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洋务运动中兵学理论引入与体系重构

尽管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人对传统兵学进行了实践化的充实，但对其原生缺陷却无力进行根本性的调整。尽管传统兵学在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运动中被证明行之有效，但在应对装备有坚船利炮的西方列强时仍捉襟见肘，传统兵学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也在近代中国与西方的竞逐中逐渐暴露出来。如：历代关于选将的思想虽很多，但都无外乎孙子讲的“智、信、仁、勇、严”五字。曾国藩、胡林翼虽提出了要用陶熔造就之法对将领进行培养和锻炼，但亦缺乏严密、完善的培养机制，所以常有“有兵无将”的感叹。关于训练，历代兵书中最有价值的是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除此以外的其他训练思想，虽有价值但无实际的指导意义，因此胡林翼才会说，“千古兵书，以《左传》为第一，此外则《资治通鉴》胡身之所注，亦大有所得，余人皆呓语梦话耳”^[15]。淮军大规模引入了西式火器，却找不到能够对火器使用与训练进行指导的兵书。李鸿章曾说：“中国制炮之书，以汤若望《则克录》及近人丁拱辰《演炮图说》为最详，皆不无浮光掠影、附会臆度之谈，而世皆奉为秘本，无怪乎求之愈近失之愈远也。”^[16]

为弥补传统兵学的诸多不足，19世纪70年代，随着洋务练兵活动的展开，翻译外国军事著作被提上议事日程，并逐步演绎成一场引进学习西方军事理论的热潮。初期以翻译介绍军事技术书籍为主，如《制火药法》《克虏伯炮弹造法》《步队毛瑟枪说》等，后期选译范围逐步扩大，除继续关注军事技术外，也开始翻译军事训练、作战理论等方面的著作，如《行军臆说》《临阵管见》《水师操练》《轮船布阵》《防海新论》《陆操新义》等，甚至还有介绍当时强国军事制度的著作，如《列国陆军制》《德国军制述要》等。

这些译著对传统兵学的发展产生了显著影响，主要有三：一是受西方海军和海战理论影响，中国近代海防思想得以建立。李鸿章的海口重点设防论尽管算不上高明，但也是在普鲁士军事家希里哈的《防海新论》的影响下产生的。通过两次海防大讨论，海口重点设防的思想逐步被多数人接受，在后续的海防建设中得以实施，并最终形成了水面舰艇、要口、驻口防军三位一体的总体海防格局。二是陆战战术逐步摆脱了传统的“鸳鸯阵”“三才阵”等冷兵器阵法，转而提倡灵活机动、发扬火力，强调步骑炮兵协同配合的战术。三是“选将以学堂为根基”^[17]的观念逐步得以确立，并陆续建成了天津武备学堂、江南陆师学堂等一大批近代军事学堂，对于改变晚清武将知识结构，提升武将整体素养，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www.xing528.com)

受西方军事译著的影响，清末还出现了几部结构和内容上均与传统兵书不同的新型兵书。聂士成主持编写的《淮军武毅各军课程》，明显吸收了西方军事理论中的训练方法，成为中国传统兵学转型的标志之一。徐建寅在吸收当时西方军事理论最新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编写了《兵学新书》。该书用较多篇幅讲述了各种先进的技术问题，如后装枪炮的构造与使用等，在战术训练上区分了进攻与防御、林地与要隘等不同类型的作战形式，这些都是传统兵书所没有的。这两部书对改革清军作战训练方法和改造中国传统兵学体系均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