阵法是传统兵书的重要内容，常作为奇正思想的实例化表现，被赋予变化无穷的特质，如《阵纪》所言，“军而无阵，犹人之无四维，虎之无山谷，不可以一日存也”[1]。在《握奇经》《太白阴经》《阵纪》等兵书中，均大篇幅地介绍传统阵法的种种阵形及繁复的变换方法，《武经总要》中收录的阵法更有数十种之多。但从实践的角度看，除少数阵法有过用于实战的记载外，多数阵法仅存在于练兵场，有些更仅存在于兵书中，是被文人丰富的想象力无限推衍后的结果，并无实际作战意义。
一般而言，用于实战的阵法人数都不会太多，阵法越繁复，参与人数越多，动作协同越困难，用于实战的可能性越小。中国古代真正用于实战的阵法是戚继光的鸳鸯阵，以及在鸳鸯阵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三才阵、大三才阵等阵法。这些阵法均是小队阵法。小队阵法，由于人数较少，变化简单，易于掌握，更可能用于实战。
除面向实战的阵法外，还有一类是面向训练或校阅的阵法，一般认为是不切实用的代表。越在和平时期，此类阵法的变化越繁复。以绿营为例，列有名号的阵法不下数十种，诸如“一字长蛇阵”“一品荣封阵”“三台阵”“八面迎敌阵”“梅花阵”“御马方城阵”“双龙阵”“两翼迎敌阵”“雁门排列阵”“追敌冲锋阵”“三层奏凯阵”“一字得胜阵”等等。[2]从一定意义上讲，此类阵法对于提高部队的团队意识，建立士兵间的相互信任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此类阵法偏离了面向实战这个第一目的，将实际战场可能的变化因素排除在外，同时掺杂进诸多表演性的成分，操演时完全按照固定模式、固定的套路，依程序步步推进，追求场面与气势的宏大，更类似于一种集体体操，有美感，但实战意义不大。此类战法，历来被实战兵家斥为花法，予以屏除。左宗棠曾对绿营的此类阵法有过批评，他说：“其练之也，演阵图，习架式，所教皆是花法，如演戏作剧，何裨实用？”[3]曾国藩也曾在校阅直隶练军后说：“凡演急战阵、藤牌阵、连环阵三图，每图六七变，皆花法也。”[4]
此外还有由文人臆想出来，仅停留于纸面，而无现实操作可能的阵法。这类阵法名目极多，历代兵书多有记录，如《阵纪》中提到过“孙武之方阵、圆阵、牝阵、牡阵、雁行阵、罘罝阵、车轮阵、冲方阵、常山阵者，皆唐人裴绪所作。嗣而王氏分配八阵，李筌附之而有天覆、地载、风扬、云垂、龙飞、虎翼、鸟翔、蛇蟠之名”[5]。这些阵法大多遵行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如许洞曾说：“敌为弯阵，我以飞鹗阵应之；敌为直阵，我以重覆阵当之；敌为突阵，我以长虹阵当之；敌用兵四面围我，我以八卦阵当之。”[6]强调不同阵法间的相生相克，是将阵法推向神秘主义和不可知论，是抽离了给养、兵员、道路、山川、敌情、我情等大量真实作战中必须掌握的要素后，高度抽象化的结果，所以何良臣才会说，“阴符家每好穿凿，或假知兵之名，而妄作阵图，为害深矣”[7]。《武经总要》也说，“废阵形而用兵者，败将也；执阵形而求胜者，愚将也”[8]。尽管文人创造的这些阵法多是凭空臆造，既经不起实践检验，对于实战也无指导意义，但却长期存在于历代兵书中，一方面使阵法披上了一层神秘主义的面纱，使本该在实践中落地的阵法在玄学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同时也加剧了空疏的气氛在兵学中的弥漫。
