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指出“人才以陶冶而成”[159]，湘军军官为层层选拔，且文人占相当比例，慎选只能保证所选人员具备成为合格军官的潜质，而要真正成为独当一面、能当大任的将领，则须有必要的熏陶与历练。“军旅之事，非学不精；行列之才，非历练不出”[160]，否则“有用之才，然不善造就，则或好义而不明理，或有刚气而无远虑，皆足以偾事而致乱”[161]。湘军未设近代军事学堂，对军官的培养主要有三种途径：
（一）战场历练
曾、胡、左三人均重视作战经验的累积，左宗棠称：“军旅之事，百闻不如一见”[162]，又说，“理可凭虚而悟，事必亲历而知，非练习之深，不敢深信也”[163]。曾国藩也说，“天下事未阅历者不可以臆测，稍艰难者不可以中阻”[164]，“必周历而后识险易之情”[165]，即要亲自感受方有体会。历练即通过真实的战争学习战争，验证或修正兵书中得来的军事认识，使学战军官逐步建立战场意识，使思维更贴近战场实际，而不是将战争永远视作纸上之物。左宗棠称：“营官随大队接仗，数十战之后，历练必多，部下人才，优劣亦审，方期渐有把握。否则贸然任重，颠蹶堪虞，不但误国，兼以自误，殊非所取。必不得已而出，则学战为宜。若从容坐啸，乖其素愿矣。”[166]
（二）以营务处、粮台等机构作为储才之所
湘军设有幕府机构，下有营务处，“所以赞画戎机、经理庶务，由统领大员派员承充”[167]。一旦有人才被选入军中，长于治军的，就安置到营务处，使他们历练军务，以为日后将才之选。“营务处之道，一在树人，一在立法。有心人不以不能战胜攻取为耻，而以不能树人立法为耻。树人之道有二：一曰知人善任，一曰陶熔造就。”[168]此外还有粮台、转运局等机构，担负日常的粮运保障任务。精于综核的人才，则会被安排到这类机构。晚清后期的著名人物，如刘蓉、李鸿章、李瀚章、郭嵩焘等都曾有过幕府经历。(www.xing528.com)
（三）言传身教
曾、胡、左三人均重视对人才的言传身教，要求后进处处留心，以对待学问的态度学战。曾国藩曾说：“讲究之法，不外学问二字。学于古，则多看书籍；学于今，则多觅榜样。问于当局，则知其甘苦；问于旁观，则知其效验。勤习不已，才自广而不觉矣。”[169]小到个人治心治身，大而治军治饷，曾国藩像师傅带徒弟一般，一无保留地倾囊相授。在他的批牍和与部将的书信中，此类训话俯拾皆是。如咸丰十年（1860）他向李榕传授“抽队出赴前敌打行仗之法”，讲解极为细致。“三千人营中抽出六成，约千八百人，分寄鲍、蒋两垒之中，蒋军八墙可寄千二百人，鲍军中前右三墙可寄六百人，或尽寄蒋军墙中亦可。遇开仗时，我千八百人单打一路，蒋军墙内添锅帐而不另筑墙子，请蒋之长夫代我军煮饭，我只送米价、菜价与他，不必另带长夫也。下半日去灯时至蒋营，次日停住一日，第三日晨饭后归；下半日又另派千八百人去，第四日停住一日，第五日晨饭后归。如是轮流，率以为常。遇打仗时，则随同打仗，不遇开仗，则闲住闲归，聊代哨探，既可援助前敌，又可使我军学习战事，免致猝遇大敌，忙然无措也。”[170]再如，向宋梦兰传解守拙心法，“打仗要队伍整齐，开枪不可太远，上半日要寂静，下半日收队时要不散慢。弟昔作有《得胜歌》云：‘起手要阴后要阳，出队要弱收队强。初交手时如老鼠，越打越狠如老虎。’虽粗浅之言，而精者不外乎是。……贼匪最谲诈，吾辈读书人大约失之笨拙，即当自安于拙，而以勤补之，以慎出之，不可弄巧卖知，而所误更甚”[171]。
曾、胡、左最看重人才，所花心思也最多。尽管提出了要用陶熔造就之法，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才短缺，但无论是学战、陶熔之法，或是手把手地传授，靠的仍是个人悟性，而不是建立一套严密、完善的教育体系，左宗棠就曾感叹，“大抵营务处之设，有隆其事寄者，亦有等诸虚设者。得其人则崇其事权，虚衷委任可也；不得其人则躬亲经理一切，战事则与各统将谋之”[172]，所以，仍然无法稳定地建立起具备基本军事素养、有一定专业能力的人才队伍。越到湘军后期，专业化装备越多，此种方式则越显力不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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