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训练目标及考核法则

湘军的训练方法，一部分来源于实践中的不断摸索和总结，如曾国藩几乎不离口的站墙子，他将这视为培养良好意志品质的法宝。一部分来源于对戚继光的束伍之法的吸收和借鉴。曾国藩在创练湘军之初就曾说过，湘军要“仿照前明戚继光之法，编束队伍，练习胆技”^[274]。所谓束伍，除指部队约束，层层节制外，亦包括一套完整的训练制度和方法。在曾、胡、左的往来信件及日记中均多次提到《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除此之外，曾国藩所统湘军还部分地采用了绿营训练方法。绿营兵作战能力低下，这一方面有绿营制度本身的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在于训练虚浮，如左宗棠所言，“制兵散处应操，非如勇丁之萃聚营垒可以朝夕训练，并可收相观而善之效也”^[275]。然而不可否认，绿营作为国家经制兵，经过长期的发展，已建立起系统和完备的训练制度、训练方法及考核办法，其中不乏有价值的成分。湘军成军后不久，曾国藩即邀请绿营军官塔齐布加入湘军，“常倚该游击（塔齐布）整顿营务”^[276]，并对塔齐布的训练效果给予了极为正面的评价，“臣每于三、八日校阅，该游击则日日常阅，大约十日之中不过间断二三日，军士皆乐为之用”^[277]。实际上，湘军的训练与绿营相较并无特异之处，之所以能够在战场上表现出更强的战斗力，原因主要在于湘军规避了绿营训练的空洞化和形式化，而增强了训练的针对性，战场指向性更强。

湘军训练所要达成的目的，一是要临阵从容应对，不致慌乱；二是掌握杀敌护身的技巧；三是要能习劳苦，士兵要掌握恶劣环境下生存的基本技能。

（一）技能训练

技能训练是战术训练的基础，也是保持部队良好心理状态的重要前提。湘军重视体能和技能训练，综合不同部队的技能训练之法，大致可分为练手、练足、练身之法。

所谓练手之法，即以提高臂力和投掷精准度为中心，要求臂力强健，或投，或射，或刺，动作运用灵活，如王錱所言，“随来随应，即格即杀，一下有无数妙用，一下有无穷变化，手法乃为绝高”^[278]。湘军的臂力训练主要以练习投掷火球为主，规定能将火球抛掷二十丈远之外方为合格，也有部队练习投掷石子，规定每日每人练习二十颗，击打八九丈远之锚杆；也有练习摽刀之法者，“平日操练隔四五丈远立一柱，每勇对丢十刀，亮清眼线，均要中到柱上”^[279]。此种训练方法，除练习臂力外，亦可兼习目力。

所谓练足之法，或行军百里，或练习纵跳。有时为增强效果，还会在腿上绑缚沙袋，通过循序增加沙袋重量，增强腿部力量。练习时的动作要领，“脚所站处要如钉铁柱一般，但用功不在脚板，而在脚指脚跟脚腕，运劲极熟，虽踏数脚指，踏数分脚跟，亦可站稳矣”^[280]。

所谓练身之法，即通过训练，使身体轻捷灵活。动作要领是“腰要扎得极紧，头项肩膊两膀均要极紧而又极活，无一处不用功，精极方好。平日身上要放些物件，临阵解开，则身更轻快无比”^[281]。一些部队自创徒手体操，作为日课的一部分，长期坚持亦能起到强身健体的效果。如刘连捷在《临阵心法》中记载有“《易筋经》八法”，其要领，“双手擎天理三焦，左右开弓如射雕，调和脾胃须单举，五劳七伤向后瞧，直目注拳生气力，十指盘尖固肾腰，雁翅同飞利胸膈，坐马颠颠饮食消”^[282]。刘长佑所部湘军亦将身体训练作为考核的重要内容，并依程度的不同划定优劣，“总以手足有力，下下著劲，举止灵便，步伐娴熟者为超等；手足有力，步伐不错者，为上等；灵便而步伐未熟，或手足不甚著劲者，为中等；举止迟钝，步伐生疏者，为下等；力弱而笨，步伐错乱甚至跌倒者，为劣等”^[283]。