湘军统帅对于阵法的认识受戚继光的影响很大，在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三人书信中，提及戚继光的地方不下20余处，其中涉及戚氏阵法的亦有多处。曾国藩对阵法的基本认识是，“技艺极熟，则一人可敌数十人；阵法极熟，则千万人可使如一人”[9]，充分肯定了阵法在实战中的作用，同时也认为，“用兵亦宜有简练之营，有纯熟之将领，阵法不可贪多而无实”[10]，即阵法必须以实战为导向，避免绿营阵法训练中的花式之法。
湘军建立初期，对于阵法尚无独立认识，而基本采用兵书成法，曾国藩就曾说，“阵法初无定式，然总以《握奇经》之天地、风云、龙虎、鸟蛇为极善。兹以五百人，定为四面相应阵，以为凡各阵法之根本”[11]。大队阵法以《握奇经》中的奇正变化为本，小队则以鸳鸯阵、三才阵为本。训练中要求士兵熟练掌握这些基本阵法，“每十人一队，皆习戚氏之鸳鸯阵、三才阵，以求行伍不乱”[12]。随着部队战斗经验的提高，以及部队装备火器的增多，湘军阵法不再机械式地照搬，而能够跳出戚继光阵法表面的框框，根据实际的人员、武器、敌我双方的优势对比等情况创造性地加以改造。如曾国藩所言，“未可浮慕戚氏教阵之虚名，反忘场上目击之实效”[13]。虽然此时湘军的阵法仍冠以鸳鸯阵、三才阵等名目，但与戚继光时代的同名阵法已有实性的不同。具体而言，湘军在作战中常用的阵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鸳鸯阵
戚继光的鸳鸯阵以11人为一个战斗单位，队长居前，其余10人分为二列纵队，前2人为藤牌手，次2人为狼筅手，其后4人为长枪手，最后2人手持镋钯等短兵器。作战时，藤牌手持牌低头前进，由狼筅手防护左右。长枪手跟随狼筅手刺杀敌人，短兵手负责救援长枪手。该阵法运用的要旨在于短长互用，扬长避短。这是一个长短兵器互相救援掩护、攻防兼备的纵队战阵。鸳鸯阵是基本阵形，在此基础上，可衍生出人数更众，配合更为复杂的两仪阵。两队合编而为两仪阵，仍以藤牌居前掩护，长兵在后冲击，短以护长。其特点与鸳鸯阵类似，亦在发挥长短兵器相互配合而形成的整体优势。
湘军的鸳鸯阵，除有长矛、短刀外，还增加了鸟枪，仍以两列对敌。湘军初建时装备的鸟枪、抬枪均为前膛枪，弹药装填费时，射速很慢，约每分钟1—2发。鸟枪或抬枪在两次装弹间隙，极易受到敌方攻击，无法单独使用，所以湘军鸳鸯阵突出了刀矛对火器的防护作用，曾国藩在解释湘军火器与刀矛各占一半的原因时说，“戚南塘论兵器以长矛为第一技艺，近来专讲枪炮，遂将长矛弃置不论，实则劲敌苦战，必须有长矛紧护火器，乃可立于不败之地”[14]。可以看出，湘军的鸳鸯阵与戚氏鸳鸯阵在武器构成上虽有不同，但阵法的要旨一致，仍在发挥长短互用的精髓。
（二）三才阵
戚继光的三才阵为鸳鸯阵的变形，呈三角形，两长兵在两角，两短兵合在一处在下角。可以看出，戚氏三才阵仍为小阵，湘军三才阵则为大阵，兵力以哨为单位。湘军中鲍超所统霆军和刘长佑所部楚军常以三才阵对敌。《霆军纪略》中对于三才阵有比较细致的说明。按《霆军纪略》，一营勇丁六哨，每哨百人，临敌时，留二三成队用于防守，其余队伍分三路进兵，每路各有一哨，是为前敌之兵。所谓三才，即以两哨分列于队伍后方，“或张两翼旁出包抄；或因前敌得势，并力乘贼；或恐前敌不支，出生力突起叠战，是为策应之兵。合前敌三路言之，实象五行。若遇四面受敌，则以四哨结为方阵，四面应之。以一哨居中策应，亦五行式也”。