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忠义血性为总要求
曾国藩认为，清廷最应当担心的不是太平军的造反，而是统治集团本身的物欲横流、人心陷溺。他说，“方今天下之乱，不在盗贼，而在人心；不在愚民之难治，而在士大夫之好利忘义而莫之惩”[81]。绿营内部一派衙门作风，巧滑油惰之人居于上位，部队风气因此败坏，此类人“无事则应对趋跄，务为观美，临阵则趑趄退避，专择便宜，论功则多方钻营，希图美擢，遇败则巧为推诿，求便私图”[82]，对这样的人“责其忘躯冒险，踔厉迅发以赴事机”[83]，是根本做不到的，这样的军队也不可能有战斗力。因此，要应对来自太平军的冲击，当务之急是要发现并聚集一批有真才实学，能够为国家尽忠职守的优秀将领。
什么样的人可称得上合格的将领？曾国藩对将领的要求颇高，“须智浑勇沉之士，文经武纬之才”[84]。那么什么样的人才具备这样的素质呢？胡林翼认为：“求将之道，在有良心，有血性，有勇气，有智略。”[85]曾国藩则将这四点归结到“忠义血性”四字上，他说，“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86]。又说，“带勇之人，概求吾党血性男子，有忠义之气，而兼娴韬钤之秘者”[87]。何谓忠义？曾国藩的解释是“不忘君，谓之忠；不失信于友，谓之义”[88]，而且“忠不必有过人之才智，尽吾心而已矣”，其最高境界是“能剖心肝以奉至尊”，不藏丝毫的“巧伪”[89]。何谓血性？即存在于人们身上的一种淳朴的冲动。利用血性来为忠义服务，能够克服绿营的劣习，保持所建新军的活力与朝气。
“忠义血性”是曾国藩选人、用人、治军、治政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他借以团结一批封建文人、最终战胜太平军的精神力量，使得湘军将领群体渐次达到“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及其余”[90]的目的。“忠义血性”确实揭示出一个命题，就是道义感、责任感、使命感本身所具有的智慧力量。这种道义、责任、使命，既是一种指向，也是一种刚健而持久的动力。蔡锷评价曾国藩“忠义血性”的将才观时说，“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尤为扼要探本之论，亦即现身之说法”[91]。
（二）“朴、德、恕、廉、明”的将领素质
除“忠义血性”这一选将基本原则外，曾、胡、左也规定了将领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左宗棠认为，“知人不易，大约以廉耻、信义、刚明、耐苦为大界画，出乎此者，虽才不足倚也”[92]，主要指向将领的内在品质。曾国藩的标准略有不同，除关注内在外，也重视外在品质。他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则诸勇必不悦服；不勤，则营务巨细，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士卒乃可效命，故次之。为名利而出者，保举稍迟则怨，稍不如意则怨，与同辈争薪水，与士卒争毫厘，故又次之。身体羸弱者，过劳则病；精神短乏者，久用则散，故又次之。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则万不可带勇。”[93]曾国藩后来又说，“大抵拣选将材，必求智略深远之人，又须号令严明，能耐劳苦，三者兼全乃为上选”[94]。
1．朴