器械训练，主要是练习鸟枪、抬枪及劈山炮的弹药装填与打靶。针对当时绿营仅习鸟枪，不习刀矛，临敌不能令行禁止，虽配有火器，然未与敌见，先行胆怯，“皆以大炮、鸟枪远远轰击，未闻有短兵相接以枪靶与之交锋者”^[284]，所以胡林翼认为，完全依赖火器，而无刀矛配合，其结果必然是“兵以火器强，亦以火器弱”^[285]。由于当时火器射速较慢，两次装弹期间，极易受到敌方刀矛攻击，客观上要求作战不能仅依恃火器，而必须有刀矛配合，即以鸟枪、抬枪远程射击，以刀矛就近肉搏，“火器精，可壮刀矛之先声；刀矛精，则火器有恃无恐。精火器之人，尤须并精刀矛，则胆气愈雄，神气愈定，而打放不空。果能打放不空，胜已七八矣”^[286]。所以湘军特别重视传统刀矛的训练及与火器的配合训练，“标式以选精锐，不可专用火器也，宜长短相间”^[287]。所谓长兵者，即枪炮弓箭；短兵者，即刀矛镋棍。湘军初建时，曾以猎户为教师训练士兵打靶，“国藩比招得猎户二十人，为火枪之教师，招得李氏之徒二十人，为刀矛之教师”^[288]。后期随着经验的不断累积，湘军的枪械训练逐步规范，对于弹药如何装填、如何瞄准，规定更为明确细致，“或上子药，离五六十丈之远打靶，靶高不过四尺，宽不过二尺”^[289]，但基本认识未变，即不追求繁复的技巧，重在熟练。(www.xing528.com)

为保证训练质量，湘军一些部队设有刀矛、藤牌、打靶考核之法，考核优良者给予奖励、劣等者给予处罚，以激发士兵训练的自觉性。如刘长佑所部湘军考核之法如下：“凡操抬枪，靶以一百六十步为准，以五杆为一排。鸟枪，靶以一百步为准，以十杆为一排。无论连环、进退、起坐、高下诸法，以装放快便，举止安闲，手前后稳，头目不闪，三发俱中者，为超等。中二发者，为上等；虽中而头转手摇者，为中等；两枪不著不响者，为下等；三枪不著不响者，为劣等。”^[290]

单兵训练完成后，需以小队为单位练习进步十连环，“进退均作九枝连环阵打，不可变动。统领营官先要商量，再传哨官听清号令。正兵接应伏兵，均要打过几进几退。进时要曲腰伏进，退时亦要拖锚、曲腰伏退。火蛋、枪炮仍随时轮打。尤要禁止勇丁，不准妄行喊呐。营中旗帜无论何色，每营只许作一色，不可杂乱，庶传令者乃能看得清楚”^[291]。

（二）练胆、练心

训练的目的不仅在于强健体魄、熟练杀敌保身的本领，还在于意志品质的磨炼与言语的激劝和训导相配合，能够使部队上下同心，形成团队意识，使部队成为一个坚强的堡垒。曾国藩认为，“将之以忠义之气为主，而辅之以训练之勤，相激相劘，以庶几于所谓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者”^[292]。

湘军早期将领王錱除重视刀矛、鸟枪等技能训练外，还提出要加强意志和识见方面的训练，提出练心、练胆、练谋、练识。所谓练心，他要求无论面对何种情况，心要极稳极静，不能有丝毫忙乱躁暴，训练之法是“刻刻作极忙乱极易躁暴时想，我总要稳定，总是静以待之”^[293]，如此反复磨炼，最终能达到“虽入百万贼中，此心也有把握”^[294]。对于练胆，王錱认为胆气的根源首先在明理，他说，“此心见得理明，则气自雄胆自壮”^[295]，其次是坚持，只要临敌之际，稳住片刻不怕，便足以寒敌之胆而壮我之气。此外还要有赴死之心，只要能把性命抛在一边，自然无胆怯之心，他说，“死生自有命，在命该死，虽善逃生路，断不能延过一时半刻，命不该死，虽当万无生理之时，偏救出命来了”^[296]。所谓练谋，即要求士兵时时想着御敌、诱敌、防敌、攻敌之法，日想日巧、日练日精。王錱认为不仅军官需要练谋，兵勇也要练谋，“练出一副名将本领”^[297]，为将官出谋划策。所谓练识，就是通过练习使见识宏阔深远，而不局限于眼前。他认为识见高下对于士气亦有影响，“识益长则气益充，气益充则战益勇”^[298]，还指出，“有识自然有胆。人所见为可怕之事，我偏有道理处置，人所见为难能之事，我自有力量担当”^[299]。以上这些，虽都是心理或观念层面上的问题，但亦需时时留意，时刻在头脑中加以训练，方能临机时应付裕如。

左宗棠也重视练胆、练心，明确指出“练兵之要，首练心，次练胆，而力与技其下焉者也”^[300]，将意志品质培养置于作战技能之上。又说：“大小操演，固宜加勤，然非调之随征，俾令历练有素，则虽技艺可观，终不足恃。盖打仗以胆气为贵，素练之卒不如久战之兵，以练技而未练胆故也。”^[301]左宗棠所统楚军能够屡战不殆，且特别能打硬仗，与左宗棠始终强调“练心”“练胆”“养气”等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