这是就一营出队而言，如果五营同时出动，“则三营分三路进兵，路各一营，以两营分备接应。若各营各哨分追败匪，则每营以数百人分五路截杀，每哨亦自以百人分路截杀，或分或合，变化无方。总不外三路进攻，两路策应之法。分之则数百人、百人不嫌其少，可收以少胜众之功。合之则万人、数万人不嫌其多，且有多多益办（善）之妙”。霆军自咸丰十年（1860）马步勇丁逐渐增加至三十余营，临敌时以一分统所部数营为一路，五路并进，马步一万数千人，“静如阴阖，动如阳开，无坚不摧，其阵法实变而不变”。[15]可见，这种三才阵既能发挥集团进攻的优势，同时兼顾防守，是一种攻防兼备的阵法。
刘长佑所统湘军的三才阵“体兼动静，有虚有实，可变诸阵形势”[16]，既可出奇设伏，又可相机策应。该阵以三成兵力为策应，“马队分列四隅炮车之后，相机进止”，如“贼在后路，左、后两队为正兵，中队与前、右两队亦可出奇设伏，相机策应。贼在左边，中队与前、左两队为正兵，右、后两队可备策应。贼在右边，中队与右、后两队为正兵，前、左两队可备策应。又如贼在四隅，前、左、右、后皆为正兵，中队亲兵、游兵仍可相机出奇。惟中队派出策应之兵。少则三成，多不过五成，马队分列四隅炮车之后，相机进止”[17]。刘长佑所部三才阵，形制与霆军略有不同，但主旨一致，即使部队形成一个整体，通过担负不同任务部队的合理配置，减少弱项，形成相互策应的局面。
（三）一字阵或大一字阵
所谓一字阵，是呈一线对敌的阵法，类似西方近代线式战术，这是火器大规模装备部队后产生的新的阵法。其主要形式是，在第一列前锋齐射后，后退装弹，第二列再齐射，如此交替射击。这种交替射击的方法也称为进步十连环，即连环射击之意。战术动作的要旨在于，保持整齐的战斗队形，有序进行射击，如曾国藩所言，“敝处教人专好用‘一字阵’。无论何阵，皆由‘一字阵’变化出来，只要‘一字’匀挑不敌，便处处有整齐之象。至于交锋之际，则惟进步连环、退步连环二阵最为适用”[18]。
对进步连环，描述最完整清楚的仍为《霆军纪略》。“所谓进步连环者，如十人为一棚，出七成队，则什长执旗引队，余六人鱼贯随进至应击贼处。若系枪队，则什长后之第一人执枪，进至什长之侧，向贼施放，不中不发，发则随即装枪，不退一步。当第一人放枪甫毕，第二人已乘势出乎其前，依式放枪，其余三人递进如之。至第六人放枪甫毕，第一人又已乘势出乎其前，为第二轮，即接放数轮，皆用此环进之法。”由于射击轮替不断，步步推进，对敌可形成火力压制，同时也可使己军“勇者不得独先，怯者不得独后，并使怯者化而为勇，勇者不至误用其勇，劳佚有节，步伐有度，势极紧凑，要自好整以暇，无急遽凌乱之虞”[19]。该阵法以矛队与枪队相间，分行齐出，“枪队左右顾皆有矛，矛队左右顾皆有枪，敌逼近，枪不及施，则矛队奋力格斗。敌稍退，矛不中用，则枪队乘势轰击。当矛手鏖斗时，枪手亦乘间施放，矛队之前数人与贼搏战，后数人又乘势抛掷火弹烧贼。短长互用，奇正相生，无形格势禁、应接不暇之虑”[20]。敌人逼近时，霆军不像其他湘军将劈山炮运回阵地，以防遗失，而是随枪矛队逐渐前移，择机点放，仍采用进步连环之法，马队或抄或冲，或追或截，亦仍用连环叠进之法。[21]在《能静居日记》中对湘军“一字阵”有不同的评述：“湘军出战多一字站队，勇者、行速者突而居前，弱者、行迟者落而在后，败退亦然，故队伍多不整。”[22]
