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正是中国传统兵学中内涵最丰富、影响最深远、最具思维张力的一对范畴。孙子在《势篇》中提出“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202]，认为奇正运动是理解战争胜负的关键。又说，“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203]，指明奇正的变化无穷无尽，所以对于奇正互动规律的探求，要像日月盈亏、四时轮回一样永不停息。
孙子提出的奇正观，含有一种军事辩证法思维，深刻反映了军事运行的内在规律及特点，学术的和实践的意义都是非凡的。可惜《孙子兵法》中涉及奇正的地方仅六处，只指明掌握这一规律的重要性，而对奇正内涵未加限定，亦未对如何运用这一规律指导实践做深入阐发，所以《孙子兵法》中的奇正思想，只提供了一个相对简单的理论模型，对于军事实践缺乏具体、明确的指导意义。
孙子以后的历代兵家或学者，在孙子奇正思想的基础上，着重对奇正内涵及对现实的指导进行了更进一步的解读和发挥，从而使奇正思想得以丰富和发展。从历代兵书对奇正一词的解读来看，无实际作战经验的文人，特别喜欢在奇正这对范畴上做过度发挥，往往将原本为一体的奇正关系割裂开来，单独强调奇之重要，将奇与诡并列，与巧等同，在奇道上越走越远。如“夫兵不出奇与正，奇之外，诡谲之名，何自而立也？盖其为术小，而施之于用则巨。……乘敌之隙，舞智弄术，圆而转之，神而用之。初若无奇，终知微妙。斯巧于谲者也”[204]。对于过分夸大出奇用诈的认识，早有人质疑，如《阵纪》中就说，“大抵负诞好奇，不究根本，形势日巧，实用日拙。若乃执而行之，不免为武安君之所侮”[205]。没有战术的基础，奇谋或奇计不会单独发生作用。过分看重奇谋的作用，实际上是将极端复杂的军事问题做极端简单化的处理，消解了战争的严酷性和严肃性。与学者的思辨不同，有过战场实践经历的人，倾向于将奇正的指代关系具体化，将过于灵活、难于把握的观念，进行降格处理，使其指向军事实践中的某一种特定形态，明确规定何为奇兵，何为正兵，以及在不同的情况下奇兵与正兵的使用方法。
奇正的基本特征在于分兵，如《六韬》所言，“不能分移，不可以语奇”[206]。曹操在注解“倍则分之”时说，“以二敌一，则一术为正，一术为奇”[207]。对于何种部队充当正兵、何种充当奇兵，历代兵家认识纷杂，概括而言，可归纳如下：一、依出兵先后，如曹操讲，“先出合战为正，后出为奇”[208]，《尉缭子》中也有“故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制敌者也”[209]。二、以正面当敌者为正兵，实施快速机动作战或侧翼包抄者为奇兵。如陈亮所讲：“正兵，节制之兵也，奇兵，简捷之兵也”[210]，李筌则认为，“当敌为正，傍出为奇”[211]，《虎钤经》中也有“交战既酣，阴以奇兵分左、右翼，自阵后两出击之，使外溃而内骇焉”[212]。三、以伏兵为奇兵，常被称为“伏奇”。如“已与敌人众等，善者犹当设伏奇以胜之”[213]。在《翠微北征录》中总结了九类设伏之法，“孙、吴之书，韩、曹之术，皆有出奇设伏之名，而不及九伏”[214]。所谓九伏，即山伏、土伏、草伏、林伏、夜伏、烟伏、水伏、
伏、伪伏等。亦有兵家将伏兵与奇兵对等看待，如杜牧认为，“夫伏兵之设，或在敌前，或在敌后，或因深林丛薄，或因暮夜昏晦，或因隘阨山阪，击敌不备，自名伏兵，非奇兵也”[215]。《武经总要》中有“战兵内，弩手四百人，弓手四百人，马军一千人，跳荡五百人，奇兵五百人”[216]，此处，奇兵似已成为一个与马兵、车兵并列的独立军种。一些兵书还常将马队固定为奇兵，意在发挥其快速机动能力，以便实施包抄。
可以看出，孙子之后对于奇正的解读大体沿着两个方向推进，一是哲学上的，一是实践上的，这既是奇正思想发展的两个取径，实际上也能反映出传统兵学发展的不同层面。两个方面的发展都有意义，学术层面上的价值在于突破陈旧观念，打开人们看待军事问题的思路，而实践上的价值则是直接指导军事现实。
