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对湘军兵勇招募加强约束措施

思想上的训导与感化只是治军的一面，虽然能够使上下间的认识趋于统一，拉近上下之间的关系，减少隔阂，但要使部队成为一个整体，最终成为“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25]的部队，还必须要有可靠的招募制度作为保证，同时要有信赏明罚的奖惩制度，以及严格细致的纪律规范。曾、胡、左在这些方面做了十分有益的探索，形成了很多有价值的认识。

（一）招募之法

太平天国起事后，清廷曾认为，“官兵弗如乡团，乡团弗如广勇”^[26]，因而大批招募粤勇。然而粤勇“饥则回营觅食，禁之不可；饱则持械出斗，阻之亦不能”^[27]，绝无约束可言，所以屡有抗命、制造事端、骚扰百姓的事情发生。曾国藩将粤勇难以管束归结为来源混杂，军纪不严，有鉴于此，他对湘军兵勇的招募，要求格外严格，同时注重加强个人对部队的影响力。为从源头杜绝绿营积弊，保证湘军兵源的可靠，曾国藩在湘军初创之时就定下“不杂一兵，不滥收一弁”^[28]的原则。

湘军在招募上大体遵循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一是招募仅限于湘乡一地，无论陆师水师，均不参用外县人员。曾国藩认为，“盖同县之人，易于合心”^[29]。在这一点上，胡林翼的认识与曾国藩相同，他认为，“一方一县之人同在一营为宜，取其性情孚而言语通，则心力易齐也”^[30]，他将此种招募办法归结为三利，“耳目习而地形之险要熟，利一也。性情朴而自保身家之念切，利二也。在官兵役，视国帑为应得之物，受恩而不知感；小民勤苦，得微利而感激出于至诚；武弁文吏，身列仕途，恩极则滥，即自以为应得之物；而士民之稍异庸流者，望顶戴官职如登天，驾驭而用之，破格以优之，其力自倍，利三也”^[31]。曾、胡坚持只在一地招勇，大体避免了因气类不合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

初期湘军招募的确只集中在湘乡一地，后来随着招勇规模不断扩大，湘乡地方兵源日益枯竭，“湘人应调者多，好手渐少，恐未能召集如额”^[32]，不得不将招募地域逐步扩大到整个湖南。左宗棠对于募勇同乡的认识不似曾国藩那样刻板，他始终认为，能够固结营伍的不仅在同乡之谊，还在于主将的能力与人格魅力，不应简单归结为地域差异。他说：“杨忠武（杨遇春）所部多精兵，他人之疲乏者一入其营，不久即成精锐。即如塔三兄（塔齐布）之抚标，寻常除谩骂以外无一长，而此次湘潭之捷，因主将偶尔不见，即相与痛哭寻觅，入群贼中，若无人者，亦可想其心之固结矣。”^[33]所以左宗棠部楚勇，其来源除湘乡外，还有宁乡、桂东、浏阳等处。

二是勇丁要来历清楚。来历不清则无从稽考，给日后搜查逃兵和遣散带来很大潜在风险。勇丁来历清楚则不存在这些问题，左宗棠曾说：“勇丁均系土著生长之人，有家室妻子之恋，故在营则什长、百长、营官、将领得而治之，散遣归籍，则知县、团总、户长得而察之。遇有私逃，则营官、将领禀知本省，得按籍捕之。”^[34]为避免游勇或流民混入，湘军在招募时“须取具保结，造具府县、里居、父母、兄弟、妻子名姓、箕斗清册。各结附册，以便清查”^[35]。且要求不可一次招募过多，应分批渐次招募，防止“骤多者心性未孚，长短不知，将不识兵、兵不识将，与乌合无殊耳”^[36]。

（二）严选兵

士兵是部队的细胞，决定着部队风气的良窳，曾、胡、左在选什么样的人当兵的问题上，基本上未超出戚继光对选兵的看法。戚继光认为，“第一，切忌不可用城市游滑之人……第一可用只是乡野老实之人”^[37]。胡林翼对此的评价是，“戚南塘（继光）选兵，不用城市而用乡农，用意最精。愚见以为召远方之惰民以充练，不如即本境之农民以自守”^[38]。他还说，“朴实耐劳苦，胆量可信耳”^[39]，所以“军营宜多用朴实少心窍之人，则风气易于淳正”^[40]。左宗棠选兵亦以朴实为首要标准，他给出的解释更为透彻，“战阵之事与搏斗异。两军相持，旗帜駴目，金鼓震耳，胆怯则心易动，心动则耳目手足举失其常也。质实耐苦之人，军令易于服习，性情易于调驯，令进则进，令退则退。陟山渡水，不知其劳，历夏经冬，不知其瘁，故众可得而用”^[41]。曾国藩对选兵的要求是“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42]。在具体招募中，为规避隐患，还有意将某些特定职业排除在外，如书办差役，手艺之人，或者从前为勇、已染习气之人等，而将农夫、猎夫则作为优先考虑的对象。《临阵心法》对于募勇的身心条件则有更为明确的规定：“总要择其形体粗大、年纪自二十岁起至三十岁止，并在乡村耕种田土，挑担下力，向来受过辛苦者，一招入伍行营，则可肩挑行李，远走耐劳，不畏辛苦，乐于打仗，平日勤于操练，奉公守法。且此等人心地朴实，易于约束，肯听号令。”^[43]

