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节目的媒介仪式构建与文化表达分析

朱赫 曾一果

在人类学范畴中，仪式是一种文化建构起来的象征交流的系统。它由一系列模式和序列化的言语、行为组成，往往借助多重媒介表现出来，其内容和排列特征在不同程度上变现出礼仪性的习俗，具有立体的特性（刚性）、凝聚的（熔合）和累赘的（重复）特征。^[1]每个民族、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通过仪式”或宗教仪式，用以将个体融入共同体中，从而达到维护社会团结和社会秩序的目的。

美国著名传播学者詹姆斯·W.凯瑞在19世纪70年代将传播的定义分为两大类：传播的传递观（a translate view of communication）和传播的仪式观（a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传播的仪式观，是将传播从仪式的角度定义，它与“分享”“参与”“联合”“团体”及“拥有共同信仰”这一类词有关，是指在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是共享信仰的表征。^[2]通过传播，一定群体的人们共享民族、阶级、身份、信仰，换句话说，通过某种仪式的建构，创造出一个共享的文化空间，以集体的名义将分散在四方的大众聚合到一起，在群体仪式中完成价值的共享和意义的交流。

电视无疑是20世纪最重要的媒介。麦克卢汉认为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的出现将整个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地球村”。因而，现代媒介同样在维系群体情感、凝聚象征力量、构筑民族文化共同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许多媒介活动都是具有仪式性的，比如重要的节庆、祭祀和表演的现场直播，往往都具有仪式性。在全球化的语境下，这种借助媒介仪式构筑认同空间、积聚认同的力量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将以凯瑞的“传播的仪式观”为出发点，从国内部分传统文化节目切入，深入探讨媒介仪式在民族身份建构与文化认同中的意义和价值。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本民族特有的文化特点及传统仪式，尤其在现代全球化语境下，构筑文化信仰和身份认同成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至关重要的价值追求。传统文化类节目以其丰富且广阔的知识面，顺应当今碎片化阅读时代，成为构筑民族共同体不可或缺的力量。尼克·库尔德利将媒介仪式概括为三种主要类型，分别是媒介报道的仪式性内容、媒介报道该内容的仪式化方式，以及媒介本身成为一种仪式或集体庆典。^[3]这里也可将传统文化节目的仪式结构和演变过程分为三个层面来剖析，以探求媒介仪式的形成与建立。

中国传统文化具体形态本身就存在着大量的仪式、内涵、精神和信仰，带有强大的仪式化属性。传统文化类电视节目将古诗词、成语、汉字、戏曲、经典名著等作为主要的节目元素，通过专家解读、选手竞赛、文化内核诠释等方式，在竞赛中学习和感知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和价值蕴含，从而形成民族认同。早期中央电视台传统文化节目《百家讲坛》，一改往日宏观叙事的风格，借助电视媒介和学者个人的微观叙事，将抽象、晦涩的精英文化进行个人解码和重新编码，转化成普罗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符号。当然，这也是前期传统文化节目的雏形期，停留在从学者到电视受众的单向度文化传播阶段，构筑的媒介仪式更多的是低参与度、低情感能量积累的文化共同体。而《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谜语大会》等节目，在演播室舞台上设置汉字偏旁、祥云标志等立体悬挂设计，构建了充满文化元素与民族特色的媒介仪式空间，使节目在形式和内容上具有明显的仪式特征，将人们带入共享文化的仪式空间内，在媒介空间内感受传统艺术文化的魅力。

媒介通过仪式化的传播方式，为传统文化的传播提供了现代框架，带给观众仪式化体验。现代媒介借助技术发展在互动手段上实现了转变。兰德尔·柯林斯在《互动仪式链》中提出构成互动仪式的四方面要素或起始条件，而通过互动仪式，个体存在获得一种成员身份的感觉。中央电视台戏曲类节目《叮咯咙咚呛》不断强调不同戏曲艺术的行为规范及拜师学艺的仪式化行为，显著增加了学艺过程的仪式感。随着投票的持续进行，受众会愈加强烈地体验到共享的情感，情感已经开始逐渐主导意识，受众参与投票也更强化了戏曲文化的神圣性与仪式感。此类仪式化的传播方式，一方面，构筑了共享的文化资源，为受众赋予了相同的文化情感体验；另一方面，互动使电视节目受众获得了以往感受不到的亲身到场的参与体验，这种“现场感”更容易将个体拉入媒介仪式之中，形成良好的互动体验，积累团结的集体和强大的个体能量，个体成员在集体中相互关注确认身份，进而构建出具有感召力的“媒介仪式”。

媒介本身成为一种仪式或集体庆典。媒介无处不在，逐渐成为人们了解和感知世界的最重要的中介。维克多·特纳在《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中，将权力的表演和冲突引入仪式的分析中，从而将宗教仪式与更广泛的社会权力关系联系起来。媒介不仅拥有自身特定的制度、规范和运作机制，而且在维护特定利益的同时，也会树立自己的权威使其合理化、合法化。一方面，媒介借助各种制作出的符号、信息传播价值观，进行社会引导和意识形态宣传，强化既有的社会秩序和规范；另一方面，通过一定时期相对稳定的符号传播积累，媒介不断地巩固自己的权力边界，将其日常化和制度化，进而影响人们对于媒介的感知。仪式自古以来就是实现和巩固权力机制、关系的行为，在这一过程中，也就形成了构建媒介仪式的原因和结果。

