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客关系与进攻作战速战速决

《孙子兵法》虽未明确使用“主客”一词，但在其《虚实篇》中已明确表达有这样的意思，“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173]。先处战地，主军补给方便，则易于形成以逸待劳的局面，而客军运输线长，补给困难，缺乏休整，则可能从一开始就陷入被动，所以“致人”一方为主，为敌所致者即为客。张预对主客关系进行了更进一步阐发：“我先举兵，则我为客，彼为主。为客，则食不足；为主，则饱有余。若夺其畜积，掠其田野，因粮于彼，馆谷于敌，则我反饱，彼反饥矣。则是变客为主也。不必焚其积聚，废其农时，然后能饥敌矣。或彼为客，则绝其粮道。”^[174]可以看出，主客是对战争双方战场地位的一种判定，进攻或防守的状态与判定主客地位有相关性，而起关键作用的则在补给。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提出了“变易主客”的思想，即主客地位是随势而变的，是可以主动应对而客观转化的。《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指出，“较量主客之势，则有变客为主、变主为客之术”^[175]，进攻作战要力求速战速决，反对旷日持久。然而当攻方处于“客”军的不利地位时，就要力求“变客为主”，方法就是“因粮于敌”，而对敌时则尽量使之“饱能饥之，逸能劳之，是变主为客也”^[176]。问题不在于处于何种战场地位，关键在于取胜的方法要恰到好处，即时机的选择，“故兵不拘主客迟速，惟发必中节，所以为宜”^[177]。

以后的兵家对于主客关系的基本认识未超出上面两部书的讨论。但亦有一些兵书将主客关系过度地推衍与玄虚化，将阴阳五行、天象、风候等玄学因素用于主客地位的判定上，给主客关系增加了神秘主义和不可知论的成分。如《虎钤经》中有“静为主，动为客。敌上胜气，有如门上楼，如杵如枝，或曰赤为木，我则俟金时自西击之，可克矣，水日水时不可也，水能生木故也。敌上胜气，或赤如火光火烟之伏晕，晕而起者，木日木时不可也，为木能生火也。日为火，亦俟水时自北击之，可克矣。敌上胜气，如白粉者，白为金，水日金时皆不可也……”^[178]。不可否认，时机和方位的选择对于主客关系确有影响，但不能因此而将方位与时机的关系绝对化，更不能将天时或气候作为判定主客地位的主导因素。一般而言，对于主客的分析，如不能与实践相结合，脱离战场实际越远，认识越形而上，指导现实的意义也越小。

“主客”在曾、胡、左兵学思想中占有重要位置，在其文集中谈及主客的文字颇多，对主客关系的本质亦有较为透彻的分析。如曾国藩所言：“凡出队有宜速者，有宜迟者。宜速者，我去寻贼先发制人者也；宜迟者，贼来寻我，以主待客者也。主气常静，客气常动。客气先盛而后衰，主气先微而后壮。故善用兵者，最喜为主，不喜作客。”^[179]实际上，曾国藩将主客地位的判定作为优先考虑的问题，作战或速或迟则是主客地位判明之后方才考虑的事情。如果将领“但知先发制人一层，不知以主待客一层；加之探报不确，地势不审，贼情不明”，其结果必然是“徒能先发而不能制人”^[180]。主客亦是曾国藩看待军事问题的一种基本思维方法，是判定所处地位利弊及作战是积极进取或是后发制人策略的重要标准。既有一种战略层面的判断，亦有战术运用上的考虑。