曾国藩一反中国重谋尚智、务奇尚诈的传统思维，而以朴拙作为建军和治军，甚至对敌作战的根本。基于这样的认识，曾国藩治军“务求蹈实”[95]。在谈到才略与朴质之间的关系时，他说：“大抵观人之道，以朴实廉介为质。以其质而傅以他长，斯为可贵；无其质则长处亦不足恃。甘受和，白受采，古人所谓无本不立，义或在此。”[96]他对那些“心窍多”，以大言取宠，巧语媚上的“浮滑”之徒深恶痛绝，他说，“将领之浮滑者，一遇危难之际，其神情之飞动，足以摇惑军心；其言语之圆滑，足以淆乱是非。故楚军历不喜用善说话之将”[97]。曾国藩的选人标准之一是“朴”，与“质”实同义，即不夸夸其谈，做事踏实而有条理，肯做艰苦的细致工作。
在选将专取朴实这一点上，胡林翼、左宗棠与曾国藩有相同的认识。胡林翼认为，“将材难得，上驷之选，未易猝求。但得朴勇之士，相与讲明大义。不为虚骄之气、夸大之词所中伤，而缓急即云足恃”[98]。又说：“军中取材，专尚朴勇，尚须从有气概中讲求，特恐讲求不真，则浮气客气夹杂其中，非真气耳。”[99]左宗棠也认为，“从来兵事，最宜质实之人，最不宜浮文巧诈之人”[100]。选人则以“质地悫实”[101]作为第一品质，能力不足的可以在日后弥补，心浮气躁者表面看似灵光，实则最易误事。他对能言之人保持了高度警惕，在给王錱的信中，左宗棠说：“吴子序议论才辩，最易动人，未必能战。”[102]他在组建楚军时，特别强调“取人总以朴实为主，多一分文，少一分质，于兵事尤不宜也”[103]。在平日治军中也要求将领不要沾染上浮夸虚饰之气，不搞花架子，不投机取巧。
2．德
曾国藩选将、用人注重德行操守，而且要求把这种德行操守落在脚印上，践履到实处。曾国藩在论述德与才的关系时说，“德而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以主之则近于小人”[104]。在他看来，智可因忠而生，忠不必有过人之智。他说，“能剖心肝以奉至尊，忠至而智亦生焉；能苦筋骸以捍大患，勤至而勇亦出焉”[105]，认为人的才智不是天生的，只要具备了至德、忠心，才智可以通过学习和锻炼得来。因此，有才无德者不足取，必须先取有德者。他也提倡“以‘劳苦忍辱’四字教人，故且戒官气而姑用乡气之人，必取遇事体察、身到、心到、口到、眼到者”[106]，即“筋力健整、能吃辛苦之人”[107]，“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108]之人。(www.xing528.com)
左宗棠在用人上也特别重视“德”。他认为，“用人之道重才具，尤重心术。才具者政事所由济，心术者习尚所由成也”[109]，对于心术不正而有才之人，左宗棠认为，“亦只长恶济奸、自便其私而已，于实事何益？”[110]所以，选将应当把道德标准放在重要位置。在用将上，左宗棠同样强调德，认为对将领不须求全责备，但道德上应当过硬，“用人之方，自古难责以备。而行阵之选，求全更难。其人但使勇于赴敌，而骄恣不生；廉于殖财，而军民不困，则制贼有其本，而已乱可止，未乱者不至于乱也。至于方略之优长，机宜之允协，则求诸古昔名将盖亦难之”[111]。
3．廉、明
“廉”即“廉洁”，无贪财之心，虽是个人操守问题，但与部队风气的影响却关系匪浅，胡林翼认为，“兵易募而将难求，求勇敢之将易而求廉正之将难。盖勇敢倡先，是将帅之本分；而廉洁正直，则粮饷不欺，赏罚不滥，乃可固结士心，历久长胜也”[112]。曾国藩也认为，“以廉明信义固结弁勇之心，勤加操练，枪炮打靶，蓄锐待时，自然所向无敌”[113]。可以看出，对于将领而言，廉正已非个人问题，而关乎军心士气，甚至影响战斗力的强弱。曾国藩则对其中的内在逻辑进行了进一步的申说，他说，“兵勇心目之中，专从银钱上着意。如营官于银钱不苟，则兵勇畏而且服；若银钱苟且，则兵勇心中不服，口中讥议”[114]。要使兵勇心悦诚服，将领“必先尚廉介”[115]，而欲求廉介，则“必先崇俭朴。不妄花一钱，则一身廉；不私用一人，则一营廉；不独兵勇畏服，亦且鬼神钦伏矣”[116]。