不论是《中国诗词大会》《中国汉字大会》等汉字拼写类节目，还是《梨园春》《叮咯咙咚呛》等传统戏曲类节目，即使形式丰富多样，风格迥异，也都是媒介仪式的具体呈现和表达。换句话说，媒介仪式实际上以媒介为依托，以仪式为行为，来强化和稳定权力机制、共享文化资源、实现集体文化认同，而在演播室空间内构筑出的想象空间，使个体在集体中凝聚认同的能量，完成身份确认。

路易斯·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提出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新命题，即“意识形态把人询唤为主体”。个体对意识形态的承认和接收，是一个双重确认的过程，将个体询唤为主体的过程，是一种意识形态与主体的互认过程。^[4]借用阿尔都塞的询唤理论可以解释媒介仪式所代表的询唤的主体（意识形态），是通过一系列的方式和手段将客体（受众）询唤成为主体，完成媒介仪式中个体成员的身份确认。

传统文化类电视节目造成的“国学热潮”，很大部分与大众的童年记忆的询唤有关。在现代社会中，传统文化在工业化的冲击下退居背后，在社会中由主流存在转变为非主流式存在，逐渐内化为精神、价值或仪式，很难使自小接受以古诗词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大众，在当今工业化社会中寻找到文化认同，这也就是现代教育中出现的“记忆危机”。若这种记忆危机得不到重视并采取相应措施，一代代年轻人就无法再共享相当程度上的文化记忆，而社会、集体和个人将会陷入不同程度的身份认同危机与个人存在焦虑。

在询唤的过程中，很大一部分文化记忆是带有表演成分的，此类表演的元素，同样构成客体询唤成主体的一部分。在某些公众场合，家长出于炫耀、攀比等心理，总会驱动自家的孩子表演背诵古诗词、《三字经》等传统文化经典。部分孩子对这种公众场合的表演积极迎合；而有些孩子在持续的压力下，被动且痛苦地进行“表演”；也有一部分因羞怯难以启齿，持抗拒态度，这种抗拒招致家长与孩子之间的直接或间接冲突。此类行为中就包含许多戏剧冲突、竞赛等表演的成分，这种表演属性在现代传统文化类电视节目中有较为明显的呈现。涂尔干认为，仪式是由社会成员或者专门人员参与的象征性的、表演性的、传统性的、程式化的一整套行为方式。^[5]表演作为一种行为方式，本身就是仪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选手在比赛中的优秀“表演”，也催生了部分受众对于传统文化理解的转变。部分童年时期痛苦的诗词背诵学习记忆，逐渐转变为对传统文化的认可心态，这种由被动询唤到主动确认的身份转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良性发展的侧面呈现。

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中对民族主义进行探讨，并将主要注意力聚焦在民族主义的文化资源，尤其是观念意识的转变上，这一转变使得民族存在的想象成为可能。^[6]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是一个被虚拟、建构起来的民族共同体，蕴含着对人们的强大感染力。安德森还参考沃森在《民族与国家》中的观点探讨族群这一文化概念，即它是通过具体象征物（如旗帜、民族服装、仪式）想象出来的。民族成员无法认识每一位同胞，而相互连接的民族意象却能够停留在成员们的心中。传统文化中凝结着大量属于族群文化的具体象征物，传统文化节目以媒介仪式的形式构建出一个虚拟的、具有历史感的“想象空间”，在这一空间内，以中华民族的具体象征意象，召唤出民族成员共同的文化情境和文化记忆，这也是想象共同体逐渐形成的过程。

当然，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对于文化情境和文化记忆的召唤只是表征，其深层结构是对民族文化的文化自觉。费孝通认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势。在全球化的大文化背景下，要做到“文化自觉”，就需要对本民族文化有强烈的求知和探索欲望，充分认识到民族文化对现代生活的重要精神引领和精神塑造作用。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具有厚重的历史感和仪式性，作为个体观众通过多重媒介形式和手段进入到“媒介仪式空间”之中，将散乱的处于不同空间的个体重新“部落化”“集体化”，形成“虚拟同在”，这也就踏入了接触文化的第一步。通过同步答题、与全国网友竞赛、共同投票决定竞赛结果等行为，促成在场感和相互关注的发生，实现个体能量的累计进而找到情感认同和精神归宿。同时，部分文化意识的形成，也将仪式成员们由文化“自在”引导至文化“自为”，从而完成文化的自觉。(www.xing528.com)

罗兰·巴特曾说，对抗神话的最佳武器是神话自己。换句话说，一种人为的神话的重组，也将意味着原本的神话的消解。而电视媒介对文化认同感的构建，由于行业偏激的恶性竞争、传统文化内核的不正确解读、追求即时效果忽略长远发展的策略等行为，也在被逐渐消解。

