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胡、左是文人统兵的典范，所以治军带有一定的儒学特色。长期的儒学训练，使他们很自然地将儒家的基本观念引入军事领域，作为引导外在行为的内在轨范。如曾国藩推崇的以礼治军，李续宜的主敬存诚工夫，左宗棠则以读书之法类比兵事，他说，“在家读书、作诗文、习字是平时治军要紧工夫，而接仗不过如入场就试耳”[8]。
湘军注重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的思想教育和军纪训练，重视向士兵灌输尽忠思想、道德意识、勇武和绝对服从的精神。曾国藩在创练湘军前，曾任礼部侍郎，对于礼学有过较为深入的研究。曾国藩不但把礼看作修身、为学的基本规范，认为“人无不出于学，学无不衷于礼”[9]，而且当作“修齐治平”的根本，他说，“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10]。曾国藩治军特别注意以儒家的“仁义”“忠信”思想去陶冶造就军心，明显是继承和发扬了戚继光的治军精神。戚氏认为，练兵必须从军礼入手，“孔子论治，亦只曰‘正名’。名正，分定；分定，则上下相安，臂指相使，莫敢有违。军中名分须从军礼为始”[11]。曾国藩继承了戚继光的这一思想，并赋予了新的内容。他将“礼”视为传统社会道德和政事的核心，认为离开了“礼”就违背了社会所有人共同遵守的尊卑观念，从而导致“纲纪紊乱”。在军队这个特别强调等级观念的群体中，曾国藩也试图发挥“礼”对于个人的约束功能，他说，“礼者，即所谓无众寡，无小大，无欺慢，泰而不骄也”[12]，强调的是带勇之人的个人修为，只有个人修为做到了，才能“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凛然难犯之象”，如此“则人知威矣”[13]。他要求带勇之人“以仁存心，以礼存心”[14]，这样就可以使弁勇不加恩而知恩，不加威而知威，使湘军将士恪守“君臣父子，上下尊卑”，强化军旅之中的等级关系，从而获得“辨等明威”之情。同时，曾国藩还强调要以推己及人的“忠恕”思想，达到“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就是“待弁勇如待子弟，常有望其成立，望其发达之心”。[15]还说：“将领之管兵勇，如父兄之管子弟。父兄严者，其子弟整肃，其家必兴；溺爱者，其子弟骄纵，其家必败。”[16]他编写了《水师得胜歌》《陆军得胜歌》，让官兵学唱，也是要使士兵自觉遵守营规、营法，达到知“礼”的目的。
为了使勇丁更好地接受“礼”“仁”的说教，曾国藩还提出“独仗‘忠信’二字为行军之本”[17]这一比较通俗的治军主张。强调要使军队成为国家的柱石，对士兵而言，“第一教之忠君，忠君必先敬畏官长，义也。第二教之爱民，爱民必先保护闾阎，仁也”[18]。如果士兵不尊重长官，下级不服从上级，就是不忠的表现。至于“信”，则是处理同级关系的准则，“信以施于同列”[19]。他希望同级将领之间互相信赖，遵守信用，同舟共济，团结对敌。曾国藩还把“忠信”等价为一个“诚”字，指出“诚便是忠信”[20]，强调“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21]。他要求书生出身与行伍出身的将领之间推心置腹，以诚相待，使军队内部形成诚朴求实、忠诚无私的风气。(www.xing528.com)
胡林翼也强调用“忠义”“仁爱”等儒家思想教育部队，以激发将士的“志气”，特别强调要“爱人以德”“待人以诚”，通过这些来协调将帅之间的关系。他不赞成治军使用权术，他说：“以权术凌人，可驭不肖之将，而亦仅可取快于一时。其本性忠良之人，则并不烦督责而自奋也。”[22]左宗棠同样主张以“孝悌忠义”的思想教育官兵，他认为将领对部下要“诚信不欺”，即使“悍兵骄将”亦应“处之以礼”。左宗棠治军亦不喜用权术，他在总结自己治军经验时说：“臣之驭军，别无才能权智，所恃者诚信不欺，丝毫不苟，不敢以一时爱憎稍作威福，致失人心。行之既久，湖湘子弟习而安之，虽欠饷积多，尚无异说。”[23]
他们的这套做法，实际上就是把血亲伦理观念同尊卑等级制度融合起来，将军法、军规与家法、家规结为一体，用父子、兄弟、师生、朋友等亲友关系，调剂上下尊卑关系，以减少内部冲突与摩擦，增强向心聚合力，使兵勇乐于尊敬长官、服从长官，自觉维护长官。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固与湖南的理学传统分不开，亦属治军理论与实践上的一大创举，实开近代军中思想政治工作之先河”[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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