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师夷长技到道器兼备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是鸦片战争后，学者在对战败反思过程中产生的最具现实指导意义、影响最为深远的思想认识。魏源在林则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敌”的基础上，对这一思想进行了更为全面的阐发。魏源对“夷”的概念进行了界定，他说，“夷”并非“夷狄”，“非谓本国而外，凡有教化之国，皆谓之夷狄”，认为要“制夷”，首先必须要“知夷情”“悉夷形”，“筹夷事必知夷情，知夷情必知夷形”，这是向西方学习的基本前提。^[52]在魏源看来，夷之长技，包括“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53]。师夷长技的目的，在于使这些长技为我所用，“为购洋炮洋艘、练水战火战之用，尽收外夷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尽转外夷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54]。要放下天朝上国的心理优越感，以平等或谦逊的态度来看待西方，而不应再简单地将西方列强视作“残虐性情之民，未知王化者”的“夷狄”，这实际上已突破了传统的夷夏观念，以新的眼光看待西方。“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一极具突破性的认识，是后来晚清开启军事改革，推动军事近代化过程中的一种基本思维方法，“实倡日后洋务运动之先声”^[55]。

然而，也有相当多的人无法接受这样超越时代的见解，而仍然死抱着“夷夏大防”“内中国外夷狄”的旧观念不放，无视列强军事、科技实力远胜中国的现实，将魏源所说的西方长技视作奇技淫巧、雕虫小技，而将西方列强视作低劣的“夷狄”，认为其“礼乐教化，远逊中华”。这些人将“师夷长技”等同于“用夷变夏”，由此推导出的结果必然是，“正气为之不伸，邪气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56]。此类昏聩之论，并非个别现象，如王韬所言，“盖以西法为可行者，不过二三人，以西法为不可行不必行者，几于盈庭皆是”^[57]。

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朝内外交困，严峻的现实迫使国家必须寻求切实的改变。在清廷内外开明官员的共同推动下，以“师夷”为基本特征的晚清自强运动逐步展开，“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得以冲破顽固思想的围堵和阻挠，成为多数务实官员看待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思维方法。自强运动的领袖都不同程度地受这一思想的影响，如曾国藩即曾说，“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58]。李鸿章也说，“查西洋诸国，以火器为长技，欲求制驭之方，必须尽其所长，方足夺其所恃”^[59]。

然而，“夷夏大防”的陈旧观念并未被根除，而是在不断出现的“道器之辨”中仍然占据道德高地。一些顽固的官员坚持认为，“立国之道当以礼义人心为本，未有专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天文算学只为末议，即不讲习，于国家大计亦无所损，并非谓欲求自强必须讲明算法也”^[60]。尽管不再以“用夷变夏”相恐吓，但仍有很多人贩卖恐慌，认为学习西方长技将导致传统伦教纲常解体：“立国贵善用所长，制敌要先知所畏。洋人之所长在机器，中国之所贵在人心……今以重洋人机器之故，不能不以是为学问、为人才，无论教必不力、学必不精，窃恐天下皆将谓国家以礼义廉耻为无用，以洋学为难能，而人心因之解体，其从而习之者必皆无耻之人，洋器虽精，谁与国家共缓急哉？”^[61]无论是以自尊或疑惧作为盾牌，顽固守旧者的目的都是一样的，都是要以维护传统伦教纲常为辞，排斥一切外来思想，阻挠任何形式的改革推行。(www.xing528.com)

