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胡、左均重视战前谋划，认为这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胡林翼称，“从容布置，谋定再战，方为胜算”[120]，曾国藩也说，“用兵之道，多算则胜，好谋则成。临事而周章，十常九失；先事而熟计，十常九得也”[121]。与一般兵书空泛地强调“重谋”或“伐谋”，缺乏实质性内容不同，曾、胡、左首先将“谋”置于战争的动态过程中加以看待，既承认“兵机瞬息千变，不能预拟”[122]，但同时也坚信“谋定后战，自立于不败之地”[123]，这是曾、胡、左看待谋划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三人对战前谋划所能解决的问题有充分估计，对谋划的边界也有清醒的认识，所以湘军的战前谋划是立足现实的，有清晰明确的具体内容。
（一）明己情，审敌情
曾国藩始终认为，“自治”是用兵的基本前提，“用兵者必先自治，而后制敌。……不然，日日但求胜敌，我之可以取胜者果安在乎”？[124]所谓自治，即要在对阵之前进行充分的备战，既要有战略层面上高屋建瓴的判断，同时又要有大量如审地势、审己势等细致工作，避免己方明显的弱点或破绽被敌侦知，并尽最大可能使敌方破绽充分暴露。所以在战前要做充分的准备，以免仓促出战而致败，挫伤士气。如胡林翼所言：“圣人之勇、圣人之慎也，一切总求审察。”[125]
孙子强调“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将掌握敌情置于己情之前，突出了敌情的重要。曾、胡、左承认知彼知己的重要性，但更多地将明己情置于明敌情之前，似更强调“知己”的重要。胡林翼说：“古人行军，不问贼之强弱，而先审己之强弱。”[126]左宗棠也认为，“机本可乘，然知彼尤须知己（知己方能有底）”[127]。审己即要对己方实力有清醒准确的估计，“审机审势，犹在其后，第一先贵审力。审力者，知己知彼之切实工夫也。……不审力，则所谓骄也；审力而不自足，即老子之所谓哀也”[128]。在审己的基础上，决定何事能为，何事不能为。明知实力不济勉强而为，必致败果，反不如适当收缩，保存实力，徐图进取。围攻天京时，鲍超所统霆军在宁国受挫，损失惨重，曾国荃致信：“与其株守一隅有坐困之虑，不如暂缩地为自全之谋，且可以腾出兵力，保沿江各城之要隘。如异日徽、祁、旌、绩有惊，亦可相机策应。”[129]
对于敌情，亦要花时间打探清楚，因打仗以“侦探为先，视贼之虚实为要”[130]，“与悍贼交手，总以能看出他的破绽为第一义。若在贼者全无破绽，而我昧焉以往，则在我者必有破绽，被贼窥出矣”[131]。所以在出兵之前，“必先将地势贼情静气凝神事事审察，乃能有功”[132]。湘军对敌情掌握的一般做法是“博访而咨于众论，沉思而察及贼情，不可道听途说也”[133]。
（二）审地势，扎老营
曾、胡、左重视审地势，三人的基本态度是即使不能得地利，亦不能因地势不熟而受其害，将审地势视作临敌第一要务。胡林翼即说，“惟军事以审地势，审贼势为第一要义”[134]，将领若能通观敌势之轻重，细察地势之险夷，作战中则可产生“地中鸣鼓角，天上出将军”[135]的效果。曾国藩在与部将的往来通信中，亦常叮嘱“看地势”“审贼情”，要求将领必亲看地势，亲探贼情，“若不亲自看明，亲自探明而浪行出队，直至将近贼巢，轻进则恐中贼之伏，轻退则恐长贼之陷。进退两难，最易误事”[136]。左宗棠则要求将领每次战前必亲临前线，“于地势、贼情、军情审之又审，尽心力图之，可免贻误”[137]。
为获知可靠的地形情况，湘军一般都设有侦探小队，前出大队十里或二十里，对作战地域的地形、地貌，何处有树林，何处有村庄，何处有岔路，均要一一铭记，“若遇过桥过渡，尤须谨慎，恐大队过水之后，遇贼接仗，进则容易，退则万难”[138]。
待地势、敌情了解清楚后，即要扎定营盘。曾国藩一生主张慎战，“先求稳当，次求变化”[139]是其作战的基本原则，而扎营是贯彻这一原则的重要一环。营盘稳，则后顾无忧，或进或守，乃可从容，“惟当酌择险要，固垒深沟，先立于不败之地”[140]。湘军无论驻扎何处，无论驻扎时间长短，“须为坚不可拔之计，但使能守我垒安如泰山，纵不能进攻，亦无损于大局”[141]。(www.xing528.com)
（三）明先后，定主次
谋划的目的是要从大局出发，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理出头绪，抓住主要矛盾，避开次要矛盾，不为眼前、短时情况所左右。左宗棠说，“窃兵事有一定之规模，有自然之次第，其先后缓急之节，则必审贼势、军情应之”[142]，又说，“用兵之道，规摹局势，先后缓急”[143]，曾国藩则说，“筹全局者，志欲坚而势欲远，虽百变而不改初谋。求实际者，虑欲细而功欲精，虽小事而不妨屡试”[144]。当局部与全局冲突时，曾、左均坚持牺牲局部而服从全局。湘军攻陷安庆后，清廷不顾现实，不断以“早图恢复，拯生民于水火”[145]为辞，催促曾国藩向金陵进兵，但曾国藩则根据以往金陵被围的教训，甘冒迟延之咎，坚持先清后路。他说，“用兵之道，可进而不可退，算成必兼算败。与其急进金陵，师老无功而溃退，何如先清后路，脚跟已稳而后进”[146]。湘军的战略指导是“欲拔本根，先剪枝叶”，待湘军兵力“数倍于金陵围城之师，庶几无撤回之虞”。[147]