“明”指“明察秋毫”“明辨是非”之明，亦指精明，与见识、学问、视野有关，但亦与态度认真与否有关。曾国藩认为，“明有二端：人见其近，吾见其远，曰高明；人见其粗，吾见其细，曰精明”[117]，又说，“‘明’之一字，第一在临阵之际，看明某弁系冲锋陷阵，某弁系随后助势，某弁回合力堵，某弁见危先避，一一著明，而又证之以平日办事之勤惰虚实，逐细考核。久之，虽一勇一夫之长短贤否，皆有以识其大略，则渐几于明矣。得‘廉明’二字为之基，则‘智’‘信’‘仁’‘勇’诸美德可以积累而渐臻。若不从此二字下手，则诸德亦茫无把握”[118]，所以曾国藩对带勇之人的要求，“‘不苛求乎全材，宜因量以器使’，然血性为主，廉明为用。三者缺一，若失輗軏，终不能行一步也”[119]。
左宗棠用人则把“廉干”作为标尺。廉即言人之德，“干”即干练，然而德才兼备之人少之又少。“廉仅士之一节耳，不廉固无足论，徒廉亦无足取”[120]。左宗棠本人“钦符十余稔，从未开支公费，官中所入则以给出力将士及亲故之贫者，岁寄家用不过二十分之一”[121]。古人常讲的“廉不言贫，勤不言劳”，左宗棠则完全做到了，故最能得将士之心。
4．坚忍有谋
胡林翼认为：“将以气为主，以志为帅。专尚驯谨之人，则久而必惰；专求悍鸷之士，则久而必骄。兵事毕竟归于豪杰一流，气不盛者，遇事而气先慑，而目先逃，而心先摇。”[122]所以“兵事以人才为根本，人才以志气为根本，兵可挫而气不可挫，气可偶挫而志则终不可挫”[123]。将领要智勇双全，“必须智略足以知兵，器识足以服众，乃可胜任。总须智、勇二字相兼，有智无勇，能说而不能行；有勇无智，则兵弱而败，兵强亦败。不明方略，不知布置，不能审势。不能审势，即千万人终必败也”[124]。其次，除了勇气和智略，将领还要“好勇而能知大义”[125]，“上将之道，严明果断，以浩气举事，一片纯诚；其次者刚而无虚，朴而不欺，好勇而能知大义”[126]。这里所说的“良心”“血性”“大义”，概而言之，就是一种强烈的忠诚感、道义感和责任心，也即政治上的为国尽忠的自觉性。胡林翼还认为，“军事到紧要之时，静者胜，躁者败；后动者易，先动者难；能忍者必利，不能忍者必钝，此其大较也”[127]。因此，他也将“坚忍”作为考察将领合格与否的一项重要标准。
三河之役后，由于总体的作战思路已由先机制敌而变为待敌而动，因此统将除要具备忠、义、谋、勇等基本素质以外，还必须有超常的决心和忍耐力。对于围城打援这类战法，特别要求将领具有坚忍之心，在坚忍中等待时机到来，只有“必有所忍，乃能有所济；必有所舍，乃能有所全”[128]。实际上，坚忍待敌对将领的考验丝毫不亚于任何一次进攻作战。胡林翼在湘军进围安庆前后为避免多隆阿不耐坚忍，轻举妄动，曾连续多天，连篇累牍规劝多隆阿，要“坚忍以待”，并告诫他“躁者必败，静者必胜”[129]。
左宗棠对“谋”的认识与胡林翼基本相同，但他并不认为所有层级的将弁都要有谋，他认为，“谋”只是统将应具备的素质，而僚佐或偏裨则只要能够执行统将的意图即可。他说：“频年涉历军事，于用人一事颇尝留心。大抵贵谋贱勇一说，未可尽恃。盖好谋而成，原是统将之事，未可尽以此望之偏裨僚佐。”[130]对于谋与勇的关系，左宗棠也有自己的看法，他将勇置于谋之前，认为作战“窃谓才之难得，不在谋而在勇”[131]。他说：“汉高百战而得天下，其《大风歌》则曰‘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是真阅历有得之言。留侯、曲逆，若不得韩、彭、绛、灌之流，亦不能济事。”[132]然而勇有为公为私之分，他赞成为国之勇而反对私斗之勇，认为只有为公之勇才合乎道德，也是有德军人应当热衷的，否则只是小人之勇，他说，“语曰：‘君子义以为上，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至哉言乎”[133]！要做到勇于为公，勇而有德，军人就应有强烈的忠君信念，离开了忠，勇也即离了公，即“但勇不本于忠，则亦非所谓勇耳”[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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