除了“一字阵”之外，尚有“二字阵”或“两层大一字阵”。曾国藩曾说：“打仗用二字阵最好，前一层打冲锋，后一层排立不动，最易取胜，屡试屡验。若被捻匪四面包围，即将二字阵变作方城阵，前一层站前、左两方，后一层站右、后两方，亦足自保。”[23]两层大一字阵实际上就是二字阵。在霆军中常用两层大一字阵而不用二字阵之名。“所谓两层大一字阵者，各队分行而进，合数十百队齐进，横视之则有似一字也。前敌三路统为一层，策应两路统为一层，大致分之，则有似两层也，合两层言之则有似二字阵也。”[24]
多隆阿所统之军亦归曾国藩节制，但在编制和武器配备上与曾国藩直接统率的部队有较大差异。曾国藩曾比较过他所统带之湘军与多隆阿所部在编制上的差异，“每哨之下，敝处仅有护哨六名；尊处则添队长、蓝旗、大炮、喷筒等为一棚。其余八棚，敝处分别枪炮四棚、刀矛四棚；尊处则每棚皆有枪炮、长矛。……其站队之法，敝处每哨八棚即站八队；尊处则八棚分为十六队”[25]。制度改变了，阵法亦因之而变。多隆阿的进步连环之法：“每哨十人为一行，四哨四行，中哨在行之间稍后。其进法，行首一人，火器一发，刀矛一刺一击；行尾一人，趋至其前，亦火器一发，刀矛一刺一击。如是连环而进。其退法，行首一人，火器一发，刀矛一刺一击，旋身退至行尾站立；第二人火器一发，刀矛一刺一击，旋身退至行尾站立。如是连环而进，每趋进半里许，即止步齐队。其包抄逐北，皆以马队为之，故其军难败。”[26]
（四）两翼阵
该阵法行则为阵，止则为营，“视贼来路，前、后两端可以互为首尾”[27]。在刘长佑的《畿辅练兵营规》中，对于遇敌不同情况的应对之策，有细致说明。如果前方遇敌，即于中队内分出五成，列于阵首大炮之间，以便应敌。马队则紧跟阵尾站定。如果后路有敌，先令马队收入阵中，分左、右站定，次派中队五成横于阵端，与左后队齐。如敌人分从左右两路夹攻，则马队分列阵之两端，待某路敌人战势稍却，即快速将敌冲散。如果敌人缠斗不休，仍退回阵中。如果两路敌队同时退却，我军马队只宜向一路追逐，以防敌诈退，中其埋伏。[28]
（五）平地专用茶盘阵
此阵法见于《临阵心法》，出队分四哨，站匀四围，而以亲兵居中。前哨向前，枪炮定须各尚矮庄、跪庄，连环并进。前锋要平胸向前，以抵贼之胸腹，既不可高下失宜，又不得精神散漫。火蛋则俟仅离近数丈，乃可奋力抛击。左、右、后三哨及亲兵仍作四方阵，面向前进，但队伍不得远隔，以防马贼冲入扰乱。若遇后面紧急，速将队伍趋重后面，以前哨改为后哨之接应，如左、右两边要紧亦然。“总宜队伍整齐，不可一人走乱，又不得喊呐叫嚣，如有三五营同路打仗，均照前样推广行之。”[29]
（六）方城阵(www.xing528.com)
方城阵，又称四方阵，“即阵即营，可战可守，以逸待劳，以寡敌众，以静制动，以整击散，在北方最为相宜”。其基本要求是：“外阵不可太疏，亦不可太密。除枪炮、刀矛各起队伍以次排列勿稍松懈外，其中间空行仍要分明，庶可进退自由。内阵不可太虚，亦不可太实。除军火、行粮各项车辆分段安扎勿稍错杂外，其周围余地仍要通畅，庶可往来无阻。马队在内阵之外，外阵之内，亦须均匀排列，不得有碍往来。”[30]
方城阵应对快速机动之敌颇为有效，所以湘军在镇压主要以骑兵为主的捻军时，对该阵法使用最多。捻军惯用迂回包抄的“打圈”战术，对清军威胁极大。[31]曾国藩、左宗棠都主张运用方城阵对付捻军的骑兵，左宗棠说，“捻骑众多，利在平原，与发贼异。官军仍以剿发逆之法剿之，队伍不整，勇怯不齐，枪炮施放太早，皆所不免，忽遇万马奔腾，心惊目骇，遂致被其冲突包抄。似宜改易故技，讲求阵法，先制其冲突，而后放枪炮；先立定脚根，而后讲击刺，庶有把握”[32]。曾国藩又说，“寿卿所论一字阵不如城墙阵，惟其面面应敌，所以不怕包抄。闻该逆用兵，善于示弱。凡初合战而败，或相持未久而败，皆不可追。追则彼正兵缩而后，奇兵张而前，俟奇兵合，而正兵复回，则我军已为所包裹而不能自脱”[33]。