曾、胡、左在上奏和往来信件中对奇正互用之法多有提及，如曾国藩说，“两军合力奋击，奇正并用，该逆首尾不能相顾，且战且走”[217]，左宗棠亦曾讲“所以屡致败衄者，将领不晓分合奇正之术，勉务浪战以求胜，又不善用间谍，致屡陷伏中”[218]，胡林翼在讲到刀矛与鸟枪的编配比例时，认为此法是“长短相兼，奇正互应之法”[219]。可以看出，上面这些说法，是类似如“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样一般文人亦会使用的军事习语，仅用以表示战法运用上，在坚持常法的同时，要有所变化。事实上，曾、胡、左对于奇正的认识并不止于这种常规的使用，还对奇正范畴中的主次关系进行了重新认识和重新解读。由于三人兵学认识中有着深厚的实践基础，故对于奇正认识更倾向于实践一路。
（一）兵事以质实为主
兵事以质实为主是曾国藩、左宗棠看待军事问题的基本态度。曾国藩说，“（兵事）总以质实二字为主”[220]，左宗棠则说，“兵事均须从质实处着想，不必弄巧”[221]，“兵事以质实为主，以人才为急”[222]，胡林翼虽未明确使用过“质实”二字，但其表述中亦流露出类似的意思，“兵事非可空谈而成，赵括仅能读书，马谡言过其实，是兵家所忌也”[223]。
何为质实？一是认识上要实事求是，一切的战争准备、战略决策的制定，乃至实际的作战指挥均以战争实际为出发点。左宗棠对当时空疏的社会风气给予了批评，他说，“近时言练兵者，多系套话”[224]，仅是对传统兵法原则的简单重复，不切实际。胡林翼和曾国藩对于传统兵书的批判则更为大胆和彻底。胡林翼说：“千古兵书，以《左传》为第一，此外则《资治通鉴》胡身之所注，亦大有所得，余人皆呓语梦话耳。”[225]曾国藩则说，“军事是极质之事。二十三史除班、马外，皆文人以意为之，不知甲仗为何物，战阵为何物，浮词伪语，随意编造，断不可信”[226]。二是实践上则要“克勤小物”，扎扎实实讲求实效。曾国藩强调对军中事务，要“脚踏实地，躬耐劳苦”[227]，必须踏下心来做细致而微的具体工作，不做毫无根据的推断或臆测，尤其反对将军事问题虚空化。他总结道：“近年军中阅历有年，益知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陆氏但称先立乎其大者。若不辅以朱子铢积寸累工夫，则下梢全无把握，故国藩治军，摒去一切高深神奇之说，专就粗浅纤悉处致力，虽坐是不克大有功效，然为钝拙计，则犹守约之方也。”[228]曾国藩在指导部将治军的信件中，总是以看操、站墙子为治军第一要务，“阁下与之至交，须劝之尽弃故纸，专从事于点名看操，查墙子诸事也”[229]。任何神奇高论，都不及坚持做一件简单的事情来得真切和实在，对于军事尤其如此。所以左宗棠才会说，“打仗是过硬的事，一分乖巧着不得，有一分朴实气，即有一分事业”[230]。又说，“天下惟兵事不可弄巧，愈巧则愈坏矣”[231]。胡林翼同样认为，“凡奇谋至计，总在平实处。如布帛菽粟之类，愈近浅愈广大而精微也”[232]，认为没有“小处入手”的智慧，没有脚踏实地、步步为营的执行与落实，一切都是空谈。(www.xing528.com)
（二）以正为奇
长期的军事实践，使曾、胡、左能够以比较接近战争本质的眼光重新认识奇与正的关系，因而能够产生不同以往的新认识。胡林翼在继承孙子思想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战争实际，提出“兵事不可言奇，不可言精。盖必先能粗而后能精，能脚踏实地，乃能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也”[233]，认为，“奇”并不单指出奇不意，意想不到，更多要靠脚踏实地的操作与落实。更提出要以正为奇，他说：“军旅之事，能脚踏实地，便是奇谋。”[234]又说：“不轻敌而慎思，不怯敌而稳打，斯得之矣。……鄙意总以并力为主，稳打为主，此是奇兵也。奇兵而出之以稳，尤奇之奇也。”[235]这里的意思非常明确，只要稳扎稳打，把正兵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即能产生奇兵的效果。求稳求慎始终在胡林翼思想中占据中心位置，无论是围城打援，或是修壕固守，都是以先固根本为前提。以此为基础，胡林翼超越了历代对于奇正的一般认识，将稳慎用兵纳入奇正的范畴里，这是对奇正思想的非常重要的丰富和发展。对于这一点，曾国藩亦有类似的认识：“权不可预设，变不可先图，自是至当之论。大抵平日非至稳之兵，必不可轻用险着；平日非至正之道，必不可轻用奇谋。然则稳也，正也，人事之力行于平日者也；险也，奇也，天机之凑泊于临时者也。敢以质之左右，有当万一否？”[236]
