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影像的审美价值在新媒体时代中的探讨

王琦 谢玎珂

自从1895年活动影像借“电影”之名正式诞生以来，这种全新的技术与媒介的结合体就逐渐成为人类寻求自我身份认同的重要方式。然而，正是由于技术的限制，这种探索进展得十分缓慢，私人影像长期处于非主流的状态，它的价值也没有得到充分挖掘。近年来，随着数字新媒体和移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以网络直播和私人短视频为代表的私人影像势不可当地呈现出大众化的趋势，新媒体时代的私人影像来势如此凶猛，繁荣的同时也带来很多争议，因此，对私人影像审美价值的思考具有十分迫切的现实意义。

一方面，历史的进程表明，“人在正常使用技术（或称之为经过多种延伸的人体）的情况下，总是永远不断受到技术的修改。反过来，人又不断寻找新的方式去修改自己的技术”^[1]；另一方面，随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越来越多的读者变成了作者”^[2]。人与技术的博弈不断改变着人与影像之间的关系，私人影像也概莫能外。

如果要追溯私人影像的源头，很多人会将卢米埃尔兄弟拍摄的短片《婴儿的午餐》作为开山之作。虽然相比于《火车进站》和《工厂大门》这类“公众大事件”，《婴儿的午餐》的格局显得小了很多，但是“电影初始时期的观众只是把电影当作再现日常生活真实图景的神奇玩意儿，因此在当时的观众看来，电影再现的程度越逼真，越惟妙惟肖就越有吸引力，电影中出现的人物与自己越相似就显得越有趣”^[3]。基于这个原因，奥古斯特·卢米埃尔通过拍摄自己的女儿，第一次唤起了人们借助活动影像探索私人领域的兴趣。但是在胶片时代，摄影机对私人空间的展现是十分受限的，早期的胶片摄影机只属于少数专业人士所有，对拍摄条件也有着严苛的要求，以“本”为单位的胶片在使用过程中难以长时间记录连续的完整时空，因此摆拍以及表演常常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无论是拍摄者还是被拍摄者都要先满足摄影机的要求。这显然不是正常的生活状态，称不上是对私人领域的完整呈现，因此也不可能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产生实质性的帮助。随着时间的推移，高感胶片、便携式摄影机和同步录音的发明极大地缓和了人与技术之间的矛盾，但是胶片电影的基本特点已经决定了它与私人影像之间无法填补的鸿沟，这也是私人影像小众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相比于电影摄影机，电子摄像机的普及程度虽然依旧很低，但是在使用成本、可操作性和环境适应性方面都有了显著提高，新的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将人从机器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影像记录变得相对容易，创作者可以用第一人称的视角长时间地介入私人领域。电视网的出现也为私人影像找到了新的出口，在更加开放的公共空间中讨论个人化的私密话题成为一种可能。于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等地，一批以播出私人影像为主要内容的电视栏目应运而生，其中的代表是美国公共电视台（PBS）的《观点》栏目。这个时期的私人影像不再单纯地表现生活的片段，而是开始借助私人的视角讨论种族、性别、身体残疾、家庭伦理等尖锐而深刻的主题。技术的进步打破了禁忌，无论是创作者还是观看者，与私人领域的距离都更近了一步。“对年轻人而言，电视拆除了权威这个障碍，创造了隐秘的幻想和公开对话的模式。”^[4]这无疑显著地提升了人类借助媒介进行自我身份认同的能力。

如果说电子时代的私人影像依然专属于某些特定的人群，那么数字技术的发展则一步步解除了这种特权。一方面，日益低廉的成本和愈发卓越的性能让私人影像的捕捉变得前所未有的容易；另一方面，以视频网站和社交软件为代表的新媒体平台让私人影像的发布变得史无前例的便捷。例如，获得第88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长片的作品《艾米》，正是借助艾米·怀恩豪斯自己，以及她的家人、朋友、保镖用数码设备拍摄的大量私人影像，才得以让普通观众深入了解到她悲剧人生的全貌。而由两位好莱坞导演发起的《浮生一日》计划，借助互联网平台，征集到了世界各地网民提供的4000多小时的发生在2010年7月24日当天的私人影像，最终剪辑成一部90分钟的作品，在视频网站上播出后获得了人们空前的关注。这仿佛预示着“我是谁”这个终极谜题在新媒体时代不再是每个人内心的孤独拷问，而是成了人人可见、可参与的公共话题。人类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似乎将达到前所未有的层次。