胡林翼对主客关系的认识，基本限定在有备与无备上，有备则为主，无备则为客。他常以先后、静躁来作为主客地位的不同表现，用以解释主客的关系，“军事到紧要之时，静者胜，躁者败；后动者易，先动者难；能忍者必利，不能忍者必钝；此其大较也”^[181]。相较胡林翼，曾国藩对于主客的认识，似更为大胆，在原旨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延伸和发挥，将主客的关系不再简单地限定于主地与客地，而是扩大到一切能够影响战场主动权的因素上。他在对部将的指示中常对主客之势进行明确划定，规定哪些情况处于主势地位，哪些处于客势地位。在一篇名为《兵》的短文中他集中阐述了对主客的认识：“守城者为主，攻者为客；守营垒者为主，攻者为客；中途相遇，先至战地者为主，后至者为客；两军相持，先呐喊放枪者为客，后呐喊放枪者为主；两人持矛相格斗，先动手戳第一下者为客，后动手即格开而即戳者为主。”^[182]除上面的集中论述外，尚有散见于书信中的其他说法，如“扑营则以营盘为主，扑者为客。野战则以先至战地者为主，后至战地者为客。临阵则以先呐喊放枪者为客，后呐喊放枪者为主”^[183]；再如“扑人之墙、扑人之濠，扑者客也，应者主也。我若越濠而应之，则是反主为客，所谓致于人者也。我不越濠，则我常为主，所谓致人而不致于人也。稳守稳打，彼自意兴索然”^[184]；等等。曾国藩也强调在被动地位下争取主动权，即《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讲的“主客异势”，但对如何争取论述不多。所论最多仍是如何在一开始就尽量避免处于被动地位。可以看出，曾国藩所追求的不是先发制人，而是后发制人，是“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对上面提到的几种关系分别讨论如下：

（一）守城为主，攻城为客

城池争夺战，是湘军与太平军的主要作战形式。曾国藩、胡林翼关于城战的论述很多，基本认识始终未变，即认为，“攻城无良策”^[185]，反对攻坚作战。曾国藩认为，“顿兵坚城，贼常主而我常客，是仆所深恶者”^[186]。这里所说守为主，攻为客，并非泛称一切进攻行动都是被动的，而是专指对太平军的军事行动而言。前期由于绿营毫无战斗力，太平军夺取了长江沿岸大量城池，并以这些城池为依托据守。太平军极善守城，这在曾、左的信中都有提及，如林启荣抢占九江后，湘军用了近五年时间方夺下。所以守城为客，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贼若凭坚城而守，我军仰攻，断难得手”^[187]，从战法而言，较为被动。左宗棠在一份奏折中对攻坚之难作了详尽的描述，他说，“该逆见我军锐气百倍，坚匿不出，穴墙开炮，抵死抗拒。我军于枪炮如雨之中，排队屹立，逾越重濠，肉薄垒下，有攀垒先登而坠者，有入垒被斫而死者，前者被创，后者复进，相持三时之久，贼垒垂破复完，乃收队而还。贼之潜伏清湖者，伺官军收队，突起抄我归路，经安越军于河边扼击，擒斩百余名，鼠窜而去。是日杀贼不过数百，而我军之阵亡者三十余名，带重伤者至二百七十八名之多”，所以最后他感叹道，“盖攻坚之难如此”^[188]。

二是久顿坚城，士气日损。曾国藩说，“军事以气为主，瀹去旧气，乃能重生新气。若不改头换面，长守此坚壁，以日夜严防而不得少息，则积而为陈腐之气，如败血之不足以养身也”^[189]。说明顿兵坚城，不仅会造成无谓的伤亡，更会挫伤士气，而士气是部队战斗力的主要体现。(www.xing528.com)

在经历了初期的几次失利后，湘军的城战策略逐步清晰，“直待贼来扑营，坚壁不出，待其惰归而后出击，亦不远追。如是二日，彼之锐气少沮，我之识力稍定，然后设法击之”^[190]，即利用湘军粮道畅通的优势，围而不攻，以待敌衰，然后伺机而动，或者干脆困死敌人。左宗棠在给王錱的信中也说：“攻城无善策，火箭大炮固佳，然守之善者亦难得手，大约断接济是不易之策，仍在城外用功夫耳。”^[191]湘军安庆之战、天京之战采取的基本就是这一策略。

后期湘军夺获的城池渐多，对攻守与主客的关系认识，略有变化。不再简单地认为攻为客，守为主，而认为，守亦需满足多方条件，方能占据主动，否则作战仍极艰苦。曾国藩给左宗棠的信中说：“守城煞非易事，银米、子药、油盐有一不备，不可言守备矣。又须得一谋勇兼优者，为一城之主。凡备多则力分，心专则虑周。”^[192]