左宗棠对于奇法也持谨慎态度，他说：“游剿专用奇兵，利在飙忽速战，非精劲百战之兵与智勇深沉、才堪应变之将，则措之危地，难以万全，尤未可轻为尝试。”[237]他在西北用兵时，制订了“缓进急战，先北后南”的战略，其中缓进的目的在于解决粮食问题，因“粮、运两事，为西北用兵要着，事之利钝迟速机括，全系乎此”[238]，若粮食、粮路解决不好，一切谋略战法均无实施的可能。左宗棠的结论是，“大抵西路用兵，不在兵多，必先将粮料转运料理妥协，节节贯注，乃免他虞。至临阵决胜，制敌出奇，则犹其后焉者也”[239]，将具体的粮食问题摆在比出奇制敌更重要的位置。与曾、胡、左过从甚密的郭崑焘也认为，“其实战阵之事，有平实而无奇巧，从平实入者，虽无大功亦无奇祸。从奇巧入者，未有不贻误者也”[240]。这些思想与胡林翼的“以正为奇”一致，且都有丰富的战争实践为基础，所有的思想都是由战争经验凝结而成，而不是无实践所依的脑中推断，是可以用于指导实践的科学，而不是书斋里的学问。
（三）奇正指代明确化
在曾、胡、左三人文集中亦有关于奇正相对抽象的探讨，如“大抵兵事不外奇正二字，而将才不外智勇二字。有正无奇，遇险而覆；有奇无正，势极即沮”[241]，“兵机瞬息千变，势难拘执。见贼打贼者，善也；未见贼而出兵，料贼必至，出不意打之者，善之善者也。用奇者当如是”[242]，等等。但他们更倾向于从训练角度来看待奇正，即将奇正具象化为某一特定指代，常以驻防军为正兵，而以担任游击任务的部队为奇兵。如曾国藩讲：“吴竹庄（坤修）带彪勇并义武营驰剿新昌，甚好甚好。有重兵以镇守，有轻兵以雕剿，正合古人奇正互用之法。”[243]曾国藩在《兵》中详细区分了不同情况下何为正兵，何为奇兵：“中间排队迎敌为正兵，左右两旁抄出为奇兵；屯宿重兵坚扎老营与贼相持者为正兵，分出游兵飘忽无常伺隙狙击者为奇兵；意有专向吾所恃以御寇者为正兵，多张疑阵示人以不可测者为奇兵；旌旗鲜明使敌不敢犯者为正兵，羸马疲卒偃旗息鼓本强而故示以弱者为奇兵；建旗鸣鼓屹然不轻动者为正兵，佯败佯退设伏而诱敌者为奇兵。忽主忽客，忽正忽奇，变动无定时，转移无定势，能一一区而别之，则于用兵之道思过半矣。”[244]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有言“善用兵者，教正不教奇”[245]，意在说明奇正可悟，但不可学，因为奇正运用的本质在于因敌制权，要随势而动，所以是不能预先筹划、提前准备的，正所谓“惟临时因用，始有奇正之名”[246]。将奇正指代明确化和具体化，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奇正相生，变化无穷”的基本假设，丢失了奇正变化中的隐秘性和突然性，但同时却增加了已经降格为一种战术手段的奇正战法的可行性，并通过不断的练习与配合，能够针对不同的战场情况，熟练应对。所以从训练的角度来看，将奇正从抽象的观念，降格为一种战术动作，仍然是有实际意义的，也符合前文已提到的战略谋划与战术动作之间要相互配合的基本原则。
三人对于奇正的认识，有继承，有发展，也有创见，虽只是点到为止，但还是能让我们感受到这些思想的闪光点。最关键的是，这些思想不是建立在虚空之上，而是建立在对于战争残酷性的深刻认识以及敌我双方实力对比的冷静分析基础之上的，而且是经过战争实践考验后得出的结论，因而更接近于奇正思想的军事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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