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雁翎：《天涯》杂志主编的诗篇

《天涯》大概2004年或2005年的时候搞过一个关于“底层及底层的表述”的讨论专题。这是一个持续性的讨论。为什么要搞这样一个讨论呢？我们知道，底层的百姓往往受教育程度不高，也没有话语权，他们无法在社会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常常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作家来为他们代言。但底层百姓内心真正的所思所想所感，他们的爱与痛，愁与苦，经过知识分子的转述，总是会打一点折扣的，有点隔。其实这是一个历史问题。五四新文学开始，鲁迅等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就意识到知识分子与底层民众的隔膜，他写《一件小事》和后来的小说《阿Q正传》，既有知识分子自身的反省，也有出于启蒙理念描述底层农民真实的生存状况，使世人“看见”他们的存在。三十年代左翼文学茅盾、蒋光慈、叶紫等人的文学作品都是延续这个脉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后，作家们深入生活，化身工农兵，深切体验他们的生活和情感，根据地出现了《白毛女》《小二黑结婚》等一系列反映工农兵生活的作品。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十年代，有所谓“三结合”创作模式：领导出思想、工农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由此产生了胡万春、高玉宝等一批工农作家。以上这两个历史过程都没有真正解决底层如何表达自己的问题。直到今天看了这个电影，我觉得很欣慰的是底层的农民工诗人终于开始自己表达自己，而且还是使用诗歌这样一种印象中阳春白雪的文学体裁。为什么世纪之交出现了大量的打工文学呢？当然首先是上亿农民工进城打工这种生活的大面积出现，相应地催生了大量的打工文学，包括诗歌。这不能不说是得益于新中国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使得劳动力文化水平大大提高。其次也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农民工离开家乡进城打工，这种流动迁徙的生活本身，使他们不再局限于家乡一村一地的封闭环境中，而是有了国内国外、城市乡村的比较，他们的眼睛睁开了。这就使他们能够在一个大的坐标系上看清自己的生活境遇，从而“我手写我心”，发出植根于自己生活及心灵深处的疼痛的呼喊。

我们常常以为诗歌是一种特别精致高雅的文体，修辞非常讲究，但是内容往往有点苍白，读不懂。我是20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受朦胧诗的影响比较大，而对朦胧诗以后的新诗，我一向是持敬而远之的态度。但是今天我们看了《我的诗篇》里面所引用的诗歌，我觉得他们真正是在用诗歌的形式表达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感受。配合着画面，我甚至觉得他们不是在朗诵诗歌，而是在讲述自己的日常生活。我们中国的文学精神，有句话叫“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这是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情动于中而言于外，在这些农民工诗人身上得到了非常好的表现。可以说，他们的诗歌就是从他们的生活中自然而然长出来的，一点也不高深。也许他们的语言和修辞还不是那么完美，但是他们那种真实的生活感受、生命感受，那种疼痛感能够深深地打动我们，击中我们的心灵。比如陈年喜的《为父亲理发》、邬霞的《吊带裙》、老井的《地心蛙鸣》等等，很多诗句真的是非常感人，但是电影整体看下来又觉得很沉重。(www.xing528.com)

这部影片主要表现了六个农民工诗人的生活和工作状况，他们是从全国两亿多农民工中间挑出来的典型人物。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农民工离开自己的家乡故土，到全国各地大城市去打工，每年在乡村与城市之间往返，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种伟大的迁徙和漂泊，是一种典型的中国经验、中国故事。他们为中国城市化、现代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他们的身份却介于农民与工人之间，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所以他们才拥有一个尴尬的名称：农民工。现在有句话叫作“回不去的乡村，留不下的城市”，这就是我们千千万万农民工现实的处境。城市汲取了他们的劳动，却不接纳他们，他们无法与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全面的市民待遇。虽然最近这些年他们的待遇已经在逐渐好转，但他们的生活依然很艰难，甚至一年到头打工都拿不到自己的血汗钱，被欠薪。我一边看一边感叹，这就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现实的中国啊。现实中国并不全是像电影电视剧里呈现出的那样，只有光鲜亮丽的一面，更有农民工、底层艰辛困窘的一面。这些年我们讲中国崛起，讲中国模式，或者中国式的发展道路，这中间农民工的贡献是值得大书特书的。现在这几个农民工诗人，终于代表上亿的农民工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自我表达真实、疼痛的生命感受，这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