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坐在这里谈诗歌,谈电影,包括我刚才朗诵邬霞的诗歌,其实我内心有一种特别耻辱的感觉,很自责。刚才王雁翎老师讲《天涯》曾经做过一些关于底层如何发声的讨论,其实在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鲁迅就曾提出过这个命题,只不过我们的鲁迅研究,长久以来学界都不太爱提鲁迅这个方面,包括鲁迅后期向左转的问题。鲁迅先生在1925年给俄文译本《阿Q正传》写过一个序言:1933年又应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之约编选了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把中国当时的作家作品介绍到西方世界,鲁迅为此也写了一篇序言。他说,我小时候根本不知道乡下人是什么,我看他们就跟花和鸟一样,直到有一天我被派到外婆家,我才见到了乡下人,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有很多苦痛,和花鸟并不一样,不过我还没法使大家知道。具体到《阿Q正传》的写作,他说:“现在我们所能听到的不过是几个圣人之徒的意见和道理,为了他们自己;至于百姓,却就默默地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因为,已经说过,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也就是说,鲁迅对自己的写作实际上是有怀疑的,持保留态度的,是具有政治批判意识的。在他看来,大约有一天要等到属于劳苦民众阶层的人真正会写作,他们自己来表达自己,才是最为真实可靠的。所以1934年他写过一组杂谈,叫《门外杂谈》,专门谈“语言”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是他很早就反反复复提出的——他痛恨“文字在人民间萌芽,后来却一定为特权者所收揽”。文字成为特权者的东西,所以就有了等级性,并且有了神秘性,于是文章也成了奇货。那么,什么时候无声的中国才能改变,什么时候所有的中国人才能解放,就是人人都能够拿起笔来表达自己,而不是由某个人来代言他。鲁迅说,“一句话:将文字交给一切人”。
今天我们看这个影片,实际上长久以来我们看工人诗歌很有趣的一点是,很像鲁迅当年提出的命题,似乎今天工人阶级终于不需要知识分子来代言了,他们写出了诗歌,他们可以代言自己了,好像这是特别有价值的地方,而且很多评论都会强调这些诗歌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我们所认可的一种文学标准,具有多高的审美价值,符合哪种诗歌法则。从我自己的阅读感觉来说,很多诗人及其作品,我也觉得加上一个“打工诗人”之类的限定完全就是多余,就是侮辱,他们的诗歌非常好,他们就是“诗人”。加上一个打工诗、工人诗,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他们的作品狭隘、偏见,或者矮化的定义。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这种行为、这种评论实际上已经把打工诗人收编到了我们所认可的文学行伍里面——某种正是鲁迅所反思批判的具有特权性和奇货气息的文学规范里面。实话说,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悖论。但是在某些特殊的时刻和语境中,如果不纠结、不自觉于这种悖论,事情就会变得有点糟糕,甚至是有点可耻。为什么我们今天看到这些诗歌很震惊呢?是因为这多少是“奇观”,冲击了文学生产背后的那些特权性——用鲁迅的话说是“尊荣”,知识阶级把持了文字便维持了尊荣。抑或也是如鲁迅所讽刺的,“因为他们不是看轻了大众,就是看轻了自己,仍旧犯着古之读书人的老毛病”。不过,更重要的是,诗歌中所描述的这些诗人、这些劳动者的生活和生产场景不再是很多人以及阅读这些诗歌的人们生活的日常景观。诗歌内容冲击了我们常见的精致幽深的“现代”文学主题。诗歌中的生活、苦难和异化的劳动,包括生产场景、工厂,都市化生存的我们平日里不大会有多少机会真切目睹。邬霞在《吊带裙》那首诗里说她在给城里的姑娘做裙子,但是我们没见过这样的“工人”,即便邬霞走在都市中,我们也不会意识到她“工人”的身份,我们都是处在全球化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挤压之下和消费文化中的“诸众”。在江浙一带,制造毛绒玩具的、电子产品的、服装的都在昆山等周边地带,在上海看不到大片的工业区。我们生活在繁华的都市中,生活在梦工厂中,都市化生存仿佛克服了我们生活当中最低下、最肮脏、最艰辛的体力劳动那一面,劳动空间和消费空间相区隔。
流行、时尚的本质是区隔。时尚潮流在均质社会、消费时代起着阶级区隔的功能,如果它起不到阶级区隔的功能,它就不是时尚了,就会被新一轮的潮流所取代。这就是流行法则,要保证只有特定的阶层才能“引领”潮流。所以,我们社会中的一些阶层是不可能追逐上某种美学品位的,吊带裙是一个隐喻,打工女孩的穿着时尚程度永远不会符合我们社会的高级美学趣味。今天我们把打工诗歌、工人诗歌收编进我们社会的美学趣味里面,认可了他们。我们在享受着我们不愿付出的、不屑于付出的体力劳动成果,却用美学的名义给他们加冕。很不幸的是,“美”正是现代世界和我们时代道德的最高法则、试金石。美学是区隔,美学就是意识形态。(www.xing528.com)
今天我来朗诵诗歌,用我们的腔调来朗诵,在一个这么好的消费环境里面来讨论,内心五味杂陈。实际上这些被选中的诗歌是用我们非常认可的美学趣味,用很标准的现代诗歌修辞手段写成的。我当然觉得这些诗歌、诗人的声音让更多的人听到是一件好事。但同时我也非常排斥某种中产阶级的阅读趣味——尽管很多中国人都是岌岌可危的所谓的中产阶级,很排斥让他们的诗变成一种“风景”。这些诗歌,震撼着我们的心灵,通过美学加冕,也会变成对我们负罪心灵的抚慰,苦难也可以变成消费。所以,我希望这些诗歌讨论,能变成一种伦理上的讨论,希望它能够具有某种行动的力量,而不仅仅是美学的、文学的小范围事件,或者大一点的类似于公益性的活动。这是一个针对我们每个人,尤其是读书人的时代拷问,工人、底层劳动者以及某类人群的命运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化成我们所有人共同的命运。我甚至希望讨论和思考不要局限在人道主义的框架中,因为这样的反思力度,就他们的生命处境而言,是不人道的。《我的诗篇》最终冲破文学的意义、电影的意义,我想应该是导演秦晓宇的初衷所在吧,对秦导的努力致以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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