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电影与诗歌的对话

钟乔

一

从我个人对纪录片非常有限的观影经验与理解中，我以为：《我的诗篇》以高度电影化的叙事构造，结合影像创作者对画质及剪接的美感化处理，成就了一部纪录片的美学质量，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相对很重要的，也就是这样强调电影美学的纪录片，提供了我们思考拍摄者与被拍摄者的视线关系。如果，我们说，纪录电影的美学建构在镜头所直面的物件体的话，那么《我的诗篇》的主体，就是影片中这被拍摄的六位农民工诗人，以及非常重要的，这诗人群背后广大的，在现今全球化语境下被编入世界底层的中国农民工们。这样子理解一部纪录片的伦理，会迫使我们去思考，镜头底下的农民工，到底与持镜头的导演和拍摄群，处在怎样的关系中。

从取得故事与影像美感的制作方面而言，《我的诗篇》带来了深刻的震撼；却也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这样的震撼背后，明显的是以拍摄者的美学动员，在观众对于影像感官的扰动需求下，所形成的一种关系。很清楚的是：在生产与消费的两端，我们失去了与被拍摄者及其背后的农民工群体，一种必须被面对却也被忽视的对话关系。

以作品目的为出发，在成就拍摄者美学的前提下，高度“陌生化”的农民工困顿、朴实且充满血汗的生活，是这部纪录电影的特殊旅程。纪录电影比纪实电影更具说服性的根本原因，在于如何透过电影的元素，将平面的诗歌立体化起来，这是《我的诗篇》相当惊艳的一个面向；与此同时，我们却也不免进入一种影片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并不对等的对话关系中。当然，也因为这样，导演与制作团队，是在被拍摄的诗人们的引导下，走向了“新的一天”。

这“新的一天”有其特殊的含义。一如2014年，曾经在富士康工作3年后，辗转又返回流水线的工人许立志，以24岁的年纪，从闹街上的美丽大厦一跃而下，结束了他年轻的生命。该日是9月30日下午近两点。但，他在10月1日零时于微博预设了定时发送了一句话：“新的一天”。许立志等于用他身体的绝望，来对抗整个劳动商品市场对流水线工人的剥削。

在这里，最该发问的问题，反而不在电影的美学价值；而是在这趟旅程中，电影文化人如何与农民工诗人，共同携手创造一种对等性视线去相互观察，进而得出了以影像干预现实的血汗诗篇。在这样的旅程中，更诉说了，无论是拍摄者或被拍摄者都已经从原本诗与电影的时空中，来到一个共同观看这个世界的“新的一天”的时空了！这样的过程，所展现的必然是：无从回避的世界观与社会观！

就在《我的诗篇》以纪录片形式公之于世的同时，诗歌评论家秦晓宇在吴晓波的支持及策划下，于作家出版社推出《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一书，集合了各家以农民工特殊身份的诗人所写作的诗歌。这本诗典的问世，称得上是一记当代华文诗歌写作史中的重锤声——我是这样来阅读的。

二

请多一些

多一些向谢湘南这样的诗人

不是从天空的乌云中

而是从大地的腹部

从那收工的人群

红铁铲、执铁锤、衣冠不整的

男人中

是怎样的诗人，会召唤更多的人来像自己一样，写出诗歌的血与汗；是怎样的诗人，不在自身才华创意的小世界中沾沾自喜，却站起身来，看见围绕着自己的大世界的风尘？是一种共同意识的紧迫感，让劳动的身体里涌现了诗歌。而这时，诗歌已经不再是文人的特权，而是工人的文化武器。

谢湘南是现今中国2.74亿农民工中，相当平凡却又不平凡的一名。说平凡，就好比所有在大城市“世界工厂”里的流水线中，不断被抽离、剥夺并且失去生活基础的农民工一般，历经生存的流离失所。说不平凡，则可以在他提起笔写诗的那一刻，诉说了农民工诗篇的底层境遇。从秦晓宇所编辑的《我的诗篇》一书中，我们得知谢湘南是在1992年之后，从湖南老家辍学转入浙江工厂打工，这以后，他开始提笔写诗。

从这里，我们看出改革开放的变局中，一方资本兀自积累，一方底层又如何离散。时至今日，这在农民工的身体里，仍留有尤甚的刻痕。历史从来没有巧合，特别是底层生命为生存所抛出的思与情，从来不只是一种巧合而已。这是谢湘南用诗歌来诉说每一个农民工的身体里都有撼人的诗歌的出发点。(www.xing528.com)

在这里，展现了一种非常的情境，倒不在于写诗本身的诗意、魅力或者才华；相反的，溷迹底层饱受生存困境的种种挑战，却从未让这样的人生转作悲情的哭诉，甚或因为顾着身家而兀自习于劳动的异化。这样子，在备受剥削的日常劳动中，所提振出来的反而是以诗歌的写作，来展现作为农民工本身强烈而清晰的问题意识。