文化共同体是特定的文化传统中主体对其文化的内在体验和认同，媒介仪式构建想象的共同体，召唤出特定的文化记忆和文化情境，最终目的是为了形成和强化一种身份认同。处于媒介仪式中的人们被询唤出的记忆和情境，各有不同。有的观众想起童年爱玩的成语接龙、古诗接龙；有的观众则被唤起痛苦和扭曲的文化记忆，如不仅有古诗词课枯燥烦琐的记忆，还有同学之间的相互比较，在老师面前争相表演的记忆等。每个时代的结构决定着这个时代集体记忆的构建方向和架构，集体框架恰恰是用以重建过去意象的工具。同一教育体制下大部分的人所共有的集体记忆，是一个时代文化的延续、传承和表达。媒介仪式召唤的痛苦的、扭曲的文化情境和文化记忆，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审视和思考。

从2013年开始，随着中央电视台《汉字听写大会》等节目的热播，加上政策的扶持，多家卫视纷纷将注意力转向传统文化节目，一时间，同类型节目蜂拥而至，但整体同质化现象十分严重。不可否认，节目适当同质化有利于提高受众接受度，降低制作成本；当引导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成为一种风尚，就更助于民族共同体的塑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方面，会促成中国电视行业“拿来主义”的盛行，使受众逐渐对竞赛式、表演式的传统文化节目产生审美疲劳，兴趣趋向平缓，对同类型节目的“品尝”逐渐由“新鲜”转为“常态”。加上竞赛这种表演意味的行为逐渐使电视节目的“仪式感”流失，从而失去节目竞争力。另一方面，部分传统文化类节目为重新获取收视率，博取受众眼球开始剑走偏锋，走向歧途。不良的节目制作行为对大众造成一定程度上文化理解的扭曲，使普罗大众逐渐丧失学习传统文化知识时沉浸式的、体味性的、感受意境式的学习体验。

传统文化类节目本身是对娱乐背后主导的传统再现，实质还是以娱乐为核心，以传统文化为表征。以《百家讲坛》为例，传统文化类节目中的嘉宾作为“精英文化”的代表，扮演着解读与传播传统文化，架起普罗大众近距离感受、欣赏诗词文化桥梁的重要角色。专家对古诗词及其背景故事的解读，将古诗词中深层蕴含的价值观内核抽丝剥茧，深入浅出地呈现出来，这种引经据典或精彩点评，使专家成为文化节目建构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但于丹对《论语》等古代经典的“自由化解读”，遭到很多业内专业学者的质疑。这种力图摆脱宏观叙事，而专注于个人性质微观叙事的行为，是媒体利用大众的心理需求，迎合大众精神慰藉的心理而诞生的现象。很难想象，当我们习惯了电视媒介为我们建构的媒介仪式之后，在现实相对严肃、严谨的国学教育中，少了相对娱乐化的形式、符号和表达，大众是否还能保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持续了解和探索欲望？

传统文化的仪式传播情境存在“事件传播”和“日常传播”两种形式。对于“事件传播”，丹尼尔·戴扬和伊莱休·卡茨在《媒介事件》中认为，它是一种特殊的电视事件，这种仪式唤起的可能是全国乃至全世界的集体瞩目；而日常传播，则是一种泛仪式意义上的传播，在这种传播形态下，严肃性和仪式感被冲淡，更倾向于演播室等小场地周期性播出模式，大部分的传统文化节目都遵循这种传播规律。当传统文化节目形成日常的播出常态，是否能真正解决当下文化认同缺失和传统文化被持续忽视的现象？仅仅通过媒介仪式构建的文化共同体，是否能持续作用于现实生活中的日常实践？对以娱乐为主导的媒介仪式的过度关注和依赖，是否会对民族共同体的延续与传承带来益处？所有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

罗兰·巴特认为符号可以象征、指代事物，最终获得深层意义。符号有两个系统，通过第一个系统，我们知道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了解概念；而第二个系统，则指在第一个系统的概念图与某个群体所共享的符号之间建立关系，也就是“意指化”过程，从而生产出深层意蕴。《朗读者》《见字如面》《中国诗词大会》等传统文化节目，在仪式构建的过程中，将古诗词、成语等传统文化形式化为一种文化符号，作为传承与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切入点，媒介本身也就成了一种仪式，个体被拉入仪式空间内，积聚能量，相互关注并完成身份的确认，形成集体认同感。传统文化节目将历史文化、背景故事、情感体验与传统文化元素相结合，呈现出情感之美和生命之美，为受众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具有历史感的想象空间，使受众在沉浸和感叹文化的魅力、历史的厚重、生命的价值的同时，逐渐构建起民族文化共同体。

[作者朱赫系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2017级戏剧影视专业研究生；曾一果系苏州大学传媒学院院长助理，新闻传播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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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戴扬，卡茨.媒介事件[M].麻争旗，译.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3.

[3] COULDRY N.Media rituals：a critical approach[M].New York：Routledge，2003.

[4] 徐彦伟.结构与询唤——阿尔都塞后期意识形态思想的文本学研究[J].社会科学战线，2009（11）.

[5] 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东，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6] 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