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兵学呈现出高度概括、高度抽象、文字凝练且意涵极丰的特点。这种阐述方式利于启发思维，但从指导实践的角度看，抽象的兵学思想要实现其指导实践的价值，必须经过几重改造，才能具有清晰和明确的指向性。《中西兵略指掌》的编者陈龙昌就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谈兵家无虑百数，惟《孙子》十三篇、戚氏《纪效新书》，至今通行，称为切实。但孙子论多玄空微妙，非上智不能领取。戚书出自前明，虽曾文正公尝为推许，其所可采者，要不过操练遗意。此外欲求所谓折衷戎行，会通今昔守御之要，而机宜悉当者，殆不多见。”[29]
近代是中国兵学发展史上的特殊时期，与前代无实战经历的文人撰述兵书不同，有过战场经验的人更倾向于从质实的角度理解战争，不做过分形而上的分析或想象。如曾国藩在《兵》篇中详细区分了不同情况下何为正兵、何为奇兵，“中间排队迎敌为正兵，左右两旁抄出为奇兵；屯宿重兵坚扎老营与贼相持者为正兵，分出游兵飘忽无常伺隙狙击者为奇兵……”[30]相比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的兵学认识现实指导性更强。比如，关于军心士气，曾、胡都说过这样的话，“夫兵，阴事也，以收敛固啬为主；战，勇气也，以节宣提唱为要”[31]，但左宗棠更多的是将士气高低与军饷保障得力与否挂接起来，“进兵必先固后路，务令却顾无虞，然后一意前驱，饷道常通，军情益奋”[32]，即粮饷无忧，军心自然稳固。
越到晚清后期，泛论式的著述越少。徐建寅在阐述其撰述动机时指出：“泰西各国讲求兵学，久有成法，愈新而器械愈利，兵学愈精。……中国士子，素未讲求此学。古来兵书，半多空谈，不切实用。戚氏《纪效新书》，虽稍述实事，而语焉不详，难以取法。”[33]又说，“世俗迂儒，一误再误，讳讲兵学，是以二千年来无人以兵学泐为成书者。即有古兵书，亦皆模糊影响，罔切实用”[34]。这样的说法虽失之偏颇，但基本反映了近代兵学家不迷恋往古，开创新学之风，并主张对现实有“补救之方”的兵学著述倾向。
兵学归根结底是要用于指导战争，面向战场的。离开了这个根本点，兵学的意义就是失位的，若兵学仅有学术上的意义，而失却其指导军事现实的意义，兵学的发展就不可能是昂扬向上的，而只能是步步沦落。兵学的发展只有回归战争这片土壤，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生根发芽。
【注释】
[1]《林则徐全集》第七册，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06页。
[2]《林则徐全集》第七册，第306页。
[3]《魏源全集》第四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9页。
[4]《左宗棠全集》第三册，岳麓书社，2009年，第110页。
[5]《左宗棠全集》第十一册，第211页。
[6]《左宗棠全集》第十册，第130页。
[7]《曾国藩全集·书信二》，岳麓书社，1991年，第1179页。
[8]《左宗棠全集》第十四册，第446页。
[9]《左宗棠全集》第十册，第125页。
[10]《左宗棠全集》第十册，第107页。
[11]钱基博、李肖聃：《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岳麓书社，1985年，第17页。
[12]《曾国藩全集·批牍》，岳麓书社，1994年，第246页。
[13]《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1985年，第365页。
[14]《胡林翼集》第二册，岳麓书社，1999年，第443页。
[15]《胡林翼集》第二册，第178页。(www.xing528.com)
[16]《李鸿章全集》第二十九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312—313页。
[17]《李鸿章全集》第八册，第515页。
[18]《训练总说》，《训练操法详晰图说》第一册，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1页。
[19]《曾国藩全集·书信二》，第1641页。
[20]《左宗棠全集》第十册，第500页。
[21]《左宗棠全集》第四册，第104页。
[22]张一文：《〈北洋海军章程〉及其军事学术价值》，《军事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
[23]见皮明勇：《中国近代军事改革》，解放军出版社，2008年，第200—201页。
[24]《周武壮公遗书》卷一，页十三，文海出版社，1969年。
[25]《左宗棠全集》第十四册，第59页。
[26]《丁日昌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84页。
[27]《丁日昌集》（上），第184页。
[28]《李鸿章全集》第十册，第649页。
[29]陈龙昌：《中西兵略指掌》卷二十，页二十、页二十一，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秦中官书石印本。
[30]《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7年，第385页。
[31]《胡林翼集》第二册，第566页。
[32]《左宗棠全集》第十一册，第100页。
[33]徐建寅：《兵学新书》，凡例页一，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本。
[34]《兵学新书》，后序页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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