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我的运气好，每教一批学生，他们都对我特别好。比起学生对我的感情，我欠他们的实在太多太多！
但我应该也必须还这笔债。
在80年代，我几乎每年春节都和学生一起度过，几乎每个暑假都和学生一起游山玩水：近的如峨眉山，远的如重庆歌乐山、云南石林、贵州黄果树瀑布……
如此和学生“泡”在一起，耗费精力不说，的确还很花钱。一些领导和老师都很佩服我：“李镇西简直太爱他的学生了！”我嘴上说：“不过就是一起玩玩嘛！我喜欢。”心里却说：“我这是在还债啊！”
接手高95级（1）班时，我刚到成都不久，爱人和女儿还在乐山，我实际上又成了“单身汉”。于是，每到周末，我都轮流把一个小组的学生请到我家做客：有时是包饺子吃，有时是自己煮火锅吃，少数时候也正儿八经地做饭吃……吃完后我和学生聊天、唱歌、打扑克，闹得天翻地覆！有老师知道后对我说：“你把每个学生都请到家里吃饭，得花多少钱啊！”我只淡淡一笑，心里却说：“我这是在还债啊！”
据说在电话日益普及的今天，已很少有班主任家访了——除非某个学生出现了非常特殊的情况，但我每带一个班，不管是优生还是“后进生”或是一般人说的中等生，我都坚持按学号轮流家访：我质朴而真诚地希望通过家访把我对每一位学生的爱送到他的家里。不止一次，我的学生家长感动地对我说：“我的孩子读了这么多年的书，您是第一个来家访的老师！”我一方面对家长说：“这是我的工作嘛！”一方面在心里对自己说：“我这是在还债啊！”
1993年我教高二时，学校缺老师，校长托年级组长给我带话，希望我能多上两个班。我二话没说，在继续当班主任的同时，硬是承担了全年级三个班的语文教学任务，而且坚持了整整一年！到了1995年，学校又安排我担任两个班（共131名学生）的班主任和语文教学工作，我仍然二话没说，咬着牙把“工作”扛在了自己的肩上！如此惊人的超负荷工作量，我却并没拿相应的报酬。不少同事在戏称我是严重的“工作中毒者”的同时，也为我鸣不平；但我虽有遗憾，却不后悔。因为比起学生给我的，我的付出算得了什么？只要是为学生“当长工”，我真的心甘情愿。我仍然在心里对自己说：“我这是在还债啊！”
从当第一个班的班主任起，十几年来，我每送走一个毕业班，都要在他们毕业前夕，为他们编一本反映班级三年难忘生活的“班级史册”。临近毕业的最后一学期，复习、写评语、模拟考试、填毕业生档案表……该有多少烦琐的事啊！可是，在如此紧张的情况下，我硬是近乎玩命地为学生编着他们的“班级风采录”，不，为他们铸造青春纪念碑！看稿，改稿，设计栏目，跑印刷厂，校对……在那挥汗如雨的日子里，我常常在办公室一坐就是14个小时！于是，《未来》、《花季》、《恰同学少年》、《少年》、《童心》……就这样诞生了。在历届学生及其家长对我感激敬佩的同时，也使一些好心的人难以理解：这些“书”既不能作为申报职称的专著，也无助于学生高考“抓分”，何苦这样“疯狂”？我还是在心里对自己说：“我这是在还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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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6月“父亲节”，广东《黄金时代》杂志搞了一个代儿女们为父亲寄贺卡的活动。我的女儿只有5岁，显然还不会为我寄贺卡。但我却意外地收到了《黄金时代》转寄来的贺卡——
亲爱的老师、朋友和父亲：
我们永远爱戴您，尊敬您，感激您！
您的高95级（1）班全体“儿女”
1993年“父亲节”
手捧这张朴素而珍贵、单薄而沉甸甸的贺卡，我热泪盈眶，不知道该怎样表达我激动的心情，我只在心里叹息：
看来，我对学生欠下的债是永远也还不清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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