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军的训练，原承袭湘军。在普遍地更换了新式洋枪洋炮的同时，李鸿章也开始了解和学习西方陆军的练兵方法和攻防战术。他认为，“近日德国陆兵雄视五大洲，实以操演布阵为根本”[21]，应当“讲求兵法以图自立”[22]，同时主张“惟新式枪炮机具精致，中国兵将向多粗疏，稍不细心，即不能尽其妙用。鄙见多置利器，更要讲求操法，有器而不能用与无器同，且恐以其器予敌”[23]。在进驻上海后不久，淮军的教育、训练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由于这些洋枪洋炮与中国旧式枪炮相比具有技术复杂和性能先进的特点，也给淮军官兵的训练和教育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淮军初建时，李鸿章对曾国藩所倡导的思想教诫之法尚能比较遵从，并有意推广湘军营制营规，如《劝诫浅语》《爱民歌》《解散歌》等。他对曾国藩表示，“惟恃此水陆万人相依为命，训练将士，不使少染陋习，积诚以感外间军吏”[24]。后期淮军亦有类似的举动，如光绪初年，淮军盛军统领周盛传编纂了《严禁樵采谕》《讲求操防谕》《营弁操谕》《严整营规谕》《训将领谕》等，要求弁勇“敬畏长上”，“效忠朝廷”，争取“荫子封妻”，落个“好声名”，[25]似乎淮军完全继承了湘军重视思想教育的衣钵。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淮军不仅没有落得“好名声”，反以缺乏纪律、作战志在掳掠为其显著特征，有学者甚至认为，“淮军本无精神纪律之训练”[26]可言。
淮军后期军纪更加败坏，甲午战争更是将这些问题完全暴露出来。如在朝鲜时，卫汝贵所部盛军“见贼即溃，遇物即掳，毫无顾忌”[27]。在辽东战场，淮军的纪律状况同样如此。奉天府府丞李培元上奏反映他的见闻，其中特别提到“淮军万不可用”，因为“宿将久经凋谢，继起者非其亲戚，即其子弟，均未经战阵之人。补伍皆以贿成，扣饷早怀积怨，况功名已足，习气已成，骄奢居人先，战斗居人后，从前攻打发捻贼，有子女帛货，我兵故以战为利，今与倭寇战无所得，故不利于杀贼，而利于扰民，见贼愈怯者，扰民愈甚”，甚至“抢掠淫暴，无所不为”[28]。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与淮军将领多为行伍出身，无湘军将领那种“忠义血性”的精神有直接关系。淮军将领缺乏湘军将领的理学素养，只能凭借功名利禄来驱使士兵，所以士兵皆以获利为目的。“正是因为精神颓废，淮军从一开始就没有建立起严格的纪律，平时闹饷扰民，战时争夺战利品。也正因为精神空虚，淮军始终未能树立起刻苦训练的作风，虽然它的教育训练具有求新的意识。”[29]
湘军对新兵训练较为重视，但训练时间不长，仅一至三个月。李鸿章认为，“外国募兵之法，须操练六个月乃使出仗。其战胜攻取固由枪炮之精，亦由纪律之严”[30]，据此，淮军规定新兵训练时间为六个月。
淮军所习洋操主要包括打靶、队列、战术三个方面。其中打靶为掌握洋枪洋炮所进行的射击训练，主要内容包括测距、各种姿势的瞄准、击发以及枪炮保养等。队列训练主要有大小横队、纵队、四面转法以及行进和停止等项目。除了枪法，其余一应阵法（包括行军与作战队列）、号角、口令等俱采用西方军队成法。根据《周武壮公遗书》记述：“步队洋操之法，必定可分可合，身法、手法、足法，齐起齐止，一人如此，千人亦如此。阵势变换或分或合，相敌而动，如出一气，方为精妙。”[31]由于所聘洋教练“鸣角出令皆夷语”[32]，给实际训练带来不少困难，一度颇为影响军心士气。淮军各部将有鉴于此，在镇压苏州地区太平军之后，各自组织人力，翻译了洋操口令。刘秉璋、潘鼎新、丁日昌、周盛传等，都将翻译后的口令刊刻成书，分发军中使用。(www.xing528.com)
淮军的战术训练，是在湘军传统战术训练的基础上吸收近代西方战术精神而形成的。在实际操练中，李鸿章常常听取部下的合理建议，对西式操法加以改造。据《江南昭忠录》记载：“尝见夷兵步伐整齐而行阵嫌过密，请之抚军（即李鸿章），将营哨改编枪炮队，参用连环法以疏之，士卒称便。”[33]所谓连环法就是成交叉队列行进，显然是汲取了湘军阵法的长处。
不可否认，淮军当时的战术训练，已经具有不少近代化的因素。如方阵中拉大了士兵间距，减少层叠，改变射击方式，希望以此来增加火力密度，减少伤亡。又如用以三个梯队交替掩护通过桥梁或险隘的浮梁阵中，出现了散兵线，与清军传统战法明显不同。[34]可惜这些内容一旦套入传统阵式之中，便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因为所谓“阵者，整而已”，即“步伐止齐”之意。[35]要求官兵动作程式化，保持整齐的战斗队形，恰好与近代灵活制敌的战术原则相违背。
尽管存在不足，但淮军抛弃传统的训练方法，转用洋操洋典训练，推动了淮军向近代化的过渡，也对湘军乃至全国的军事训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治三年（1864），总理衙门奏请在八旗、京营火器营中选派官兵48名，到江苏李鸿章的淮军中学习外洋炸炮、炸弹及各种军火制器，得到同治帝的谕允。左宗棠也曾请淮军将领郭松林、杨鼎勋派弁勇10余人，到他所率领的湘军中教练开花炮。曾国藩奉命镇压捻军时新招募3000湘军，也仿淮军组建成洋枪队，并请淮军将领吴长庆到湘军中教练使用洋枪和新式阵法。同治九年（1870）清廷发布上谕，“直隶、天津、江苏、上海及刘铭传军营，均练习枪队炮队，步伐尚为整齐，号令尚为严肃，其教演之法，着各该省自行咨取章程照办，总期实事求是，变疲弱为精强”[36]。刘铭传部是淮军中的佼佼者，各地练兵，都依刘部的练兵章程组织实施。李鸿章接管直隶练军后，先后派淮军将领前去任职，并给练军装备洋枪，按淮军操法训练。各省的练军又纷纷仿效直隶练军，装备洋枪，用洋操训练。清廷对淮军的近代化高度信赖，动辄令李鸿章从淮军向其他省份派员教练，调拨枪械。可见，淮军比较近代化的训练方式对晚清时期其他军队的训练影响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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