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时期是中国学术史上的辉煌期，梁启超曾说，“乾嘉间考证学，可以说是：清代三百年文化的结晶体，合全国人的力量所构成”[29]。朴学的兴起，有学术发展内在理路演进的推动，是用“尊德性”的精神来从事“道问学”[30]，也有外缘性的因素，如清朝统治威立而政举，文网严密，导致“士大夫讳言本朝事。于是学者群趋于考据一途，为纯学术的研究”[31]。清初乾嘉学派开创的实证主义的风气，造就了空前的学术繁荣。其“实事求是”的基本方法，不仅对版本学、目录学、音韵学的发展有绝大的贡献，同时也造就了一种学术风尚，对清代中期社会、文化和思想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然而物极必反，清朝中期以后，朴学作为一种方法逐渐走向极端，学者往往偏离学问的意旨，而热衷于饾饤琐碎，困守书斋，严重脱离社会现实。汉学家们“毕世治经，无一言几于道，无一念及于用”[32]。乾隆后期，社会底层的不满不断积聚，无情地揭开了“太平盛世”的假象，将各种社会矛盾暴露出来。嘉庆、道光时期隐形的社会力量蠢蠢欲动，社会风气日趋腐化与堕落，正如陈旭麓先生所言，“嘉庆和道光君临天下的几十年间，一面是士林风气由饾饤琐碎转为忧患时势，一面是民间愁苦在积累中化为躁动”[33]。
对于考据之学的质疑主要集中在考据的无主题化或无中心化，是为考据而考据，“汉学诸人，言言有据，字字有考，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传注驳杂，援据群籍，证佐数百千条，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徒使人狂惑失守，不得所用”[34]。考据只是问道的门径，而非学问的终极目标，“门径苟误，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35]？鸦片战争前，魏源对考据之学“专务记丑，屏斥躬行”[36]给予了尖锐批评，“使其口心性，躬礼义，动言万物一体，而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习，国计边防之不问；一旦与人家国，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苏民困，举平日胞与民物之空谈，至此无一事可效诸民物，天下亦安用此无用之王道哉”[37]？
随着清军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盛极一时的考据之学终于跌落神坛，渐为方兴未艾的经世致用之学所取代。所谓经世之学，即经世济用之学。与坐而论道的理学家和考据家不同，经世派不仅研究形而上学之道，而且重视研究与社会和人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学问。该派兴起时有两个重要领袖人物，一位是贺长龄，他曾于道光七年（1827）与魏源一道主编《皇朝经世文编》，该书收录清代名臣奏议或文章两千余篇，内容包括吏政、户政、礼政、兵政等时政、经济问题，被视作学术风气转变的一个标志。另一位是陶澍，他的作用在人才的汲引，萧一山先生曾说，“不有陶澍之提倡，则湖南人才不能蔚起，是国藩之所成就，亦赖陶澍为之喤引耳”[38]。实际上，不只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均与陶澍关系密切。
陶、贺作为“湘系经世派”的领袖，信奉理学但不崇尚清谈，始终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并能将理学与经世之学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套经世济用的实学思维。这样的思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最切合实际，最有可能解决社会问题。受陶、贺影响颇深的左宗棠在讲解义理与经世的关系时说，“先以义理正其心，继以经济廓其志”[39]，即以义理作为自己的思想基础，然后在此基础上扩充和发挥经邦治国的才干，这是对理学经世宗旨最简洁而又最准确的概括。(www.xing528.com)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湖南籍理学名家唐鉴，他是纯正的理学家，在方法上服膺桐城派。桐城派古文家主张明道需从文章入手，“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40]。唐鉴完全继承了这一认识，他说：“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学，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学，非精于义理者不能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内。”[41]他反对空谈义理，看重义理的经世意义，认为，“动谈义理而于事情有所不通，此不过村学究耳，难与言体用”[42]，主张“儒者当识天下事，不当妄论天下。事事皆儒者所宜讲求，但不得其曲折，而辄持其是非则妄耳”[43]。他反对静坐书斋，倡导积极融入社会现实，“随事留心，即是阅历，即是学识，即是经济”[44]。唐鉴的学术视野并不开阔，但其克己极严，见解较新颖，对青年士子颇有吸引力，故在其周围团聚了不少青年才俊，其中就包括曾国藩。
曾国藩很推崇唐鉴的思想，曾师从唐鉴“讲求为学之方”，“唐公专以义理之学相勖，公遂以朱子之书为日课，始肆力于宋学矣”[45]。在孜孜以求高深义理的同时，曾国藩还与“蒙古倭仁公、六安吴公廷栋，昆明何公桂珍，窦公垿、仁和邵公懿辰及陈公源兖等，往复讨论，以实学相砥砺”[46]。这样，在唐鉴周围形成的理学小团体中，曾国藩对于理学的认识得以升华，他把汉学宗旨概括为“实事求是”，把宋学宗旨概括为“即物穷理”，认为二者有内在联系，他说，“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名目自高，诋毁日月，亦变而蔽者也”[47]。“实事求是”和“即物穷理”都体现了传统儒学“力行”和“致用”的务实精神，具有实质上的相通性。
湘军早期名将罗泽南在加入湘军之前已是理学名家。他与唐鉴一样，反对将义理教条化，而强调用躬行实践充实和验证程朱理学，“所著不仅言理之作，凡天文、舆地、律历、兵法，及盐、河、漕诸务，无不探其原委”[48]。他说：“吾人为学，固当于身心下工夫，而于世务之繁琐、民情之隐微，亦必留心穷究。准古酌今，求个至是处。庶穷而一家一乡，处之无不得其宜；达而天下国家，治之无不得其要。此方是真实经济、有用学问。使徒自说性、说天，而不向事物上穷求，虽于本原上有所见，终不能有济于实用也。”[49]
正是良好的理学修养与强烈的经世意愿的紧密结合，才共同造就了学问与事功并重的湘军军官群体。他们不仅以理学所推重的克己、坚韧、有恒等品质要求自身，而且自觉运用理学的思维指导治军。如曾国藩强调要以礼治军，“带勇之法：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50]；甚至用理学的思维方法指导治军与作战，如李续宜治兵，“只实做程、朱主敬存诚工夫，终日静默，不妄言，不妄动，抱定孔子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二语作主脑，其临阵则全是以静待动，谋定后发，虑胜后战”[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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