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用兵前期师法曾国藩，初带兵时，谨守乃师的作战原则，如不攻坚，坚持围城打援等。在上海见识了西洋枪炮的威力，并在西式武器装备渐多后，作战思想渐趋灵活，不再专以曾国藩的一套办法为准，而带有了较多个人特色。
（一）重长围，更重发挥火力
淮军组建后，淮军的作战以夺取城池为主，尽管仍采用湘军的长围困守之策，但已经比较注重发挥火力，利用西洋枪炮的巨大威力，予以太平军以较大杀伤，因此从总体上看，淮军在围城战中的作战效率明显高于湘军。如在收复松江之战中，李鸿章所领淮军“尽出所有大炮数十位，洋枪千余杆，与李恒嵩所带中营抬枪、贾益谦所带督标鸟枪，环堞分列。贼四处聚攻，则以大炮轰之；贼周围驰骤，则以排枪击之”[122]。淮军所配洋枪较多且先进，因此应敌手段亦较为灵活多变。在进攻常州的作战中，淮军采取的策略是：“饬催苏州炮局赶制各项炸弹，多备攻具，克期再举。……臣惟督饬各军稳慎以图，设再轰打不进，即长围困之，多方误之，当有聚歼之一日。”[123]与湘军时期力避攻坚的策略不同，淮军因对敌有火力优势，不再坚守不攻坚的策略，而是尝试利用炮位优势进行攻坚作战。常州之战中，淮军虽仍采用了合围，但最终发挥关键作用的则是西洋大炮，“常州西南门外贼垒扫除后，官军四面合围……臣即督饬刘士奇、王永胜等将前攻嘉兴大炮在小南门安设轰打，戈登常胜军炮位在大南门安设轰打，刘铭传炮队在北门安设轰打”[124]。正因为李鸿章屡次亲见大炮在攻城作战中的突出作用，更激发了他后来竭力提升武器装备水平的意愿。
（二）重援应与配合
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前后近40年，历经马嘉理事件、日本侵台、中法战争与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始终处于列强虎视之下，始终面临被进攻的风险。近畿是列强紧盯的攻击重点，所以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期间，主要工作是近畿及北洋的整体布防，力图达到“勿论将来有无战事，在我必须严密布置，使之无懈可击”[125]。李鸿章的指导思想是“兵分则力单，合则势厚”[126]，这不仅指作战时不分兵，更体现在布防的整体意识上。因此，在布防上注意将分散的驻军，通过相互间的援应与配合，使分散于几处的部队整合为一个整体，力求驻兵互为掎角，能够彼此援应。他说，“近畿重地必须有重兵相为掎角，以备不虞”[127]，“互为援应，则气脉易贯，运道易通”。[128]李鸿章布防上的这一特点在数次面对海上威胁时都有较充分的体现。如光绪六年（1880）对于近畿的布防，“宣化距张家口仅六十里，该镇王可陞久历戎行，谋勇素裕，现有练军马队四营，足资巡防。臣拟令刘盛休派健将带两三营，前往宣化附近择要屯扎，与王可陞练军联络一气；铭军大队仍屯静海，如北边有警，兼程往援不过数日，事机可无贻误，似属兵家活著”[129]。再如光绪十年（1884）对山海关地区的布防，“现有曹克忠六营、叶志超四营，合力布守，计可堵扼要冲。其后路昌黎、乐亭一带，又有吴大澂所部马、步十营，联络分扎，声势颇壮，似觉未甚空虑。设将来敌船攻扑宁海城炮垒，意图深入，臣拟派刘盛休铭军马、步驰往援应拦剿，以顾京东门户”[130]。此外，在海口设防上李鸿章也强调要口之间的呼应，海防与陆防相互间的援应与配合，这在天津布防上体现得特别充分。（详见海防一章）
从总体上看，李鸿章的布防视野较为开阔，能够兼顾陆海，兼顾不同部队的优劣，兼顾重要地区与次要地区，使海、岸、陆形成完整的立体化布防体系，在当时有限的条件下，这是清军能够做到的最有效的方式。
（三）稳慎用兵
湘军重远势，强调避实击虚，淮军作战似更强调短兵相接，所以“涤相（曾国藩）尝哂鄙人调度喜用险着”[131]。不过从总体上看，李鸿章用兵仍以稳慎为主，而较少冒险。湘军三河之败与江南大营的溃败对李鸿章触动很大，他认为：“李续宾之于三河，以孤军无援而败，皖、鄂因之骚动；十年，和春、张国梁之于金陵，以后路围困而败，苏、浙因之靡烂。前鉴具在，不可不思患豫防。”[132]此后较少再有冒险的主张，而时时以“不分兵”告诫诸将。如淮军入沪作战后，他对上海周边地势进行了认真考察，认为：“淞沪一片平坦，无险可扼，除守城外，尽作游击之师，俟贼大至，相机择利，以遏其锋，兵力实单，欲守吾师‘不分兵、不兼顾’之诫。”[133]他屡次告诫潘鼎新：“惟桑林丛杂，河汊纷歧，易中贼伏，严诫各军，勿猛追轻进，勿孤立挤杂。屡胜之后，倍加持重为要。”[134]