左宗棠用兵西北时，捻军盘桓中原，西北则有陕甘回乱，左宗棠对形势条分缕析，作出极为准确的判断：“方今所患者，捻匪、回逆耳。以地形论，中原为重，关陇为轻；以平贼论，剿捻宜急，剿回宜缓；以用兵次第论，欲靖西陲，必先清腹地，然后客军无后顾之忧，饷道免中梗之患。”[148]面对清廷进兵命令的不断催逼，左宗棠给出的答复是，“兵事利钝，受其事者固当身任其责，至于进止久速，则非熟审彼己长短之形，饥饱劳逸之势，随机立断不能。此盖未可以臆度而遥决者也。……剿捻、剿回均惟事机所在。若兵力未集，马队未练，屯务未举，车营未成，则无所借手以报君父”[149]，因此坚持按照“缓进急战”的既定策略稳步推进。
“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这是获取战争胜利的理想状态，然而现实中却极难实现，左宗棠曾感叹，“好谋而成之难也”[150]。不管战前计划如何周详，都不可能把开战后的全部情况全盘考虑清楚，将战场上的一切变化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中，因为兵事“瞬息千变”，再有头脑的将领，也无法预见战场全局，只能人随势转，随机应变，这就是谋划的边界。左宗棠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他说：“地无常险，险无常恃，攻守之形，不可前定。”[151]又说，“兵事变动不居，隔一日、两日之程，便与千里无异。若预为之制，曰贼如何、我如何，是教玉人琢玉，未免徒劳，且机宜亦必多不协”[152]。对于统帅的作用，左宗棠认为，主要在“明赏罚、别功罪、一号令”[153]，即治军，而对于战前谋划，“筹画大局而已。若节节筹度，则明有所蔽，而机势反滞碍而不灵”[154]。他主张对于谋划要辩证看待，既要做充分准备，深入谋划，又不能长虑却顾，因过分谨慎而导向拙滞，所以左宗棠说用兵打仗“冒险二字，势不能免；小心之过，则近于葸”[155]，他认为只要战前谋划有五六分取胜的把握，就应当放手放胆。也正因为谋划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左宗棠也主张给予前线指挥官以绝对临机处置的权力，“至临敌审几致决，瞬息不同，兵情因贼势而生，胜负止争呼吸，断无遥制之理”[156]。曾国藩也在督办镇压捻军期间奉行“自战主义”，即让各统领根据形势需要，自行决定应敌之策，而不过度干预。他说，“捻匪忽来忽往，眴息百里，探报最难的确。余于不确之信，向不转行各处，反不如听各统领自探自主，自进自止，犹为活着”。[157]
（四）顾后路，保粮道
相比抢占先机，曾、左认为保证粮道畅通和后路安全对于部队更为重要。曾国藩认为，“后路不清，饷械不继，即履其境，亦毫无裨益”[158]，又说，“悬军深入，非得饷糈充裕，则办理易致棘手”[159]。在当时的战争条件下，只有确保稳定的战略后方、可靠的粮饷供应，才能牢牢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左宗棠作战以重后路闻名，他认为，“至战阵之事，非前敌摧锋陷阵不能成功，非后路防守护运严密稳固，前敌亦不能放心猛打”[160]。战前谋划除要筹划对敌的用兵策略外，更要谋划后路安全，“惟用兵之道宜先布置后路，后路毫无罅隙可寻，则转运常通，军情自固。然后长驱大进，后顾别无牵掣，可保万全。譬若兵器，丰其本而锐其末，锋芒自无顿挫也”[161]。左宗棠还认为，后路安全，饷道通畅，对于稳定军心、提升士气亦有重大影响。他说：“窃以为进兵必先固后路，务令却顾无虞，然后一意前驱，饷道常通，军情益奋。”[162]
在西北用兵时，粮路畅通与否至为重要，能否有持续不断的兵力输出亦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左宗棠说：“战阵之事，最忌前突后竭。行军布阵，壮士利器厚集于后，则前队得势，锋锐有加，战胜而兵力愈增，必胜之着也。若全力悉注前行，一泄无余，设有蹉跌，无复后继，是乃危道。《诗》言：‘绵绵翼翼。’《传》称：‘彼竭我盈。’盖皆注意后路之说。况出关之师，所应加意者，不仅哈密以西，客、土各回。似程效不在欲速，取威不仅一战也。”[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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