曾国藩对方阵曾给予过很高评价，并建议鲍超舍弃霆军惯常使用的一字阵，而改学铭军的方阵，因“一字横排，势长而不能顾后面，方阵则能四面御敌”[34]。关于铭军的方阵具体形式，无从查考，但曾国荃关于湘军阵形的一段文字，当可作为理解铭军方阵运用的参考。曾国荃说：“亦系学捻逆之结多阵也以凭四面抵御。每战十营之中，只以二三营交锋，其余七八营概系防其包抄。推之三十营，只可用八九营交锋，其余皆宜作接应，以防贼马之包抄为妙。行列必须蹴整，为出队修队之地。贼败之后，即欲乘势穷返，万不可散漫队伍。必先以探马逢村搜村、逢林搜林，乃可预防其伏贼。如此击之，方为万全之策。”[35]在这段文字里，曾国荃特别强调了队形要疏整，不可散漫，目的是要发挥阵形整体对敌的优势，同时也是为了防备捻军抄袭伏击。可以推知，铭军方阵的功能应当大体与曾国荃所说的阵形类似，意在发挥阵形的整体优势。
除以上见于实战的常用阵法外，在曾国藩的奏折及来往书信中还曾提及过“五行阵”“速战阵”“常山蛇阵”“九枝连花阵”“六叠连环阵”“三迭枪阵法”“撒星阵法”等，但仅有名称，未见更具体的描述。
从上面简略的介绍可以看出，湘军的阵法均不复杂，即使是大阵也只是基本的兵力布置和任务分配，无任何神秘之处。湘军后期作战均强调要依营垒或战壕，绝对意义上的野战并不很多，作战则主要以围城打援为主，即主要以营盘为依托，相机歼敌。左宗棠曾在给王錱的信中对于湘军后期采用的战法有准确的预测，他说：“诸军顿于坚城之下，专以长围为得计，似非十全之策。盖贼止一城，则悉力锁围，待其久而自毙可也。今贼以数千之众缀吾数路之师，我兵少则不能合围，我兵合围则不敷分布之用，师老饷竭，求与贼一战以决胜负而不能；而贼得以其余力肆毒他方，迨吾力既竭，而仍以大股乘之，每为所败。于是并长围困贼一着亦不行矣。是宜早为决计，以挽大局。弟上年曾以择要地坚筑老营，分兵四出，肃清旁县为说。其筑老营也如城然，取其小而固，多开枪炮眼，多置枪炮，专主守；其分兵四出也，务乘机蹈瑕，相机策应，专主战。城贼如扑营，则枪炮以轰之，亦如我之攻城，必伤精锐也。贼如围营，则游兵回援，可以夹击。贼如分股游掠，吾亦分兵应之，是我常有争锋逐利之事，得反客为主之势，不强于老对坚城，求战不得哉？”[36]
总体而言，湘军阵法的主要特点：一是兵器上的长短相间，击远与救近的兵器要能形成配合。二是人员上的奇正互用，要有担负正面当敌的人员或部队，也要有侧翼包抄和突袭的人员或部队，担负不同任务的战斗人员要密切配合。对于阵法发挥的功能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阵法本身的军事功能，二是由训练阵法形成的团队意识对战争胜负的影响，不在阵法本身的变化，亦不以阵法变化作为制敌的根本。通过明确的任务分工，每个位置上的士兵都能慎守职责，实际上是培养一种职业意识，不至于因一个位置缺失，而使整个阵形动摇，正如《阵纪》所言：“阵而定整，出有节也，入有制也，予有权也，夺有衡也。”[37]阵法从训练的角度看，本质的功能仍在练心，形成一种合作意识，通过结成一定阵形，使士兵减少胆怯，如曾国藩所言：“练有两端，练技艺可使十人敌数十人，练阵法可使千万人如一人。虽未说得甚畅，而此四者实缺一不可。”[38]如果孤立地看待阵法，而不能将励士、主帅的权威等因素考虑进来，想仅依靠阵法取胜，几无可能。所以曾、胡、左对阵法的论述不多，其兵学思想主要以治军和作战思想为主，原因也在于此。