数字技术的进步实现了人的深度延伸，然而这种延伸引发的并不全都是大众对自我的理性思考。记录与解释本来是活动影像的基本功能，然而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消费和娱乐都成为新媒体时代私人影像的主流倾向。如果说胶片时代人类不得不在镜头前表演，那么新媒体时代则是人类不自觉地在镜头前表演，当“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5]，这无疑是个危险的信号。其中“最大的危险就是我们即将开始丧失我们的人性，丧失人之所以区别于机器的本质属性”^[6]。

在新媒体出现之前，私人影像主要是人们对“自我”这个谜题进行探索的手段，当新媒体逐步发展壮大，以网络直播和私人短视频为代表的全新的视频形态则彻底逆转了私人影像的审美趣味。从心理学角度看来，人类虽然已经进化为高等动物，但并不缺乏原始冲动，不费脑筋且刺激的影像更容易被观看者接纳，在日常生活中，窥视他人的秘密是一件不容易实现的事情，但网络直播和私人短视频让窥视变得轻而易举，久而久之积累成病，便是所谓的“偷窥症”。而当人人都有机会成为主播，用一部手机就可以轻松录像，如何迅速吸引关注就成了最关键的问题。面对屏幕前成千上万双饥渴的眼睛，最有效的手段无疑就是对身体的消费性展示，于是低俗化便成为当前私人影像的突出问题，以不文明、不健康的内容来博取关注度的丑闻时有发生，其目的只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前来观看。当私人影像被浅层次的快感侵占时，它显然失去了自己应有的价值。

反精英、反标准是后现代社会最明显的文化传播特征之一。在新媒体时代，网络视频平台的出现大幅度地降低了使用者的门槛，任何人都能随意进出这个虚拟世界，因此网络视频平台聚集了一大批无聊又有闲的用户，无知者无畏的价值观广为流传。“我们不仅仅被剥夺了信息，而且我们正在逐渐失去判断什么是信息的能力。”^[7]在当下的娱乐化浪潮里，精英话语和理性思维在媒体和大众制造的虚幻式的狂欢中失去话语权，“审丑”成为一时之风潮，许多平民网络视频明星在暴露自己的同时为自己打上“毒舌”“屌丝”“懒虫”这样看似特立独行，实则品位低下的标签，并引以为傲；一味地炫丑导致传统价值观遭到挑战，恶作剧般的炒作更是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当前大量的网络用户生产的私人影像与自我反思、自我拷问和自我批判渐行渐远。

暴露者越疯狂，观看者越聚集，一段时间以来，大众文化庸俗化的浪潮让私人影像逐渐成为新媒体时代网络狂欢的主阵地，商家们嗅到一丝商机便闻风而来，私人影像的商业利益愈发膨胀。资本市场从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转型，最明显的表现就在于资本对网络视频领域的推波助澜，先知先觉的互联网投资者不断为网络视频平台提供经济支持，网友、粉丝的追捧也让各大视频应用每日拥有固定的大额收入。由于资本的注入，新媒体视频平台呈现野蛮生长的态势。网络主播不论是稳坐家中，还是行走于市，屏幕前都会有成千上万名观看者与之互动。如此巨大的利益诱惑，更加助推了唯市场利益的驱动倾向，新媒体时代的私人影像正在面临着沦为金钱附庸的危机。

马克思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塑造，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的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8]技术作为人的延伸，同样也是人的产物，人类在运用技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只有遵循主客体统一的原则，才能实现对美的追求。那么，如何引导新媒体时代的互联网用户通过先进的技术正确地进行自我认同，改变当前私人影像所呈现出来的负面倾向呢？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虽然活动影像和新媒体都源自西方，但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或许能够为新时代私人影像的价值回归提供一条可资借鉴的路径。