面对列强的威胁，仍有人将道德制胜论抬出来，坚持认为，“国之存亡在德不在强”^[62]，“仁义之师必胜”。张佩纶在中法战争时曾说，“倭、法残人之宗，夷人之祀，虐用其民。我以仁义之道，行壮直之师，兴灭继绝，其理亦可以一战”^[63]。这种观念横亘心中，使他们坚信中国人的最大优势在道德礼义，这是西方坚船利炮所难以比拟的，因而不承认当时西强中弱的现实。直到甲午战争前，这种观念始终在封建士大夫头脑中占据重要地位。浸淫于传统文化的文人，已很难跳出固化思维的藩篱，他们不能以客观的眼光看待自己，更不能以客观的眼光看待世界。尽管“陈义甚高，持论甚正”，却于事无补，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李鸿章对这些虚妄之论进行过无情的批判。他说：“西洋各国兵饷足、器械精，专以富强取胜，而中国虚弱至此，士大夫习为章句帖括，辄嚣嚣然以经术自鸣，攻讦相尚，于尊主庇民一切实政漠不深究，误訾理财之道为朘利，妄拟治兵之人皆怙势，颠倒是非，混淆名实，论事则务从苛刻，任事则竞趋巧伪，一有警变，张皇失措，俗儒之流弊，人才之败坏因之，此最可忧。”^[64]曾纪泽对此类文人的评价可谓一语中的，他说，“吾华清流士大夫，高论唐、虞、商、周糟粕之遗，而忽肘腋腹心之患，究其弊不独无益，实足贻误事机”^[65]。

与道本器末相对的，则是道器兼备的新观念。郑观应即说：“当今之世，非行西法则无以强兵富国。……诚使孔子生于今日，其于西国舟车、枪炮、机器之制，亦必有所取焉。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盖万世而不变者，孔子之道也。”^[66]此处郑观应所讲的“器”，并不仅指西方的技术装备，而是技术背后的理论，“西人之所鹜格致诸门，如一切汽学、光学、化学、数学、重学、天学、地学、电学，而皆不能无所依据，器者是也”^[67]。薛福成在光绪二年（1876）代李鸿章答彭孝廉的信中说，“尝谓自有天地以来，所以弥纶于不敝者，道与器二者而已。……中国所尚者道为重，而西方所精者器为多”。在这里，薛福成仍然以传统文化为坐标，以“道”“器”表示中西文化的不同特点，不同内涵。他指出：“欲求驭外之术，惟有力图自治，修明前圣制度，勿使有名无实；而于外人所长，亦勿设藩篱以自隘。斯乃道器兼备，不难合四海为一家。盖中国人民之众，物产之丰，才力聪明礼义纲常之盛，甲于地球诸国，既为天地精灵所聚，则诸国之络绎而来合者，亦理之固然。”^[68]尽管坚持认为中国文化优于西方，但他提出了“道器兼备”的主张，将中学与西学在同一杆秤上加以衡量，显然要比道本器末的主张进步很多。他强调说，“道”与“器”一旦偏重，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社会发展势必成为病态。他在批评陋儒的观念时说：“中国所尚者，道为重；而西人所精者，器为多。然道之中未尝无器，器之至者，亦通乎道。设令炎帝、轩辕复生乎今世，其不能不从事于舟车、枪炮、机器者，自然之势也。今之议者，动引古圣，啜糟粕而去精华，务空谈而忘实践，失之弥远。”^[69]随着认识的深入，人们逐步意识到西技实际上导源于西学，而西学才是指导西方在与中国竞逐中占据优势的根本所在。此后的西学在观念中的地位逐步上升，最终成为与中学对等的另一套学问体系。

可以看出，这些新的认识不再有扬道抑器的评判，取而代之的是道器对等的新观念，不再将西方长技限定于器物的层面，而是将长技推到“学”的地位，此时的长技已不再被看作奇技淫巧，而是必须通过经年累月的学习方能有所领悟的学问。李鸿章曾言：“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其演习之弁兵，使由而不必使知。其创制之员匠，则举国尊崇之，则不以曲艺相待。……能造一器为国家利用者，以为显官，世食其业，世袭其职，故有祖父习是器而不能通，子孙尚世习之，必求其通而后止。上求鱼臣干谷，苟荣利之所在，岂有不竭力研求，穷日夜之力，以期至于精通而后止乎。”^[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