（三）合理编制

湘军初建时，陆师每营定额为360人，约于咸丰三年（1853）年底改为505人，其后略有增革，至咸丰十年（1860）曾国藩在皖南祁门时，参照左宗棠、胡林翼、李续宾、王錱所定营制，对湘军营制又作了核定，以后再无变更。基本形式为，营为基本作战单位，营下设哨，哨下设队。一营除亲兵哨以外，分设前后左右四哨，每哨共八队，一队为抬枪队，二队为刀矛队，三队为小枪队，四队为刀矛队，五队为抬枪队，六队为刀矛队，七队为小枪队，八队为刀矛队。如此，“各哨皆有抬枪、鸟枪、刀矛相护，乃合长短兼用之法。又如一营深入贼中，贼众三面抄袭，则各哨分三面抵御，各有枪炮刀矛，较为得力”^[44]。(www.xing528.com)

从武器装备的发展水平来看，湘军与八旗、绿营相比并无大的突破，但由于曾国藩采用了更为合理的冷热兵器、长短兵器的配备方式，不仅发挥了冷热兵器的优长，同时又避免了各自的缺陷和不足。与绿营兵相比，湘军的战斗力更强，其根源都来自曾国藩对编制体制的创新。正如罗尔纲先生所言：“这种编制，在今日看来，自是陈迹，但在当时却是一种因时制宜的善法。”^[45]

湘军初起时营数尚少，统领所统三营或五营不等，因此采取大帅、统领、营官、哨官四级体制，统领与营官之间不设级。后随着湘军的发展，统领管辖营数渐多，有的统领下辖十营之多，给指挥带来不便，“若仅止营官而不堪统帅，则如满屋散钱，不归串，必无用处”^[46]。胡林翼、曾国藩曾考虑在统领与营官之间再设立一级，名为总管、分统或小统领，“所辖或三四营，或六七营。每一总管另设总帮一员，仿营务处之实而避其名，其黜陟调遣大政仍归统领。如此，则纲目张举，事理专一，而大权亦不致旁掣”^[47]。这样，分统在得到统领授权后可领兵作战，可以分担统领的军务，利于指挥，但分统无人事任免之权，不至于侵夺统领的权威。如鲍超所统霆军就以宋国永和娄云庆各带数营，曾国藩对此评价是“俾得各显手段，各建功业，庶无久居人下之怨”^[48]。

值得一提的是，湘军专设长夫，使战勇和役勇分开，战勇专司训练、作战，而长夫专司杂役，不仅减少了士兵扰民的机会，亦使战勇不必为杂役所扰，训练更为集中。李鸿章在淮军中也仿照湘军设有长夫之制，所以对曾国藩创制此项制度的用意理解很深，评价也极高，他认为，“长夫之制有关兵事强弱”，“其得力在于勇额足而拔队捷。勇额足则力厚，常以一营分扎两垒，故战守足恃；拔队捷则赴机迅速，不致贼退而兵始来，皆原于额设长夫分执粗重之役，不使勇力过劳也”。^[49]民国时期军事理论家蒋百里也对湘军长夫之制有过具体的解释和评价。蒋氏认为，曾国藩在当时采用这种编制，其用意是很深刻的，认为曾国藩提出“行军以不扰民为本”的口号，是“从消极的办法而完成他积极作用的总动员法”。既然营中有这么多的后勤工作要做，在作战的时候，一般就不允许再去拉夫，否则就要按军法严处，“行而索夫，军有司诛之”。“这一百八十人的夫子，不仅完成了他军事上攻击的任务，同时还保护着国家总动员的基础。”^[50]

（四）兵为将有

绿营战斗力低下，有人员自身的问题，如“官气太重，心窍太多，离朴散淳，真意荡然”^[51]，但更主要的问题在军事制度。曾、胡认为绿营最大的问题在统兵权与指挥权的分离，“调兵之初，此营一百，彼营五十。征兵一千，而已抽选数营或十数营之多，其卒与卒已不相习矣。而统领之将，又非平日本营之官”^[52]，由此导致“军兴调发，而将帅莫知营制”^[53]，“卒与卒不习，将与将不和；彼营败走，此营不救；此营欲行，彼营愿止。离心离德，断不足以灭剧贼而成大功”^[54]。所以湘军建设之初，为避免绿营因权力分散而产生指挥上的问题，采取了事权归一的原则。简单地讲，就是统领要有进退人员、综管饷项之权。

