿章在近畿地区的设防，大体上是按照这一思路进行的。光绪十年（1884），他在《力筹战备折》中，解释了天津布防的基本思路。“天津至山海关一带沿海地段绵长，港汊纷歧，断无处处设防之理。惟当于敌舟可以深入登岸处所扼要守险，以杜窜越。守口之营，兵数不必甚多，但以坚守炮台为主，并分布水雷、旱雷，制其冲突。其后路接应之师须有大队，以备游击，庶临事声援稍壮而前敌军心益固。”[51]
具体而言，有以下内容：
一是改造炮台。由于两次鸦片战争中炮台均未发挥重要作用，故“人人皆以炮台为不足恃”。丁日昌在《海洋水师章程》中对这一认识进行了驳斥，他认为炮台的作用发挥不出来，原因在于旧有炮台形制过于落后，防护炮台的兵力配置也存在问题，而不是海岸炮台之法不再适用。他说：“台之式不合其宜，炮之制不得其法，演炮不得其准，守台不得其人，故炮台虽设，亦与沿海师船同归无用耳。”[52]要使炮台重新发挥作用，必须仿西式炮台形制对沿海炮台进行改造，同时“演炮必求其准，守台必求其人，与沿海水师轮船相为表里，奇正互用，则海滨有长城之势，而寇盗不敢窥伺矣”[53]。同一时期的郑观应也提出过类似的看法：“嗣后沿海要隘，筑台必照西式之坚，制炮必如西法之精，守台必求其人，演炮必求其准。使与外洋之水师轮船，表里相资，奇正互用。”[54]
李鸿章在对近畿布防时，部分地听取了丁日昌的意见，按照西式炮台形制对天津周边炮台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造。如“海口之台须格外坚厚，上置八寸至十二寸口径新式长筒巨炮，下藏子药小库，内包陆兵，外筑斜坡”[55]。大炮台周围增筑小炮台，形成炮垒群，“凡敌船窥口，我必有三处炮台掎角击之”[56]。同时着手对大沽、北塘两处炮台进行整修。至光绪十年（1884），形成大沽口南岸大炮台四座，小炮台四十座；北岸大炮台二座，平炮台六座。北塘南岸炮台二座，北岸炮台一座。[57]除整修和新建炮台之外，还对大沽、北塘炮台的兵力进行了重新配置，并着重在体制上强化了南北岸炮台间的接应与配合。鉴于庚申之役中天津弃守，英法联军得以直入通州，李鸿章认为这是“津城卑薄，又在运河南岸，控扼殊不得势”[58]的缘故，因此设想“据运河北岸屹筑一城，围以炮台炮船，兼用子牙、大清、北运诸河之险，以鲠塞由津赴通之喉牙，只要布守得人，似较海口尤有依据，京城亦多一遮蔽”[59]。故于大沽之后30余里的天津新城修筑台垒，驻屯重兵，“扼由津赴京水路”[60]，与大沽、北塘炮台成掎角之势。
二是增加海面舰艇及水雷。除建设海口炮台外，李鸿章还将部分炮艇分防于海口外洋面，作为水炮台之用。这一时期李鸿章对西方舰船认识有限，目光聚焦于一种配有巨炮的小艇，称为蚊子船，又称根钵船。该船优势是所载大炮口径大，可以作为守口利器。李鸿章说：“惟守口大炮铁船即所谓水炮台船，亦系西洋新制利器，以小船配极重之炮，辅助岸上炮台四面伏击，阻遏中流，能自行动，最为制胜。”[61]但劣势亦很明显，就是船身过小，不耐风涛，“只宜分扼海口，未可驰逐外洋”[62]。在以守为战的海防观念之下，蚊子船已可满足这一时期海防战略的需要。在李鸿章的海防认识转向发展海军之前，蚊子船是其从国外采购的主要舰船。(www.xing528.com)
除水炮台外，北洋布防还特别重视水雷的作用。驻防近畿的盛军统领周盛传认为，“至水雷一项，西人每遇敌船来攻，辄安置于塞口缺处……，海口既有拦阻，则敌船不能径冲而过，我台上之炮乃可尽力冲击”[63]，就是说利用水雷对敌舰的迟滞作用，延长敌舰海口滞留时间，岸炮的防卫攻能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周盛传特别强调要发挥水雷的集团作用，要求“水雷面上横直预开数孔，孔内洋铁管中另凿小眼，埋时务使孔孔相对，眼眼相通，一遇燃放乃可连声轰击”[64]，这样产生的阻滞作用更为明显。为防止敌船趁夜暗捞尽水雷，兵船阑入，周盛传特别叮嘱海口需设小轮船二三号，分班梭巡，严加防范。