此外，李鸿章也反对“接仗过猛”，即过分深入敌境，或将主要兵力用于进攻，而对后防布兵过轻。捻军作战迂回包抄是其主要战法，淮军与其作战屡受此法而败挫。如在德安一战中，张树珊即因“打仗过猛”，被捻军分路回抄，前后队被敌冲断，陷入重围。李鸿章在此战之后说：“臣早虑其打仗过猛，寡不敌众，迭经批檄，令与周盛波合进一路，以厚兵力。讵仓卒遇贼，与盛军隔河并战，互救不及，军未败而身亡。”[135]刘铭传在尹隆河之战中也因过度深入，被捻军包围而击散。此后李鸿章多次告诫部队，勿“接仗过猛”，陷己于被动。(www.xing528.com)
针对捻军作战的特点，李鸿章的用兵策略重新回到了曾国藩的办法，即先求稳当，再图进取，但同时也强调，战则必打痛敌人，使其胆寒。他说：“闻刘松山、郭宝昌两军，已逼饶阳北面。该逆迭陷祁、饶两城，其焰渐炽。各军须稳慎进战，前截后兜，此击彼应，先得一二胜仗，再厚集其势，与之角逐，即难就地歼除，必将穷奔出境。若以无制之师，单弱之队，轻为尝试，挫败既易，贼气立张，故兵家慎言战，以战而必不胜，不如不战之养威重矣。捻极狡悍，张总愚尤穷寇死党，非战胜不足以寒其胆，非久战屡胜之军，则人马器械徒以饷贼。”[136]
（四）以主待客
“以主待客”是曾国藩极力主张的对敌策略，李鸿章亦受其影响，也坚持避敌锋芒，待机而动，以看似被动的方式获得战场主动的地位。同治三年（1864），李鸿章指导潘鼎新作战时说：“贼锐当养我兵力，以逸待劳，以挫其锐，不宜昼夜挑战，则十胜必有一挫，一挫即难再振。”[137]后又说：“鄙见不须日日出队浪战，耗我精锐勇气。但严束各营凭壕登埤，以静待动，以逸待劳，以主待客；虽大股悍贼，屡扑不动，气自竭矣。我再乘其疲以痛剿之，必能一战而走，楚军故首戒挑战，大有深意。”[138]这实际上是要求部将根据敌人的作战特点，利用有利地形，暂时收缩实力，等待有利时机。对于僧格林沁与捻军的以骑兵对骑兵的追逐战，李鸿章始终不认可，讽刺“其用兵别有师法”，断定僧氏“不于险要形势及贼匪归路、窜路布置扼扎，以逸待劳，……日久将有大挫”[139]。
（五）粮路畅通
“行军以筹粮为第一要义”[140]，“兵事先以有饷为急务，……然无饷则不能为用”[141]，“自来用兵，必先讲运道”[142]，这是李鸿章对筹粮的基本态度，无论与太平军、捻军作战，或于西北用兵时，李鸿章都将保证粮路畅通作为出兵作战的第一前提，凡有兵力调动，必先设粮台。如同治九年（1870）李鸿章奉调入直隶，“于张秋、德州、天津增设转运，数千里粮饷军火转输不绝，前敌乃无掣肘”[143]。
李鸿章认为西北用兵，粮路是关键，军饷和粮食问题不解决，进兵只会空耗部队，得不偿失。所以筹饷要先于筹兵。他说：“该处民久乏粮，至无民则何从觅食。兵已乏食，若添兵则徒以酿乱。说者谓移得胜之师，以图大举，似是兵家常谈，而于西事利害得失之故，未深究耳。”[144]又说：“就现在情形而论，左宗棠全军尽留在陕，即甘境各军，不闻兵单，只闻粮绌。是其所急不在添兵，而在济饷与筹粮也。自来西陲用兵，远或数十年，近或十余年而后定。盖屯田转运，均极迂远，非旦夕所能奏功。”[145]
对于粮食的筹措方式，很多人基于历代治边的成法，主张屯田，以屯田来代替劳师远顿的转运。李鸿章将此类言论视为“事言之甚易，行之甚难耳”[146]。他并非反对屯田，但对此办法持谨慎的态度：“至转运不若屯田，诚为伟论，然屯田须收效于二三年后，目前各军西进，不能悬釜待炊，转运劳费仍不能省。”[147]他坚持认为西北用兵转运为主，屯田为辅，“关外千里荒芜，大军远出，屯田与粮运必须相辅而行，办得一分是一分，势难遽求速效”[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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