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谋势，布远势、择要点

将太平军作战的机动与湘军的静守相对照，很容易得出湘军取胜的关键在守拙，是以拙胜巧，这样的解释只陈述了一个表面现象，并未触及湘军最终获胜的根本原因。实际上，湘军制胜的关键在战略。长期的学术训练，使曾、胡、左比普遍文化程度不高的太平军将领看待军事问题有更宽广的视野，更善于从全局的高度进行战略谋划，因此能够抢在太平军之先，对要点进行布局，从而弥补作战能力上的不足。如左宗棠所言：“用兵无他，只要训练得法，谋略总须先贼一着，自然应手。”^[164]这里所说的“谋略”，主要是谋势，即确定作战的战略重心。湘军谋势的特点可以用布远势、择要点加以概括。

所谓布远势，可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层含义是，为避免与敌短兵相接，而采取迂回包抄的策略，对敌形成大包围。同治二年（1863），左宗棠进攻余杭时说：“该逆（李世贤）自此次击败后，势愈穷蹙，昼夜鼠伏濠内，任我百计诱战，坚匿不出。我军若乘势逼攻，往往为枪炮所伤。非取远势包围，绝其粮道，不足制贼死命。”^[165]此处所说的远势，即指大包围。曾国藩也曾说：“行军贵顾根本，贵取远势。昔年向荣、和春等进攻金陵，惟不能取上游之势以为根本，卒至覆败，几误东南全局。”^[166]这里的取远势，也指大包围。可以看出，取远势，与孙子所说的“以迂为直”类似，看似迂远、效率低下，但可以断敌联络，能够更彻底地解决问题，且可以减轻因己方疏失而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

另一层含义则相对抽象，是从战略层面，即从更长的时间维度、更大的空间维度思考问题。胡林翼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枝枝节节而为之。吾恐三四年未必成功，而水陆将领精力尽疲，英华衰歇，是欲速而反迟也。若蓄势审机，驻兵于贼所必争之地，使贼欲不战而不可得，则一半年之后，城邑可尽复，是似迟而实速也。”^[167]在这一过程中，要“不为近防，而布远势；不期速效，而勤远谋”^[168]，即从战争全局的视野来看待问题，抓住问题的关键。曾国藩曾屡次对曾国荃讲：“弟论兵事，宜从大处分清界限，不宜从小处剖晰微茫。”^[169]这里所说的大处，即从战略的高度思考问题，胡林翼的解释是“兵事不在性急于一时，惟在审察乎全局。全局得势，譬之破竹，数节之后，迎刃而解”^[170]。

其实不仅战略全局上要勤远谋，在具体的作战中也要有通盘的筹划，否则必陷于被动。左宗棠率部入浙时，未按清廷上谕救援衢州，而是由江西婺源入浙，左宗棠对这一做法的解释是，“臣若先入衢城，无论不能固江、皖边圉，亦且不能壮衢城声援，一堕逆贼长围诡谋，又成粮尽援绝之局”^[171]，所以他率亲兵营由江西婺源入浙，“先剿开化之贼，以清徽郡后路，饬所部老湘营由白沙关渐进，扼华埠要冲，以保广信而固衢城。幸三次克获大捷，开化肃清，婺源无警，饶、广两郡相庇以安，而杨逆又屡为徽军所创，败溃宵遁，臣军可无须远赴徽援，尤非意想所及。臣虽未亲赴衢郡，而开化贼巢扫荡无余。臣军现驻开化县城、马金街两处，正可兼顾衢城”^[172]。可以看出，虽然此战目标不大，但左宗棠是从全局的高度来思考问题的。如果不做通盘的考虑，必会陷己于被动。(www.xing528.com)

所谓择要点，是战略上布远势的具体化，抢占了要点即扼住了敌人的咽喉要害，即握住了全局之机。如胡林翼所言：“军事有以先一着而胜者，如险要之地，先发一军踞之，此必胜之道也；有最后一着而胜者，待贼有变计，乃起而应之，此必胜之道也。”^[173]

湘军出省作战初期，由于战略筹划不清，重点不突出，主要采取的是城池争夺战，尽管收获不少，取得了一些大战的胜利，但从整体而言，对太平军力量的削弱并不大。三河之战中，李续宾溃败，湘军遭受重创，也意味着原有与太平军的城池争夺战的失败。在反思中，湘军战略得以逐步清晰和明确，不再计较一城一池之得失，而是将主要的战斗力量部署于长江上游，即首先抢占长江上游重点地区。清军江南大营崩溃后，清廷最关心的是如何尽快收复江浙这一首赋之区。但曾国藩的认识却有不同，他始终认为江南大营之所以围困金陵多年劳而无功，原因就在于只踞长江下游而未踞上游，能否占领安庆是能否扭转全局的关节点，如果放弃安庆而移军苏、常，即使有所斩获，最终也会重蹈江南大营的覆辙。

安徽是太平军主要的根据地之一，地处天京上游，是阻扼清军东进的主要门户，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占领安庆后，即设西征军大本营于此。对于安庆的重要性，曾、胡的认识比较一致，曾国藩曾说：“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自咸丰三年金陵被陷，向荣、和春等皆督军由东面进攻，原欲屏蔽苏浙，因时制宜，而屡进屡挫，迄不能克金陵，而转失苏、常。非兵力之尚单，实形势之未得也。今东南决裂，贼焰益张。欲复苏、常，南军须从浙江而入，北军须从金陵而入。欲复金陵，北岸则须先克安庆、和州，南岸则须先克池州、芜湖，庶得以上制下之势。若仍从东路入手，内外主客，形势全失，必至仍蹈覆辙，终无了期。”^[174]所以要直捣金陵，必须首先跨过安庆这道坎。曾国藩在总结多次战斗的历史教训后，逐步确立了先剪枝叶、后拔本根的战略方针。在他看来，天京之所以长期围困而不能攻陷，太平天国之所以能内讧后声威再振，就是因为有滁州、合县、安庆为屏蔽，有陈玉成联合捻军往来游击，屡次击败湘军和胜保等人的进攻。若集中力量进攻安庆，陈玉成必然全力来争，这样就可迫其进行战略决战。如能攻陷安庆，消灭陈玉成这支部队，天京的攻陷就只是时间问题。他把攻陷安庆当成湘军作战的中心目标，甚至把它看成清王朝生死存亡的关键，他说，“吾但求力破安庆一关，此外皆不遽与之争得失。转旋之机，只在一二月可决耳”^[175]。他下定决心，“纵使江夏（即武昌）或有疏失，安庆围师仍不可退”^[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