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影志：李宁编《天涯》

讨论这部纪录片，有两个概念应该注意。

诗人：严肃文学在市场经济时代从社会中心退出，“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以影视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兴起。文学的浪漫无法抵挡经济的逻辑。20世纪80年代的诗人是带有光环的称号，到九十年代则成为一个略带尴尬的身份。新媒体时代，诗歌由于在形式上更适合传播（短小），似乎得到了新的发展。但仍然只是属于少数人的荣耀。在影片中，当乌鸟鸟对待招聘方讲出“我会写诗”时，遭到厂方掩饰不住的鄙夷，令人心酸又心疼。

工人诗人：作为一个名词，这个称谓的核心当然是诗人。因此严格来说，将工人诗人从诗人群体中单独列出来谈，似乎并不是特别合理。某种意义上，似乎会让人产生降低美学标准的联想。而事实上，所谓工人诗人的创作并不比普遍意义上的诗人写得差。这种工人诗人的称谓固然是为了更加突出这个群体的经济属性和阶级属性，却容易令人在阅读时，无意识地降低美学标准。对工人诗人而言，地位上的穷困和文学的卑微的结合，并不是绝望的，而是让沉闷的生活有了释放的出口。写诗并不能改变他们的经济状况，却让困顿的生活获得了尊严。

回到《我的诗篇》，片子里多位主人公的诗作都曾经刊发在《天涯》上，然而并未引起特别的注意。只有在镜头下，在纪录片中，他们才获得了某种关注。这说明打动观众的，并非是创作本身，而是经过精心拍摄和剪辑的纪录片。一部优秀的人文题材的纪录片，在我看来有着几方面的意义，认识论的、政治学的、社会学的和美学的。

从认识论而言，《我的诗篇》关注到普通人未曾关注到却又和普通人生活密切相关的主题。许立志打工的富士康，是苹果公司全球最大的代工厂，所生产的苹果手机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生产它们的工人的生存状况？许立志将这种生存状况用诗歌的方式记录下来，而纪录片又将这诗歌记录以影像的方式再次的记录。彝族诗人吉克阿优所在的羽绒服厂，邬霞所在的服装厂，老井所在的煤矿，陈年喜所从事的爆破工作，乌鸟鸟找工作的场景，这些都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却并不被人注意。这种底层工人的声音，通过诗歌呈现，而纪录片将这种诗歌创作的情境呈现给我们。

从政治学意义而言，究竟是更突显阶级性，还是现代性？这是一个对资本主义进行挞伐的新左派立场的批判现实主义题材？还是反思现代性带来便利和进步之余存在的弊端？影片本身并未有明显的倾向性，而只是以“人”为核心的尽量趋于中立的呈现。(www.xing528.com)

从社会学的意义而言，纪录片涉及进城务工人员的生存状况问题，彝族民族文化传承问题，城镇化带来的乡村凋敝的问题，就业问题等等诸多，却只是点到为止，并未深究，而更加集中地关注诗人的境况。

从美学的意义而言，这部纪录片很好地处理了纪实的内容和诗意的表达的问题，即所谓的“诗与真”。它表现苦难，却并不悲情。纪录片的框架结构上，也突破传统意义上平铺直叙的结构，镜头语言、配乐与结构相互辉映，奉献了一部既表现真实，又不失诗意的优秀纪录片。

在我看来，《我的诗篇》也并非完全没有不足。呈现工人诗人的生存状况，如果不对生存状况背后的现代性逻辑进行一定的表现，观众在观影后，似乎仅限于对生存苦难和诗意抗争精神的肯定和颂赞，对社会和经济逻辑却仍然无所了解，容易陷入简单地对资本，对市场的立场式的批判中。在《我的诗篇》中，主人公面对苦难都有一种坦然面对的淡然，一种道德的人性的精神的东西传达了，如果能对社会和经济的背景有简单交代，就会更丰富。

为什么新时期以来，能够涌现影片中这些工人诗人？跟改革开放，追求现代化，带来的人口和社会的流动有关，跟现代性的追求有关，而似乎并不关乎阶级。影片并未注意在这些方面进行更多的呈现。

《我的诗篇》是高扬理想主义精神的一部影片，这部影片取得如此良好口碑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导演秦晓宇及主创人员极其真诚的创作态度。但这样的影片进入消费主义的院线里，当看到参与观影的部分观众，手捧爆米花和可乐，津津有味边看边流泪时，我内心的滋味仍然是复杂的。作者的出发点是理想主义的，作品却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消费主义的一桶爆米花佐料。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别人的苦难，成为他者幸福感的一种证明和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