三是围绕炮台进行步兵的布防。李鸿章认为，“海口炮台但求土木兴筑均宜，不在兵数过多，而后路数百里间必须重兵坚垒、巨炮相望，节节布置联络，乃可自立不败之地而争胜于人”[65]。他反对孤立的点状防御，而主张在点与点之间建立联络，突出相互间的支援与配合，因此在驻防地点的选择和兵力配置数量上都有较多的考虑。这些措施，使孤立的防御点连成线，布成网，最终形成立体化的布防体系。从光绪六年（1880）八月李鸿章所上《复奏言路条陈折》所公布的北洋近畿兵力部署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意图。“大沽海口现派副将罗荣光练兵一千八百人、亲军炮队五百人，分守南北岸炮台，而助以记名总兵刘祺直字营勇千人、副将史济源练兵五百人。北塘海口现派通永镇总兵唐仁廉统带练兵一千二百人、仁字营勇五百人，分守南北岸炮台，而助以参将赵喜义营勇五百分防蛏头沽。至大沽后路，以新城为扼要，前云南抚臣潘鼎新督同提督叶志超练军马步四营守之。北塘后路，以芦台为扼要，直隶提臣李长乐督带练军及武毅马步四营守之。提督周盛传所统盛军马步十六营，令其暂驻小站、马厂一带，距大沽数十里至百余里。提督刘盛休所统铭军马步十一营，令其暂驻兴济镇，距北塘约二百余里，意在布远势、蓄威重，作为两路策应游击之师，视敌所向即率行队纵横援剿。臣自督天津淮练七营，居中调度。目前分数层扼扎，有事时可首尾相应，正不必拘定某处为二敌三敌四敌也。又称大沽、营口宜备水师为奇兵。查大沽现有新购蚊船四只，与炮台相依助，自可相机夹击。”[66]
从南洋和广东来看，尽管在设防上缺乏北洋的连贯性和系统性，但亦能看出在布防思路上与北洋是一致的。如中法战争期间，两江总督左宗棠对南洋的设防：“查江南海口，若就其远者、大者言之，崇明、宝山实第一重门户，白茅沙则入江之门户也。崇明之铜沙，在吴淞口外，东北至十滧，西南至大塔、小塔，均汪洋大海，无险可凭。应以吴淞口、白茅沙两处为前敌要隘。吴淞口系由海入江，苏、松之门户，其关系与白茅沙同。该处筑有炮台，地当扼要，已设巨炮十八尊。其炮台左向西北之海堤，及距炮台约十里之浦东黄家湾内龙王庙海堤，临时尚应抽拨兵船分守，以为之辅。仍檄派大兵轮船驻于炮台之对面，敌船进口即并力御之。再由江南提督李朝斌调集太湖水师分守各港汊。一面选派陆营兵勇，于宝山县属之罗店镇扎两营，为炮台之声援，兼顾嘉定、太仓一路；于川沙厅属之高行镇扎两营，遏浦东黄家湾一带敌人登岸之路；于上海西门新泾市扎两营，以防敌船驶入黄浦，袭我上海县城。此六营为策应之师，遇警即往来策应。如此则吴淞口一路腹地可无虑矣。白茅沙洋面虽阔，暗沙纵横，中泓狭而曲。其南头浮桩半里许之中，应多设水雷、鱼网、拦江龙等具，再以龙骧等蚊船驻东边无名沙脚，水炮台船驻于南岸沙夹，专注中泓来路。如敌船驶至南岸浮桩之处，蚊船与水炮台两面攻击，以外海水师各船驻于蚊船之后，各兵轮船又驻外海水师之后，内洋水师各船则傍南岸沙脚驻泊。是先有水雷、鱼网以阻之，蚊船及水炮台攻其前，兵轮、艇师继其后。若敌船退至海口，我师即绕北面出而尾追。”[67]
曾国荃在广东布防也注重海面与陆上协调一致，认为：“设守之方，与其仅防于水面，犹是孤注之势，不若兼防于两岸，可成掎角之形。滨水设防，首重舟师。细查东省各号轮船，系为附近海口缉捕而设，船身本不甚大，且又购制日久，机器未能坚致如初。光绪五年钦奉谕旨，饬令各省轮船赴吴淞口合操，前督臣刘坤一于复奏折内声明粤省各号轮船实不足以出洋御战。今阅数年之久，苦窳更甚于前。若令驻防巨浸洋面，则不足以当敌船之利炮；若令设伏于虎门沙角以内、黄埔常洲以外，亦足以阻敌舰之往来，扼贼舟之充斥。”[68]同时曾国荃认为，之前的炮台不甚得力主要是因为无游击策应之师。他说：“从前粤东用兵有年，乃于虎门十分要地，但有守台之营，而未尝厚集兵力作为护台之垒，又无游击策应之师。似此孤立无援，故外寇遂由下游登岸，以袭炮台之背，因而一败涂地，不可收拾。”他认为，兵无救援，断难持久坚守。因此主张调动步兵在炮台周围设防：“今欲防守各路炮台，必须屯聚重兵，能耐苦战，方可以资防护。一旦遇警，虽有强敌，乘虚以袭其后，亦可敬慎不败。窃计虎门沙角及黄埔常洲两要隘，万一临警之际，每处须屯万人。首尾援应，可以更番迭战；昼夜轮替，前敌之军乃有把握。至于省城以外抵大黄滘、中流砥柱等处共十余里，亦宜有团练万众严备防守，庶几各港汊小径纵有潜来窥伺省垣之寇，亦不敢乘间抵隙，方足以安定城厢内外之人心，而固全省之根本。”[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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