湘军后期对敌的主要策略是围城打援，野战战法运用似不多，前期攻城、守城、设伏等战法均有采用，现作简单介绍。
（一）设伏
设伏是中国古代常用战法，湘军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多次采用设伏之法，如同治元年（1862）徽州解围之战中即用过此法，“初十日，贼众围扑城外一、二、三旗营墙，我军埋伏夹击，轰毙四五百名”[39]。《纪效新书》中对于伏兵的配置有过粗略规定：“若止四营，则以一营为正，二营为左右，以第四营一半设伏，一半扎老营。若止三营，则以一营为正兵，一营分为左右，一营之半为伏兵，一半为老营。”[40]湘军设伏在兵力配置上与戚继光所讲类似，曾国藩在给王錱的信中说：“以一营言之，则一正两奇，一接应，一设伏，四者断不可缺一。”[41]即一营部队，要分出一部分人当正面之敌，一部分人为侧翼，但对于设伏战法的细节，曾国藩等缺少更为详尽的解说。刘连捷的《临阵心法》中对于湘军运用设伏之法有较为完整的记述。在兵力使用上，分为正兵、接应兵和伏兵，规定正兵营数与接应兵营数相同，即“正兵一营，接应兵亦一营，正兵数营，接应兵亦数营。正兵或作一路进，或两路进，接应兵亦然”[42]。伏兵预先埋伏于交战地域左右，“既名之曰伏，则必不使贼知之。或伏作一处，或伏作数处，离接应至远隔半里许，近或隔二三百步，总宜因地制宜”[43]。战斗开始后，正兵稍作抵抗后，佯装败退。当退至接应兵所在地域时，伏兵起而应敌。此时伏兵需注意，“不可高声大喊，尤要按紧步伍，只宜快行，不可乱走，专靠枪炮、火蛋打进，以击该匪前队”[44]。需区分何为佯败，何为真败，若正兵佯败退却至接应之后，接应兵无法抵住敌军进攻，这时要考虑敌人是否为真败，须调整对敌策略，或撤退或收缩，总宜以避免全局溃败为上策。“而尤宜防者，伏兵既藏列两边，则与正兵已自离隔，倘不探明情形，最易误事。打正兵者总要用马勇知照伏兵，而打伏兵者亦要用马勇知照正兵，乃免顾彼失此之患。”[45]
除陆上作战外，湘军水面作战也运用设伏之法，一般是在陆上设伏兵，以水师诱敌至设伏地域，再水陆配合夹击，取得最后的胜利。如咸丰四年（1854）克复岳州时，“忽杨载福雷公湖伏兵先起抄贼之尾，彭玉麟君山伏兵继起拦贼之腰，褚汝航坐船亦到，并力合攻，击沉贼舟数只”[46]。再如咸丰六年（1856）湘军在江西临江河口的作战中亦运用了伏击战术，“刘于淳派舢板船王炳等径入内河，嘱令见贼即退，暗派李逢春等带陆勇，伏于南岸堤下。贼见我军船少，果水陆来追，我军佯退，堤下伏兵忽起，贼船退败。我军回棹返追，阎廷臣跃入贼船，枪炮齐开，毙贼甚多”[47]。不过从总体上看，太平军似较湘军更擅长使用伏击之法，取得的胜利也更多。
（二）守城之法
湘军前期作战以攻城作战为主，后期则以长围为主，守城作战的情况不多。主要的守城之战发生在曾国藩坐镇祁门之时，为保卫祁门安全，在徽州、休宁等地实施了一系列守城作战。
左宗棠认为守城较易，这一认识得自初期与太平军作战的教训，“近年因九江环攻不得，益悟守城之易”[48]。他认为，守城即是以主待客，以逸待劳，“只要米粮子药不缺，便可稳固”[49]。与左宗棠相反，曾国藩对守城看得要严峻得多，他认为，“守城极不易易，城内虽有守垛之兵，城外亦须扎营以护饷道、汲道”[50]，如果人数不足，则恐不敷分布。曾国藩始终认为湘军不善守城，而擅长修垒和守垒，所以始终主张，应出城扎营，将守城变为守垒，与长壕相配合，如此则能尽湘军的优势，而避免出现李元度守徽州时所犯的错误。