（二）后出为主，先发为客

《老子》中云：“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193]这里强调的不争，是要在军事上主动放弃有利地位，并不含有以退为进的意味。咸丰九年（1859）二月，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兵不得已而用之，常存不敢为先之心，须人打第一下，我打第二下也。”^[194]可以看出，曾国藩的后出为主与老子的思想类似，也是主动让出首发地位，退而求其次。但在具体运用上，曾国藩则将后发为主，先发为客作为一种策略，最终目的仍在于求得压倒性的优势地位，而求取的路径则是先退守或收缩，待敌锋芒逐渐退去后，再反客为主，达到致人而不致于人的目的。曾国藩在指示部将作战时，都会切切叮嘱“决不先去寻贼”^[195]。如他在给胡林翼的信中说：“十九日余军之挫，不知尚可自振否？若伤亡过多，刻难自立，止可令山外、山内各军一概休养，专待贼为扑我，决不先去寻贼。即以近事言之，腊月二十二、正月初六、十九日，三次之挫，皆我去寻贼，惟十一日系贼来扑我。主客胜负之数，了然甚明。竟可用公牍私函切止各军，不再先出寻贼，致人而不致于人。”^[196]

曾国藩所以会采取这样一种方式，是基于对敌我双方客观分析之上的。太平军的战术机动灵活，而曾国藩用兵则老成持重，面对太平军时湘军的作战常显被动。曾国藩曾说，“狗逆（陈玉成）从不先发，最善反客为主（谓搦战不先发也，抄后路则多先发）”^[197]，湘军只能反其道而行之，采取坚壁不出的策略，待敌而动。他说：“见贼不出，即不进击贼巢，不受狗贼之诱，可谓有识。嗣后若能常守此法，山内山外，两边夹贼为营，我势日松，贼势日逼。贼不能不寻我开仗，则我为主而贼为客，狗之二技可破其一矣……再，狗贼二技，弟向日已闻之，然闻其杀回马枪耳，此次乃必于日暮时始逞其技。但闻其好截扎官军后路，逼官军寻它开仗，令官军为客而他常为主耳。此次则不能截官军之后路，而反置彼之后路于不顾，岂果另有他长哉？鄙意：狗贼之计，仍不诱官军去攻他之坚垒，攻他之山险，他为主而我为客；上半日以匪党拒我，下半日乘我疲乏，狗自出巢，逞其猖獗耳。是此次狗以二技变为一技也。”^[198]

《陆军得胜歌》是曾国藩战术思想的集中体现，核心主张就是反客为主，具体表现是：在攻守态势上，不主动向敌营出击，让敌人来扑我营，使敌为主而我为客，即所谓“他若扑来我不动，待他疲了再接仗”^[199]，用的是以逸待劳的原则。在临阵声势和作战动作上，不主动发起进攻，让敌人先呐喊，先放枪，使敌为主而我为客，即所谓：“他呐喊来我不喊，他放枪来我不放”，用的是“再而衰三而竭”的原则。在作战力量的使用上，最初不全力投入，以示己弱，即所谓“初交手时如老鼠，越打越强如老虎”^[200]，用的也是后发制人的策略。再如对部将的指示，“如贼来渔亭扑营，我军各营专心静守，示之以弱，若不欲战者然。待至申酉之际，贼众饥疲，头目欲战，散贼欲归之时，然后出队击之”^[201]，用的则是《孙子兵法》中的“击其惰归”。敌人因我之坚忍不动，进攻盲目而难以奏效，我虽后发制人，但若打到敌人薄弱环节，致命之处，敌人必败，从这个意义上说，“后发制人”反先致敌于死命。

曾国藩区分主客的目的在于发挥己之优长，避免己之弱点。从他对主客关系的认识上看，相对僵化，大体上不抢先者均被理解为主，且认为为主者则必能获得战争胜利，实际上是将运动的战争变作静止的战争。从他的书信中，我们很少能看到机动作战、积极进取的言论，而是一味强调收缩，一味固守。他反对草率出战，反对攻坚作战，反对没有章法的一味蛮战。我们当然可以认为是曾国藩的指挥能力偏弱，应敌变化不强，故而采取这种后发制人的策略。但这样的做法，又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军事决策上，无绝然的对或错，只要战略与战术能够紧密配合，设定好的战略意图能够达成即是好的、正确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曾国藩对主客的认识，关键在于战略与战术配合一致。战略上的先手与作战上的后手，在曾国藩看来都是“以主待客”。没有战略上的靠前处置，就不可能掌握战术活动的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