在摄影术尚未发明的时代，人类探索自我最主要的工具是文字。中国古代文学自先秦以降就有大量作品以“我”为核心表达作者的思考，如《诗经·黍离》中的“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楚辞》中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等。其他通过抒情言志来表达自我的作品更是数不胜数。所有这些作品体现的基本上都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核心理念——“文以载道”。“五四”以来，这个理念一直是各家批判的重点，然而，“批判‘文以载道’，可谓百年中国文论最大的‘错案’”^[9]，因为“文以载道”并不是一个僵化封闭的概念，而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明对如何正确处理媒介与人的关系的智慧总结。

对于“道”的含义，历代文人都有过精辟的阐释，如“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荀子·儒效》）；“心生而言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文心雕龙卷一·原道》）；“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涂饰也。况虚车乎？”（《周子通书·文辞》）；“不求诸己而求诸外，以博闻强记、巧文丽辞为工，荣华其言，鲜有至于道者”（《颜子所好何学论》）。以上种种论述都旨在说明，自我表达的目的不是追求浮夸的形式，而是探究人生和宇宙的终极奥义，进而获得审美的高级体验，这应当是“道”的核心价值。因此，活动影像作为以视听语言进行表达的文本，也应当做到“影以载道”，也就是用影像来承载意义。倘若影无法载道，哪怕是广为人知也只能属于糟粕。在新媒体时代，技术的进步应该更有利于人类探寻自我生存与发展的真理，而不应该舍本逐末，单纯成为牟利的工具。

新媒体时代是彰显个性的时代，私人影像是对每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体的关注，而这种个人化的内容生产如果以“影以载道”为出发点，就必然会追求在创作过程中对自我人格的完善，帮助创作者和观看者确立作为个体的“我”在大千世界中的位置，突出自我的不可替代性。当技术的革新让新媒体时代的私人影像逐渐成为人类精神生活的必需品，它在为人们提供审美体验的同时，也为人们认清自我提供了更为有效的途径。中国古人认为“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礼记·大学》），这同样适用于新媒体时代的私人影像。如果影像的创作者和观看者都能做到“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做到“一日三省吾身”，那就会以“内圣外王”为标准进行自我的人格塑造，千篇一律的网红以及无底线的审丑自然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土壤。(www.xing528.com)

私人影像的焦点是自我，但是在新媒体时代，每一个自我都被技术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人与人之间的视觉距离变得史无前例的贴近，大多数人都很难做到遗世独立、自影自怜，因此私人影像也就自然被赋予了一种观照的功能。看别人的时候就是在看自己，看自己的时候也是在看别人。个体与群体、小众与大众之间彼此交叉、互相影响。“地球村”里的“村民”们虽然很少直接见面但却异常熟悉，如何能够更加和谐地相处也就成为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中国古代的先贤对于这个问题同样给出了答案：“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礼记·中庸》）如果私人影像的创作者和观看者都能做到“慎独”，那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也就找到了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平衡点，也就可以形成一种人文观照，通过彼此的映射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自己、认识他人、认识世界，而不是以消费自己的方式去满足他人的低级趣味。

如果说以往的私人影像还没有得到人们充分的重视，新媒体时代的私人影像所呈现出的种种状况足以唤起人们对它的关注。私人影像以个人的、私密的形态对应着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同时也无可避免地成为社会进程的一面反光镜。在技术的助推下，私人影像的发展似乎正在偏离它原本的轨道，但是技术终究是掌握在人手中的。源自东方文明的“影以载道”观念可以帮助现代人更好地掌握新媒体时代的技术，从而借助私人影像实现塑造自我、观照他人的目标，这是新媒体时代的私人影像所应当具备的审美价值。

[作者王琦系重庆大学美视电影学院副教授；谢玎珂系重庆大学美视电影学院硕士研究生]

[1] 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62.

[2] 阿伦特.启迪：本雅明文选[C].张旭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251.

[3] 任远，彭国立.世界纪录片史略[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37.

[4] 奥夫德海德.第一人称纪录片的发展[J].世界电影，2012（4）.

[5] 马克思.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M].刘丕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4.

[6] 卡尔.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M].刘纯毅，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4.

[7] 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14.

[8] 马克思.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M].刘丕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1.

[9] 刘锋杰.“文以载道”再评价[J].文学评论，20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