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攻破宁国后，兵锋直指广德，继而准备进攻徽州。曾国藩以李元度守徽州，临行前，叮嘱李元度，务要“以全扎城外为要”，即以守垒为第一。虽表示守城亦可，但必须是“主守则专守，主战则专战，主城则专修城，主垒则专修垒。切不可脚踏两边桥，临时张皇也”。又说：“若为守城计，则当早早分布，早早约定，不准一人出战。待贼来扑城，我军在城上俏俏静静，看得分明，看得的当，看过数次，然后出战。若不度其必胜，尚不出仗也。”[51]但最终的结果是，不出十日，徽州即被太平军攻破。曾国藩在反思这次败挫时认为，在守城还是守垒问题上的举棋不定是主要原因，“力主守城之说，乃必待战败之后，始入城而分守之，分布未定，贼已来扑，士气已馁，军械已失，岂复能坚守哉”[52]？
守休宁时，曾国藩曾提出守城作战中的应敌之法，共有五条：“一、守城须分开段落。休城垛口闻近三千之数，应请即日点数。或二人守三垛，或一人守二垛，每一旗共守若干垛，各有专责，以免推诿。一、守城须有游兵救应。各处守垛之兵，各有汛地。此段有警，彼段不可自弃汛地来救此段，恐贼声此而击彼，声东而击西也。另设游兵一二枝，凡垛口各段有警，皆可前往救应。留一二门不用砖石堵砌，以备游兵出城打仗。既有游兵，则各城守垛分段之兵，皆不轻动一步。一、守城须外有应援，以通粮路。休城之粮路全赖渔亭，欲守休宁，须厚渔亭之兵力。目下渔亭仅唐桂生之湘勇三营，淮勇一营，应请阁下酌拨二营协防渔亭。再过半月，令弟之新营一到，则敷调遣矣。徽贼若再占上溪口，再犯渔亭，亦非十日半月不能来。一、守城莫妙于镇静。任贼来多少，坚嘱守垛兵勇一声不喊，一枪不放，令其索然无味而去。静守月余，浙江严州、威坪之兵在东，我军休宁、渔亭之兵在西，徽贼断无久踞之理。安勇全不可恃，仍令其回驻渔亭为是。”[53]可以看出，曾国藩所提五点守城之法，并无太多变化，较少积极进取的意味，仍是以静制动，以逸待劳为主。
（三）攻城之法
攻城作战主要在湘军与太平军的初期作战中较多被采用，但由于太平军前期抢占了不少重要城池，占据地利优势，且太平军善于守城，湘军始终未能找到攻克坚城的合适办法，屡次攻城作战均得不偿失。
后来湘军面对坚城，采取以长围代替攻坚，以水师切断敌军粮路，以陆师切断城内之敌与外界的全部联络，将城内之敌困死。这一办法在安庆和金陵之战中均有采用，实际上早在咸丰六年（1856）左宗棠给刘峙衡的信中，对此法就做了解释：“欲反客为主，以逸待劳，自不若扼要立坚营，断接济援应，而以时雕剿旁县为愈。此策仆早发之，而人不能用。其所以然者，以逼贼而营，势短节险，不能取势；又近营士民既已剃发办团办捐，则惟恐官军复去，遭贼荼毒耳。假使官军不贪近功，先清其接济之路，渐逼渐近，何至于此？此后移师他向，希留意于此也。”[54]