谢湘南在这里召唤的，很显然是一种以农民工这样的身份作为主体的诗人，或者说文艺意识。因为，他在这首命名为“请多一些谢湘南这样的诗人”的诗的最前面三行是这样写的：“对世界说/而不是在抽屉里/对一只蟑螂命名。”但，我们要说，这是工人集体意识的呼唤，却又似乎不在这样的情境底下。至少，在我们阅读到秦晓宇于《我的诗篇》的序言中，他对农民工诗篇的核心思索，是以“精神自我”的解放，来看待从“集体自我”脱身的一个重要里程。如果，我说谢湘南的这首诗，于我而言，恰是他所提及的“社会自我”的认同与追寻，或许有一些靠近吧！因为，“集体自我”固然是社会主义走向教义化的结果；“精神自我”又带有多少阶级意识的扬弃，对于农民工诗篇而言，是非常需要被深度思考的问题。如此看来，重新认真对待并思索“社会自我”，是《我的诗篇》提供出来最为核心的思想与创作的参照。

我现在感受到，从个人自我走出来的诗歌，其实在沿着社会自我的脉络前进。如果，在语境上，将它形容为从“我”到“我们”的一条道路，当真也是很贴切的。当然，知识分子总是有一种救赎的真心或妄想，希望以诗歌、文艺或说剧场的实践，能将被压迫的底层给涵容进自身的情或思当中。但，代言或启蒙也是一件很容易陷自身于困境中的事情。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我阅读这每一篇农民工诗篇时，会有一种被彻底解放的感受。因为这诗歌的字字句句，导引着每一个，像我这样，兀在这世界边缘中孤寂着的社会诗人，重新去审视自身与诗歌的连带，与生存的连带，还有与底层永远无法走到尽头的对待！

三

如果，谢湘南为我们开启了一道农民工诗人自主性诗歌的路径。这路径，其实是与不同诗人在不同劳动现场的身份，发生着密切的连带。这是很深刻的一件事情。因为，通常诗歌总在诗人特殊位置上，被视作与生产劳动毫不相干的文字想象术。然而，农民工诗人却透过诗的元素，将被市场经济压在底层的劳动身份给抢夺了回来。这当真是无论如何在世界的诗歌史上，都要被刻画下一笔的文艺事件。

《我的诗篇》这部纪录片，以撼动人视觉感官与思维的影像，交织着六位诗人的劳动生命。而他们如何生存下去却是诗歌的源头。陈年喜，陕西丹凤县人，犷悍的身子却有缜密的心思，导引着我们回到他生命底层的沉思。他在矿道里当爆破工人，影片里，没有片刻的修饰或装演，却已带领我们进入他诗的世界里。那里，也不仅仅是工作现场的粗粝劳动，更重要的是：对生存的思索所化作的诗行。在《炸裂志》这样的一首诗中，深刻运用诗歌的比喻，瞬间就让我们穿梭在他诗的血脉中：

我在五千米深处打发中年

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

借此 把一生重新组合

我微小的亲人 远在商山脚下

他们有病 身体落满灰尘

我的中年裁下多少

他们的晚年巷道就能延长多少

我的身体有炸药三吨

他们是引信部分

这样的诗，牵系着的是一名爆破工人，在充满不定性的荒山矿坑劳动时，对于家人的忧忡与关切。特别是诗的最后两行，几乎让我们为他的处境与他家人的种种困境，开出了一道黄尘扬起的弯曲山路，朝向他回返或离去的家。

除了陈年喜之外，纪录片深刻而生动地交织着乌鸟鸟、老井、吉克阿优、乌霞，还有许立志的劳动人生。也是纪录片导演之一的秦晓宇表示，选出这六位诗人的主要原因，首先还是在于诗本身。而后，才考虑他们的故事。在完全没有过多的夸张或修饰状态下，纪录片《我的诗篇》以精神自我走向了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前沿的社会自我。

其中，特别需要一提的，自然是2014年自深圳龙华大厦17层跳楼自杀的许立志。他是苹果计算机最大代工厂富士康的流水线工人。他以兵马俑的陪葬，来比喻农民工在生产线，陪着资本市场的兀自肥大而下葬，“只一响铃功夫，悉数回到秦朝”。是这样子，许立志跳楼的时间是9月30下午近两点。但，他在10月1日零时于微博预设了定时发送的一句话：“新的一天”。然则，当“新的一天”到来时，他已然不在的身体，却又召唤了怎样的社会诗歌及精神自我呢？

这是非常紧迫的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