湘军营制规定，“一营之权，全付营官，统领不为遥制。一军之权，全付统领，大帅不为遥制。统领或欲招兵买马，储粮制械，黜陟将弁，防剿进止，大帅有求必应，从不掣肘”^[55]，“故一营之中，指臂相联，弁勇视营、哨，营、哨官视统领，统领视大帅，皆如子弟之事其父兄焉”^[56]，如此就形成了上下相维，层层节制的体系。这样做的好处，“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57]，实际上是将抽象的对国家的感情，转化为容易理解又易于把控的对于将领与同僚的私谊，这在特别强调万众一心的军队中格外重要。

除要在制度层面上赋予统领足够权力之外，还必须建立上下级之间牢固的关系，因此在招募环节上就要建立统将与士兵的联系，“治兵在‘提纲领’三字而已。择营官、择哨官，又择十长，则万无不胜之理”^[58]。“帅欲立军，拣统领一人，檄募若干营。统领自拣营官，营官拣哨官，以次而下，帅不为制。……或帅欲更易统领，则并其全军撤之，而令新统领自拣营官如前制；或即其地募其人，分别汰留，遂成新军，不相沿袭也。”^[59]即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什长以上的各级军官皆有专权，皆负专责；而自士兵以至军官，俱只听命于其直管上级，心无旁骛，职有所专。如此则能层层把关，层层负责。曾国藩以树之根叶类比此种方法，“譬之木焉，统领如根，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60]。

这一统兵原则是湘军统帅的共识。胡林翼认为，“凡勇，须自招募者乃可战，非如兵之可以派官统带者也”^[61]，又说，“勇丁非自募自带，则约束难严”^[62]。左宗棠也说，“凡为统将者，必亲募人数多于增附人数，然后运掉易而呼应灵。若选募者一人而统领者一人，或本部少而增附者多，则骤难浃洽，动形阻迕，不可不虑也”^[63]，又说，“欲兵勇得力，必先将管带之营哨各官逐一挑选，务得其才。不必定用本标副、参、游、千、把、外额办事管饷，办文册不准仍用营书队目，惟责令营官选哨官、哨官选十长、十长选兵丁，方期选募训练一气呵成”^[64]。在湘军制度里，“统兵必须亲自招募，不可假手于他人”^[65]，便成了一条不成文的法规，亦成为湘军最重要的特征。咸丰七年（1857），左宗棠曾对湘军这一制度有过总结：“近时湖南勇夫出境从征者，水陆不下十数万之多，皆先择将而后募勇。有将领而后有营官，有营官而后有百长，有百长而后有什长，有什长而后有散勇。其长夫又由各散勇自募，而后营官点验归棚。盖均取其相习有素，能知其性情才力之短长；相距匪遥，能知其住址亲属之确实。故在营则恪守营规，临阵则懔遵号令。较之随营召募游手无赖之徒以充勇夫者，稍为可恃。”^[66]

由此衍生出新的问题，一旦勇丁无法使用，需裁撤时应如何处置。湘军的一般做法是将旧勇裁撤，同时以新营官募旧勇为新勇，仍采取层层把关，层层负责的原则。“凡勇，总要撤后另挑，乃服管束，不可就现在营伍而易将，旧营伍而易新将，犹束散枝而为薪，不能枝枝叶叶，相对相当，生气勃勃也。撤后即日招募，则耳目精神归于一人，如活草活树，枝叶自然相生也。”^[67]如此，则既避免了好手流失，同时又建立了新的隶属关系，“俾已撤者可应新营之募，新招者仍系惯战之兵”^[68]。同治六年（1867），霆军统领鲍超在与捻军作战中，因身体原因而坚决请辞。鲍超平日带兵“威严有余，恩信不足，本不甚孚于部曲”^[69]，所以霆军军纪较差，发生过数次闹饷哗变。为妥善处理霆军问题，避免因统领人选变动发生不必要的撤遣哗变，同时又能尽可能保留这支战斗力颇强的作战力量，曾国藩在对霆军的处置问题上颇费了一番心思。霆军的统领以下设有两个分统，即宋国永和娄云庆，作为鲍超的两个副手。两人在霆军中的资望仅弱于鲍超一人，但因“各将领共事已久，势分本相等夷”，曾国藩担心霆军对娄、宋两人各有拥戴，以某人“代统全军固难，其人分统各支亦非长策”^[70]，最终定下先将霆营遣撤，再令娄云庆即日招募旧勇，挑选营哨，另成一军。经过这种看似繁琐的转换，“虽然新营所募的弁勇，还是取自旧营已撤的人，而弁勇都曾经统将亲手自挑，一转移之间，便大大的不同了。故从湘军此制，则上下相维，将卒亲睦，其将存，其军完，其将死，其军散，虽降卒改编还可以驱使。倘违此制，未有不败的，虽劲旅也不可用”^[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