尽管长围是后期湘军面对坚城作战的基本策略，但在具体作战中仍不可避免地要有攻城作战，湘军攻城之法除借助西洋大炮轰击城墙外，还采用了地道之法，这成为一种攻坚作战的有效手段，在几次重要战役中均有采用。所谓地道之法，是一般选在距城墙较近之处、城上火力密集、无法地面靠近之地开掘地道至城下，埋雷于地道内，轰击炸毁城墙，步兵则从缺口处攻入城内战斗。湘军在多次重要战役中均采用此法，如安庆之战中，“三十夜，火药装成，地道封口，密置火信，以五更发火轰开北门之西城，墙垣坍塌。曾国荃派信字、节字、义字、开字、振字、后左、副后各营队伍分班层进登城，分东西两路齐杀”[55]。曾国藩在总结克复金陵的经验时认为，湘军取胜的关键的两种基本战术，即长围与地道。他说：“金陵百里之城，孤军合围，群议皆恐蹈和、张之覆辙，即本部堂亦不以为然，厥后坚忍支撑，竟以地道成功。”[56]湘军通过长围，将数十万太平军围在方于九十余里的地域内，尽管太平军的抵抗意志在长围中消耗殆尽，战斗力已大不如前，但湘军要从城外攻破固若金汤的金陵城，仍然要有有效的破敌办法。湘军的办法是，地面以大炮远远轰击城墙，“沅弟（曾国荃）于龙膊子山上，随山高下，架炮数层，安炮百余尊，连攻十余日，昼夜不断”[57]，使城上之敌无法立足。地下则掘暗道通抵城内，“所掘两洞，距城极近，不过十余丈耳……故城外掘地道者虽极近而贼无如何也”[58]。曾国藩总结道：“此次地道破城，一在炮火极多，猛攻极久，使城贼立脚不住；二在附城极近，掘洞极速，仅五日而成功，出于贼所不意；三在沅弟精诚所格，五万人并力用命。”[59]金陵之战中，太平军亦以地道之法破湘军地道，所以双方围绕地道的挖、堵、塞几成为常态，如曾国藩所上奏折中有这样的叙述：“曾国荃与诸将议制敌之策，尤莫若审贼所向，掘地数仞，隧而迎焉。二十四日，副后营刘连捷令部卒就营外荷锄开掘，不移时而内外洞穿。适与贼遇，抽刃迭刺，聚而歼之。二十五日，萧开印复穿一地道，熏以毒烟，灌以秽水，贼亦无一生者。次夜风雨交作，刘连捷伺贼无备，于四更时带胡俊升、杨致仁分三路冒雨出濠，袭破潜挖地道之三垒，俘戮数百，损我胡俊升、杨致仁二人。越三日，刘连捷营中发土丈许，豁然开朗，贼不得遁，尽瘗于地道之中。萧开印、武明良、朱洪章等约于三十夜，薄垒攻贼。”[60]
左宗棠对于地道之法重要性的认识与曾国藩略有不同，他认为，“至地道虽攻城垒之一着，然遇有备之处亦无能为，甚或反伤精锐。当该司开掘地道日约一日之时，本部院亦曾函饬，地道未必可成，成亦未必可恃”[61]，这主要是因为左宗棠西北用兵时曾有过数次尝试运用地道之法，但均不成功。如在进击金积堡时曾因“地道既以土薄水浅”[62]，未能成功。在进击肃州时，亦采用地道之法，“徐占彪开掘数次，每近城根，被贼警觉，由城内掘濠截断，绩用弗成”[63]。所以，左宗棠对于地道的依赖度远低于曾国藩。不过，左宗棠常将地道用作疲敌和诱敌的策略，使敌始终处于精神高度紧张状态，起到疲敌的作用，待时机成熟时，聚而歼之，称此法为“明攻暗陷”之计。如在进攻玛纳斯时，“南城贼食未尽，数日内未必成功，仍以长围困之，断不可急切图功，致多损折，惟多掘地道，日夜作进攻状以劳之，迨其疲乏，装药发火，必可了事”[64]。
随着湘军西式火炮装备渐多，地道与大炮攻城的结合更为紧密，因此地道单独使用的机会渐少。左宗棠即说过：“惟后膛螺丝大炮最为利器，然以之轰堡垒、轰砖石、轰团聚之贼，固无弗摧；以之攻坚厚土城，则程功不易。”[65]李鸿章对地道之法也采取类似的态度：“曾国荃地道如轰不开，必须炮队协助，则臣处所有炮队须全调前往，合力猛攻。且有得力炮队，亦须有得力枪队而与炮队素习者相为护持，庶筑墙爬城稍有把握。”[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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